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學考證的範圍及不平衡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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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學考證的範圍,胡适最早提出的是作者、時間、版本三項,周汝昌再加以具體化和理論化,确認曹學、版本學、脂學、探佚學為考證的主要對象。
現在材料危機在曹學上表現得最為明顯,版本學、脂學、探佚學三個方面還有一定的回旋餘地。
胡适、俞平伯、周汝昌開始做紅學考證的時候,《紅樓夢》的早期抄本有的沒有出世,有的雖然出世了,但珍藏在個别學者手中,絕大多數研究者無法窺其奧秘。
現在己卯本、庚辰本、甲戌本、夢稿本、舒元炜序本、戚序本已經影印出版;蒙古王府本、夢覺主人序本、鄭振铎藏本、南京圖書館藏戚序稿本,有的有複印件,有的可以供研究者借閱;連紅學界企盼已久的蘇聯列甯格勒藏抄本,中華書局今年也影印出版了。
除“迷失”的南京靖應鵑藏本尚待追尋,已經知道的脂評系統的《紅樓夢》抄本,大多數都比較容易看到,有的已做到學者人手一冊,這為版本研究提供了方便條件。
因此之故,七十年代中期以後,版本考證出現了小小的熱潮,僅1975年至1985年共十年的時間,各學術刊物發表的關于《紅樓夢》版本的論文就有一百三十篇之多,台灣、香港地區的數字還沒有包括在内。
研究版本問題的專著,出版了多種。
1975年,吳恩裕、馮其庸兩先生根據己卯本《石頭記》避“祥”字、“曉”字諱,考訂該抄本系怡親王府的藏抄本吳恩裕、馮其庸:《己卯本散失部分的發現及其意義》,載1970年3月24日《光明日報》。
,為版本研究開了新生面。
不久,馮其庸的對己卯和庚辰做綜合比較研究的《論庚辰本》問世了馮其庸:《論庚辰本》,上海文藝出版社1978年版。
,這是《紅樓夢》版本考證的第一本專著。
當曹學陷入危機的時候,版本學卻出現了生機,這種情況說明,考證派紅學多少還保留一種在對象上的自我調節機制,使它不至于一下子走入絕境。
而從作品本身出發的文學考證,也還有進一步發揮的餘地。
1969年宋淇撰有《論“冷月葬花魂”》一文宋淇:《論“冷月葬花魂”》,載《明報月刊》1969年第40期。
,參照各早期抄本文字的異同,考析黛玉、湘雲聯句的規定情境,以及黛玉《葬花詞》已有“知是花魂與鳥魂”句,第三十七回黛玉《詠白海棠》也用于“借得梅花一縷魂”,說明流傳已久的“冷月葬詩魂”實應作“冷月葬花魂”。
考論得甚具說服力。
因此可以說,研究紅學而采取文學考證的方向,就不會存在危機問題。
至于版本學,是和脂學、探佚學聯系在一起的。
研究版本,特别是研究早期抄本,必然要涉及脂批。
現在看到的己
現在材料危機在曹學上表現得最為明顯,版本學、脂學、探佚學三個方面還有一定的回旋餘地。
胡适、俞平伯、周汝昌開始做紅學考證的時候,《紅樓夢》的早期抄本有的沒有出世,有的雖然出世了,但珍藏在個别學者手中,絕大多數研究者無法窺其奧秘。
現在己卯本、庚辰本、甲戌本、夢稿本、舒元炜序本、戚序本已經影印出版;蒙古王府本、夢覺主人序本、鄭振铎藏本、南京圖書館藏戚序稿本,有的有複印件,有的可以供研究者借閱;連紅學界企盼已久的蘇聯列甯格勒藏抄本,中華書局今年也影印出版了。
除“迷失”的南京靖應鵑藏本尚待追尋,已經知道的脂評系統的《紅樓夢》抄本,大多數都比較容易看到,有的已做到學者人手一冊,這為版本研究提供了方便條件。
因此之故,七十年代中期以後,版本考證出現了小小的熱潮,僅1975年至1985年共十年的時間,各學術刊物發表的關于《紅樓夢》版本的論文就有一百三十篇之多,台灣、香港地區的數字還沒有包括在内。
研究版本問題的專著,出版了多種。
1975年,吳恩裕、馮其庸兩先生根據己卯本《石頭記》避“祥”字、“曉”字諱,考訂該抄本系怡親王府的藏抄本吳恩裕、馮其庸:《己卯本散失部分的發現及其意義》,載1970年3月24日《光明日報》。
,為版本研究開了新生面。
不久,馮其庸的對己卯和庚辰做綜合比較研究的《論庚辰本》問世了馮其庸:《論庚辰本》,上海文藝出版社1978年版。
,這是《紅樓夢》版本考證的第一本專著。
當曹學陷入危機的時候,版本學卻出現了生機,這種情況說明,考證派紅學多少還保留一種在對象上的自我調節機制,使它不至于一下子走入絕境。
而從作品本身出發的文學考證,也還有進一步發揮的餘地。
1969年宋淇撰有《論“冷月葬花魂”》一文宋淇:《論“冷月葬花魂”》,載《明報月刊》1969年第40期。
,參照各早期抄本文字的異同,考析黛玉、湘雲聯句的規定情境,以及黛玉《葬花詞》已有“知是花魂與鳥魂”句,第三十七回黛玉《詠白海棠》也用于“借得梅花一縷魂”,說明流傳已久的“冷月葬詩魂”實應作“冷月葬花魂”。
考論得甚具說服力。
因此可以說,研究紅學而采取文學考證的方向,就不會存在危機問題。
至于版本學,是和脂學、探佚學聯系在一起的。
研究版本,特别是研究早期抄本,必然要涉及脂批。
現在看到的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