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在何方：自強的出路是武裝(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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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發生在中平二年（185）的洛陽。名士張玄聽說司空張溫已被任命為車騎将軍，即将率軍西征，去讨伐涼州的邊章叛亂，便前往張溫處，進行遊說。他陳述了當今天下大亂的根源是宦官幹政，進而提出了自己的建議：“聞中貴人公卿已下當出祖道于平樂觀，明公總天下威重，握六師之要，若于中坐酒酣，鳴金鼓，整行陣，召軍正執有罪者誅之，引兵還屯都亭，以次剪除中官，解天下之倒懸，報海内之怨毒，然後顯用隐逸中正之士，則邊章之徒宛轉股掌之上矣。”（《後漢書》卷三六《張玄傳》）張玄說得很明白，現在張溫兵權在握，趁着達官貴人為他送行之際，先殺幾個罪大惡極者，然後就起兵殺宦官，解除天下苦難。但是，張溫卻認為自己做不了這樣的事。此事作罷。
第三件事發生在中平五年（188）的冀州。冀州刺史王芬聚集了一批豪傑之士，他們是：陳逸、許攸、周旌、襄楷等人。陳逸，陳蕃之子，在陳蕃罹難之後，得到陳蕃友人的保護，逃匿民間。許攸，前面已經做過介紹，是“奔走之友”的成員之一，他在冀州的出現，莫非是有使命在身？周旌，事迹不詳。襄楷，這是一個與早期道教和佛教東傳都有關聯的人物，善“天文陰陽之術”，也正是基于他對天文變化的預測，“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真族滅矣”（《三國志》卷一《武帝紀》注引《九州春秋》），才使得王芬等人決計乘靈帝北巡之際，廢靈帝立合肥侯，并以地方盜賊橫行、侵擾郡縣為名，募集到了一支兵馬。後靈帝取消北巡，刺殺行動流産，王芬自殺。
在這三件事中，窦武要控制北軍，張玄看重的是張溫手中兵權在握，王芬要募集郡國兵，思路基本一緻，就是以武力為依托，消滅控制皇權的勢力，乃至廢舊立新。看來，武裝已經成為解決東漢政治難題不可缺少的工具，而窦武的失敗，張溫的不作為，王芬的自殺，又使得武裝能否為士大夫所用成為問題。
而桓靈以來，名士任俠蔚為風尚，士大夫出現武人化的傾向，使得武裝必将成為士大夫的囊中物。
先來看名士任俠，這對于我們來說應該不陌生，前面講“奔走之友”中就有“力能兼人”的俠客伍孚，那位黨人名士張邈也是俠肝義膽。伍孚後來作為海内名士進了何進幕府，在那裡他并不孤單，同氣相求者有王匡、鮑信等人；王允也是文武兼修，“允少好大節，有志于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後漢書》卷六六《王允傳》）。還有那洛陽公子的任俠仗氣，這洛陽公子中不僅有袁紹、袁術兄弟，還有日後将在漢末政治舞台上唱主角的曹操。仗氣是年青人的性格特征，無需深究。而任俠，就要有些功夫了，所以韓非子會說：“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韓非子·五蠹》）這裡舉曹操的一個例子：一次曹操偷偷摸進大宦官張讓的房間，被張讓發現，曹操就展示了一下他的武藝，“舞手戟于庭，逾垣而出”，于是，就有人評價他說：“才武絕人，莫之能害。”（《三國志》卷一《武帝紀》注引孫盛《異同雜語》）此外，任俠者多權謀、喜兵法。袁紹為何進出謀劃策，引外兵進京勤王，是一例；曹操彙集諸家兵法，編成了《接要》，還為《孫子兵法》作注，又是一例。
