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誰把紅學引入不歸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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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祚來 對《紅樓夢》的迷信與追捧持續了近百年,綜觀紅學百年史,幾可以為是一部文化鬧劇史,它與中國近百年動蕩史相輝映,折射出一個民族文化在這一時期的無奈、彷徨、無聊以及方向迷失的悲哀。

     紅學研究被異化是《紅樓夢》一書流傳、傳播缺憾造成,而這種“缺憾”(書的作者、作者身世、書的續補、版本之謎)緻使文化研究者趨之若鹜,無數的智慧情趣都為這“缺憾”而生發,“紅學”成了探佚獵奇學。

     文學的研究應探讨其文學文本與藝術規律,而自胡适始,紅學研究卻變成了在文學著作外探讨曆史的真相!一直到今天央視熱播劉心武熱評《紅樓夢》,都在承襲胡适這一研究之歧途!劉心武如果做書齋研究,無可厚非,三兩同仁把酒話紅樓倒也無妨,當他的所謂“秦學”被央視放大、被全國觀衆追捧時,它的社會問題就顯現出來了,這種閑情“學術”不僅擠占了嚴肅的、科學的學術空間,也誤導了大衆健康的文化關注。

    也正因為此,我在博客網上發表了一篇網文《從劉心武包二奶看知識分子的堕落》,批評劉心武把紅學變成包二奶一樣病态的精神寄托方式。

    此文一發,海内外近百家網絡、報刊紛紛關注、轉載,新浪網為此開設了專題予以讨論。

     一、一個典故後面的隐喻 關于紅學源起有一個典故: “紅學”的名稱來源于清代道光年間的一則笑話:松江士人朱昌鼎隻喜歡看小說,對《紅樓夢》特别着迷。

    有朋友問朱昌鼎:“你為什麼不研究經學?”朱答:“我也研究經學,不過我研究的經學,比别人的少一畫三折。

    ”繁體的經字少一畫三折就是紅字(事見均耀《慈竹居零墨》)。

    另外,李放的《八旗畫錄注》裡有這樣的記載:“光緒初,京朝士大夫尤喜讀之(按指《紅樓夢》),自相矜為紅學雲。

    ”由這些記載,也可看出清代研讀《紅樓夢》風氣之盛。

    我們從典故看這個學問誕生的時代,正是經學與科舉制衰落的時代,是中國傳統文化人心理斷乳期,文化人空虛苦悶的心理得有所補償,用什麼來彌補呢?經學已無補于世,而《紅樓夢》卻可有慰吾心,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是文人精神自慰的替代品。

     []清末民國初年,也就是士人朱昌鼎所處的時代,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動蕩的時代,從變法維新到走向共和,一批血性中國男兒都在為民族存亡或思想或出生入死,紅學在這時誕生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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