五十年代以後的小說批評派紅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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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批評的特點，一是要求從作品出發，二是在進行批評時要有文學觀念和文學理論的依據。
李希凡和藍翎所依據的，從根本上說是唯物史觀，因此他們重視時代思潮和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對作品的影響。
但對小說批評派紅學的發展最有裨益的，是他們提出的作家的世界觀和創作的矛盾問題。
俞平伯喜歡探尋作者的作意，就小說批評來說，當然是必要的；但有時過分執著于作者的隻言片語，沒有把作者的主觀思想和《紅樓夢》的客觀意蘊适當區分開來，這是他的偏頗之處。
李希凡和藍翎則強調形象大于思想，認為曹雪芹的現實主義創作，必須依據生活的邏輯和藝術規律，結果會戰勝世界觀中某些落後的東西。
他們把曹雪芹與巴爾紮克加以比較，并引用恩格斯的話，證明《紅樓夢》作者也獲得了現實主義的偉大勝利參見《紅樓夢評論集》第3至第4頁。
。
我認為這是在那場讨論中，他們提出并加以論證的最有價值的理論觀點，可以成為使小說批評深化的永久性的話題。
劉大傑的《紅樓夢的思想與人物》出版于1956年，在時間上比李希凡、藍翎的《紅樓夢評論集》還要早些。
書中包括《紅樓夢引論》、《賈寶玉和林黛玉的藝術形象》、《薛寶钗的思想本質》、《探春的道路》、《晴雯的性格》、《尤三姐的悲劇》等六篇論文，其中《紅樓夢引論》寫于1953年12月，當時大讨論尚未開始。
由于作者是古典文學根底很深厚的文學史家，又不乏新穎的文學觀念，因此對《紅樓夢》的思想和人物所做分析，常常一語中的，言簡意赅。
此書的出版，為小說批評派紅學添了光輝。
關于《紅樓夢》悲劇的美學價值，向來是小說批評派紅學注意的中心，劉大傑對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紅樓夢》這一悲劇的曆史意義與藝術價值，絕不是單純建築在賈寶玉、林黛玉戀愛失敗的基礎上，同時是建築在揭露封建制度與貴族家庭的腐爛與罪惡上。
由于貴族家庭種種的腐爛與罪惡，由于封建統治集團的窮奢極欲的荒淫生活，結果是應了秦可卿所說的樹倒猢狲散的預言，使《紅樓夢》在結構上一反舊有小說戲曲的大團圓形式，而創造了極高的悲劇的美學價值。
”劉大傑：《紅樓夢的思想與人物》第7至第10頁，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在分析賈寶玉的性格特征和思想曆程時，他寫道： 賈寶玉生活在那個前呼後擁花團錦繡的大觀園裡，他始終是孤獨的、寂寞的、苦痛的，他時時在尋求自由，想飛到園子外邊的天地裡去，在兩百年前，他找不着道路，找不着方向，他感到的隻是窒息和空虛，他有時到佛經裡去求安慰，
李希凡和藍翎所依據的，從根本上說是唯物史觀，因此他們重視時代思潮和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對作品的影響。
但對小說批評派紅學的發展最有裨益的，是他們提出的作家的世界觀和創作的矛盾問題。
俞平伯喜歡探尋作者的作意，就小說批評來說，當然是必要的；但有時過分執著于作者的隻言片語，沒有把作者的主觀思想和《紅樓夢》的客觀意蘊适當區分開來，這是他的偏頗之處。
李希凡和藍翎則強調形象大于思想，認為曹雪芹的現實主義創作，必須依據生活的邏輯和藝術規律，結果會戰勝世界觀中某些落後的東西。
他們把曹雪芹與巴爾紮克加以比較，并引用恩格斯的話，證明《紅樓夢》作者也獲得了現實主義的偉大勝利參見《紅樓夢評論集》第3至第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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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認為這是在那場讨論中，他們提出并加以論證的最有價值的理論觀點，可以成為使小說批評深化的永久性的話題。
劉大傑的《紅樓夢的思想與人物》出版于1956年，在時間上比李希凡、藍翎的《紅樓夢評論集》還要早些。
書中包括《紅樓夢引論》、《賈寶玉和林黛玉的藝術形象》、《薛寶钗的思想本質》、《探春的道路》、《晴雯的性格》、《尤三姐的悲劇》等六篇論文，其中《紅樓夢引論》寫于1953年12月，當時大讨論尚未開始。
由于作者是古典文學根底很深厚的文學史家，又不乏新穎的文學觀念，因此對《紅樓夢》的思想和人物所做分析，常常一語中的，言簡意赅。
此書的出版，為小說批評派紅學添了光輝。
關于《紅樓夢》悲劇的美學價值，向來是小說批評派紅學注意的中心，劉大傑對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紅樓夢》這一悲劇的曆史意義與藝術價值，絕不是單純建築在賈寶玉、林黛玉戀愛失敗的基礎上，同時是建築在揭露封建制度與貴族家庭的腐爛與罪惡上。
由于貴族家庭種種的腐爛與罪惡，由于封建統治集團的窮奢極欲的荒淫生活，結果是應了秦可卿所說的樹倒猢狲散的預言，使《紅樓夢》在結構上一反舊有小說戲曲的大團圓形式，而創造了極高的悲劇的美學價值。
”劉大傑：《紅樓夢的思想與人物》第7至第10頁，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6年版。
在分析賈寶玉的性格特征和思想曆程時，他寫道： 賈寶玉生活在那個前呼後擁花團錦繡的大觀園裡，他始終是孤獨的、寂寞的、苦痛的，他時時在尋求自由，想飛到園子外邊的天地裡去，在兩百年前，他找不着道路，找不着方向，他感到的隻是窒息和空虛，他有時到佛經裡去求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