這些任俠的名士們，後來大都要與軍事結緣，有着一段或長或短的軍旅生涯。像袁紹，擔任過西園軍将領；曹操，要比袁紹更早地接觸到武裝，他曾經作為騎都尉，率部進入颍川，與黃巾作戰。後來也進入西園軍，任典軍校尉。那時他的理想就是能夠為“國家讨賊立功”，封侯做征西将軍；袁術，從折沖校尉做到統帥宮内衛士的虎贲中郎将；王匡、鮑信等回到家鄉招募兵馬，有了自己的武裝……
擔任軍職，加速了士大夫的武人化進程；接觸武裝直至控制武裝，使得士大夫在理性行政之外，又有了應對突發事件的強有力工具。窦武的覆轍不可重走，張溫的不作為成為過去，更不能像王芬那樣被逼上絕路，武裝最終要為士大夫所用，中平六年宦官斬殺何進，使得士大夫的武力得以釋放，外戚、宦官兩亡，京師的武裝理應置于士大夫的掌控之中，他們也要為東漢的政治前途作個選擇了。
第三件事發生在中平五年（188）的冀州。冀州刺史王芬聚集了一批豪傑之士，他們是：陳逸、許攸、周旌、襄楷等人。陳逸，陳蕃之子，在陳蕃罹難之後，得到陳蕃友人的保護，逃匿民間。許攸，前面已經做過介紹，是“奔走之友”的成員之一，他在冀州的出現，莫非是有使命在身？周旌，事迹不詳。襄楷，這是一個與早期道教和佛教東傳都有關聯的人物，善“天文陰陽之術”，也正是基于他對天文變化的預測，“天文不利宦者，黃門、常侍真族滅矣”（《三國志》卷一《武帝紀》注引《九州春秋》），才使得王芬等人決計乘靈帝北巡之際，廢靈帝立合肥侯，并以地方盜賊橫行、侵擾郡縣為名，募集到了一支兵馬。後靈帝取消北巡，刺殺行動流産，王芬自殺。
在這三件事中，窦武要控制北軍，張玄看重的是張溫手中兵權在握，王芬要募集郡國兵，思路基本一緻，就是以武力為依托，消滅控制皇權的勢力，乃至廢舊立新。看來，武裝已經成為解決東漢政治難題不可缺少的工具，而窦武的失敗，張溫的不作為，王芬的自殺，又使得武裝能否為士大夫所用成為問題。
而桓靈以來，名士任俠蔚為風尚，士大夫出現武人化的傾向，使得武裝必将成為士大夫的囊中物。
先來看名士任俠，這對于我們來說應該不陌生，前面講“奔走之友”中就有“力能兼人”的俠客伍孚，那位黨人名士張邈也是俠肝義膽。伍孚後來作為海内名士進了何進幕府，在那裡他并不孤單，同氣相求者有王匡、鮑信等人；王允也是文武兼修，“允少好大節，有志于立功。常習誦經傳，朝夕試馳射”（《後漢書》卷六六《王允傳》）。還有那洛陽公子的任俠仗氣，這洛陽公子中不僅有袁紹、袁術兄弟，還有日後将在漢末政治舞台上唱主角的曹操。仗氣是年青人的性格特征，無需深究。而任俠，就要有些功夫了，所以韓非子會說：“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韓非子·五蠹》）這裡舉曹操的一個例子：一次曹操偷偷摸進大宦官張讓的房間，被張讓發現，曹操就展示了一下他的武藝，“舞手戟于庭，逾垣而出”，于是，就有人評價他說：“才武絕人，莫之能害。”（《三國志》卷一《武帝紀》注引孫盛《異同雜語》）此外，任俠者多權謀、喜兵法。袁紹為何進出謀劃策，引外兵進京勤王，是一例；曹操彙集諸家兵法，編成了《接要》，還為《孫子兵法》作注，又是一例。
這些任俠的名士們，後來大都要與軍事結緣，有着一段或長或短的軍旅生涯。像袁紹，擔任過西園軍将領；曹操，要比袁紹更早地接觸到武裝，他曾經作為騎都尉，率部進入颍川，與黃巾作戰。後來也進入西園軍，任典軍校尉。那時他的理想就是能夠為“國家讨賊立功”，封侯做征西将軍；袁術，從折沖校尉做到統帥宮内衛士的虎贲中郎将；王匡、鮑信等回到家鄉招募兵馬，有了自己的武裝……
擔任軍職，加速了士大夫的武人化進程；接觸武裝直至控制武裝，使得士大夫在理性行政之外，又有了應對突發事件的強有力工具。窦武的覆轍不可重走，張溫的不作為成為過去，更不能像王芬那樣被逼上絕路，武裝最終要為士大夫所用，中平六年宦官斬殺何進，使得士大夫的武力得以釋放，外戚、宦官兩亡，京師的武裝理應置于士大夫的掌控之中，他們也要為東漢的政治前途作個選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