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證派紅學籠罩下的小說批評派紅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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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國維開其端的小說批評派紅學，命途多舛，剛一誕生，便有王夢阮和沈瓶庵以及蔡元培、鄧狂言等索隐派著作相繼問世，接着便是胡、蔡論戰，考證派紅學的壓倒優勢于是形成。所以王國維的《紅樓夢評論》，并沒有在社會上引起多大反響。俞平伯的紅學研究，因為代表的是小說批評與文學考證的結合，雖然在社會上有影響，人們卻沒有理解他的特殊研究方法，誤認為與胡适的考證毫無二緻，盡管如此，他似乎還感受到一定的壓力，因而在《紅樓夢辨的修正》一文中自為回護。可見受考證派紅學籠罩的小說批評派紅學，處境是何等艱窘。
當然在胡适發表《紅樓夢考證》之前，梁啟超倡導小說界之革命，談論小說一時蔚為風氣，有的專論《紅樓夢》的文章，已與我們所說的小說批評非常相似。1915年《小說海》上刊載的季新的《紅樓夢新評》參見《紅樓夢卷》第一冊，第301至第319頁。，方法基本上還未能擺脫評點式，但持論甚深邃，對《紅樓夢》的反封建的思想内涵多有闡發，論點相當大膽。即如文章在提出寶玉一生鐘情于黛玉，而又往往濫及其情于旁人，此不足為訓之後，對各種婚姻制度有一段爬羅剔抉的議論。先是撻伐一夫多妻制：“若一夫多妻之制，直視女子如飲食之物。八大八小，十二圍碟，樣樣不同，各有适口充腸之美，下箸既頻，又欲辨其味，大嚼之後，便已棄其餘，直不視為人類，又何愛情之有?”然後泛論婚姻制度本身：
推而極之，則婚姻之制度亦為愛情之障礙。蓋多妻之制，以女子為飲食物，固是私心；一妻之制，以女子為珍寶，亦是私心。西人斥多妻者之言日：“汝有鑽石如此，将以之嵌戒指乎?抑将捶為無數之碎顆乎?”此以喻愛情之宜專也。殊不知視婦女為珍寶之心，皎然如見，此不可為諱者也。中國之俗，結婚不得自由。西國之俗，結婚得自由矣，而離婚不得自由……誠以婚姻者以愛情為結合，愛情既渝，為婚姻自然當離也。于是社會學者，倡為廢去婚姻制度之說……以餘論之，男女相合之事約可分為四期。草昧之世，榛榛狂狂，男女雜媾，無所謂夫婦，此一期也。定以法制，以防淫縱，然野蠻故态，仍未盡去，于是有一夫多妻之制，又有一妻多夫之制，此為二期也。一夫一妻，著于法律，至于情夫情婦狎妓等事，隻能以道德相規，不能以法律相繩，此第三期也。為離為合，純任愛情，此第四期也。以理言之，自以第四期為最宜；然必俟其男女道德皆已臻于純美，又知以衛生為念，然後可行，否則将複返于榛狂之世矣。法制者，道德之最低級，使不肖者歧而及之者也。因世界多不肖之人，不得已設為法律以制之，使不肖不絕迹于世，則法制終不可廢。故今日為計，仍以一夫一妻制最為合宜。
此一系列觀念，我們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可以找到依據，立說既大膽，又平實，放在七十年後的今天，也沒有過時之感，反證出中國社會發展之緩慢。作者随後又提倡，愛情一是要自由，一是要平等，須“自重其愛情，尤當知重他人之愛情”。因此他聯系《紅樓夢》的有關描寫，認為寶玉的“濫用其情”，便不是以平等為根基的。結論是令人信服的。
季新的《紅樓夢新評》，更多地是從社會改良的角度來剖解《紅樓夢》，主觀注入的思想多，客觀分析作品不夠。1914年《中華小說界》發表的成之的文章參見《紅樓夢卷》第二冊，第600至第620頁。，在思想上多有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的遺緒，也具有一定代表性；不過主要是解釋第五回的一支支《紅樓夢曲》，見地雖不乏有，可是又認為《紅樓夢》中的人物各“代表主義”，則未免太鑿。他們近似于小說批評，還不能說是完全的小說批評。
當然在胡适發表《紅樓夢考證》之前，梁啟超倡導小說界之革命，談論小說一時蔚為風氣，有的專論《紅樓夢》的文章，已與我們所說的小說批評非常相似。1915年《小說海》上刊載的季新的《紅樓夢新評》參見《紅樓夢卷》第一冊，第301至第319頁。，方法基本上還未能擺脫評點式，但持論甚深邃，對《紅樓夢》的反封建的思想内涵多有闡發，論點相當大膽。即如文章在提出寶玉一生鐘情于黛玉，而又往往濫及其情于旁人，此不足為訓之後，對各種婚姻制度有一段爬羅剔抉的議論。先是撻伐一夫多妻制：“若一夫多妻之制，直視女子如飲食之物。八大八小，十二圍碟，樣樣不同，各有适口充腸之美，下箸既頻，又欲辨其味，大嚼之後，便已棄其餘，直不視為人類，又何愛情之有?”然後泛論婚姻制度本身：
推而極之，則婚姻之制度亦為愛情之障礙。蓋多妻之制，以女子為飲食物，固是私心；一妻之制，以女子為珍寶，亦是私心。西人斥多妻者之言日：“汝有鑽石如此，将以之嵌戒指乎?抑将捶為無數之碎顆乎?”此以喻愛情之宜專也。殊不知視婦女為珍寶之心，皎然如見，此不可為諱者也。中國之俗，結婚不得自由。西國之俗，結婚得自由矣，而離婚不得自由……誠以婚姻者以愛情為結合，愛情既渝，為婚姻自然當離也。于是社會學者，倡為廢去婚姻制度之說……以餘論之，男女相合之事約可分為四期。草昧之世，榛榛狂狂，男女雜媾，無所謂夫婦，此一期也。定以法制，以防淫縱，然野蠻故态，仍未盡去，于是有一夫多妻之制，又有一妻多夫之制，此為二期也。一夫一妻，著于法律，至于情夫情婦狎妓等事，隻能以道德相規，不能以法律相繩，此第三期也。為離為合，純任愛情，此第四期也。以理言之，自以第四期為最宜；然必俟其男女道德皆已臻于純美，又知以衛生為念，然後可行，否則将複返于榛狂之世矣。法制者，道德之最低級，使不肖者歧而及之者也。因世界多不肖之人，不得已設為法律以制之，使不肖不絕迹于世，則法制終不可廢。故今日為計，仍以一夫一妻制最為合宜。
此一系列觀念，我們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可以找到依據，立說既大膽，又平實，放在七十年後的今天，也沒有過時之感，反證出中國社會發展之緩慢。作者随後又提倡，愛情一是要自由，一是要平等，須“自重其愛情，尤當知重他人之愛情”。因此他聯系《紅樓夢》的有關描寫，認為寶玉的“濫用其情”，便不是以平等為根基的。結論是令人信服的。
季新的《紅樓夢新評》，更多地是從社會改良的角度來剖解《紅樓夢》，主觀注入的思想多，客觀分析作品不夠。1914年《中華小說界》發表的成之的文章參見《紅樓夢卷》第二冊，第600至第620頁。，在思想上多有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的遺緒，也具有一定代表性；不過主要是解釋第五回的一支支《紅樓夢曲》，見地雖不乏有，可是又認為《紅樓夢》中的人物各“代表主義”，則未免太鑿。他們近似于小說批評，還不能說是完全的小說批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