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之舉：廢少立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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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将自己身份轉變為“外戚”的董卓，又沒有走東漢中後期外戚執政的老路，即以大将軍來領導朝臣，而是做了三公之一的司空，要把自己裝扮成士大夫的領袖，廢少立獻由此就轉而成為士大夫分内的事情。可是這也隻能作為董卓的一廂情願，士大夫是否會承認他呢？
前文指出士大夫從行政層面中發現了解決皇權危機的出口，臣權自強得到了認可，但董卓這樣的強臣，又與他們的企盼有着一定距離，這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董卓性格上有缺陷，“強忍寡義，志欲無厭”（《後漢書》卷七〇《鄭泰傳》），士大夫難以接受。
第二，董卓以董太後作為廢少立獻的依托，使得在逼迫董太後遷歸藩國中站在何進一方的士大夫，很難對此加以認同。
第三，士大夫敢于介入洛陽政變，并且初步掌握了領導權，就意味着他們已經在主動地選擇政治路向，而董卓的進京則終止了這一選擇。董卓所表現出的極強的政治獨立性和擁有的強大武力，又剝奪了士大夫的領導權。
第四，廢少立獻的結果，不會向有利于士大夫的一面發展，董卓專權是必然的趨勢，甚至會導緻東漢帝國的覆亡。董卓在廢舊立新前夕，就曾明言：“劉氏種不足複遺。”（《三國志》卷六《袁紹傳》）廢少立獻僅是董卓政治圖謀的第一步。下一步就是要實現政權更替。
士大夫雖然有暗合董卓廢少立獻的一面，由此導緻了在董卓主持的百僚大會集議廢立上保持沉默，以及在目睹廢少立獻真正付諸實施時，尚書丁宮會套用《春秋》大義來印證廢少立獻的合理性，太傅袁隗要親自“解帝玺绶”，但他們仍會把董卓置于其群體之外，視作異己，像鮑信會建議對董卓進行突然襲擊，袁紹等人會有意識地脫離洛陽朝堂而奔赴地方州郡，糾集武裝，樹立反董大旗。洛陽城中不便于做的事情，大可在城外展開。
也正是在士大夫對董卓的縱容和放棄之間，廢少立獻的政治結局具有了兩面性：
一面是：因士大夫的縱容，使得董卓廢少立獻得以順利實現，長期以來由太後、外戚、宦官造成的東漢皇權危機，就在來自于官僚層面的幹預下而得到了形式上的解決，但皇權衰弱的狀态并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改觀。皇權被強權所壓制的結果，就為漢魏之際的政治發展先期設定了多重的選擇：是用強權取代東漢皇權，建立新皇權？還是擺脫強權，恢複東漢皇權？這都需要後來的人們仔細面對。
另一面是：因士大夫對董卓的放棄，以廢少立獻為标志，東漢帝國開始解體。宋人葉适認為漢末的敗亡不同其他朝代，其顯著的特色是：“兵民未叛而吏士大夫先叛，此前後所無也。”（《習學記言序目》卷二七）誠然，在東漢帝國徹底消亡的過程中，士大夫最終是要扮演肢解國家的角色。但如何扮演，卻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
前文指出士大夫從行政層面中發現了解決皇權危機的出口，臣權自強得到了認可，但董卓這樣的強臣，又與他們的企盼有着一定距離，這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董卓性格上有缺陷，“強忍寡義，志欲無厭”（《後漢書》卷七〇《鄭泰傳》），士大夫難以接受。
第二，董卓以董太後作為廢少立獻的依托，使得在逼迫董太後遷歸藩國中站在何進一方的士大夫，很難對此加以認同。
第三，士大夫敢于介入洛陽政變，并且初步掌握了領導權，就意味着他們已經在主動地選擇政治路向，而董卓的進京則終止了這一選擇。董卓所表現出的極強的政治獨立性和擁有的強大武力，又剝奪了士大夫的領導權。
第四，廢少立獻的結果，不會向有利于士大夫的一面發展，董卓專權是必然的趨勢，甚至會導緻東漢帝國的覆亡。董卓在廢舊立新前夕，就曾明言：“劉氏種不足複遺。”（《三國志》卷六《袁紹傳》）廢少立獻僅是董卓政治圖謀的第一步。下一步就是要實現政權更替。
士大夫雖然有暗合董卓廢少立獻的一面，由此導緻了在董卓主持的百僚大會集議廢立上保持沉默，以及在目睹廢少立獻真正付諸實施時，尚書丁宮會套用《春秋》大義來印證廢少立獻的合理性，太傅袁隗要親自“解帝玺绶”，但他們仍會把董卓置于其群體之外，視作異己，像鮑信會建議對董卓進行突然襲擊，袁紹等人會有意識地脫離洛陽朝堂而奔赴地方州郡，糾集武裝，樹立反董大旗。洛陽城中不便于做的事情，大可在城外展開。
也正是在士大夫對董卓的縱容和放棄之間，廢少立獻的政治結局具有了兩面性：
一面是：因士大夫的縱容，使得董卓廢少立獻得以順利實現，長期以來由太後、外戚、宦官造成的東漢皇權危機，就在來自于官僚層面的幹預下而得到了形式上的解決，但皇權衰弱的狀态并沒有得到實質性的改觀。皇權被強權所壓制的結果，就為漢魏之際的政治發展先期設定了多重的選擇：是用強權取代東漢皇權，建立新皇權？還是擺脫強權，恢複東漢皇權？這都需要後來的人們仔細面對。
另一面是：因士大夫對董卓的放棄，以廢少立獻為标志，東漢帝國開始解體。宋人葉适認為漢末的敗亡不同其他朝代，其顯著的特色是：“兵民未叛而吏士大夫先叛，此前後所無也。”（《習學記言序目》卷二七）誠然，在東漢帝國徹底消亡的過程中，士大夫最終是要扮演肢解國家的角色。但如何扮演，卻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