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做天子：新規則帶來的大混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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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漢中平六年夏四月丙辰，即公元189年5月13日，三十四歲的靈帝在他母親——董皇後的寝宮——洛陽南宮嘉德殿中度過了他生命的最後一段時光。身旁隻有一名宦官，時任小黃門之職的蹇碩從靈帝手中接過了遺诏。有關這份遺诏的内容，想必董後也已經了然于心了吧！
皇帝的母親還是皇後，而不是太後，這未免有些不合常規，但卻是事實。皇帝駕崩前，沒有召集自己的大臣們，囑托一下自己身後應注意的國家大政方針，這總是讓人費解的事情吧！而靈帝生前又沒有立太子，那份遺诏是否關涉新君繼立，蹇碩沒有及時公布，大家也就不得而知了。偌大的帝國不可一日無君，當務之急便是确定誰來登基。
按理說，這本該屬于國家政治中的大事情。可是，從東漢和帝至靈帝的一百年間，卻變公為私，成了純粹的“家務事”，料理過這樁家務事的有三種人，他們是：
後宮的女主子——舊朝的皇後、新朝的太後。
女主子的父兄。作為外戚，他們通常在“家務事”中要扮演出謀劃策的角色。因此，我們在史籍中就會看到，凡是記錄有關新君繼立的事情，就會出現一種固定的書法，即後與兄某某“定策禁中”，也就是說新皇帝的位子由誰來坐，這兩種人就可以商量定了。
此外，還有一種人，那就是宦官。百年間他們在新君繼立上也出過面，那還是在安帝延光四年（125）十一月二日（公曆12月14日）的時候，由中黃門孫程為首，十九名小宦官“聚謀于西鐘下”，發誓改變閻太後和其兄長車騎将軍閻顯迎立外藩繼統的計劃，要把廢太子劉保重新扶上皇位。十一月四日（公曆12月16日）夜，孫程等人發動宮廷政變，斬殺數名大宦官後，控制局勢，擁戴劉保即位，是為順帝。閻顯雖試圖反撲，但終無所成。孫程等十九人因此舉，皆封侯。
可見，皇帝的繼立已經脫離開了法定的程序，甚至還要出現暴力奪權的事件，顯然是不正常了。而百年間，走馬燈似地換了十位皇帝，這十位皇帝繼位時年齡都不大，最大的是桓帝，十五歲；最小的是和帝之子殇帝，還在襁褓中就被抱上了朝堂，供百官朝拜。
之所以如此，範晔在《後漢書》卷一〇上《皇後紀序》中說得就很明白：“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後，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
所謂“皇統屢絕”，是說皇帝沒有子嗣，也就沒有了接班人。這從和帝開始就有了先兆，和帝十歲登基，在位十六年，雖然有過很多皇子，但都早早地夭亡了，皇室自身無法找到病因所在，情急之下，索性把新生的皇子們寄養在民間，後來似乎就成了一條不成文的規定，靈帝的皇子辯就是在一位有些法術的“史道人”家裡長大的。而和帝直到駕崩前才勉強保住了一個百日大小的男嬰，算是可以繼統了。但嬰兒還沒到呀呀學語的時候，就告别了人世，和帝一脈自此斷絕。
不過，這并不是多麼要緊的事情，畢竟皇族還很壯大，新皇帝可以從皇族成員中産生。要緊的是，選定新皇帝的太後和外戚迷戀上了幼主登基、太後臨朝、外戚專政的模式，雖然他們會受到來自于制度層面的慣性幹擾，尤其是東漢前期的當政者基于對前朝政治失誤的自覺反思，明确規定了後族不得參與政治，使得他們在政治領域中一度還有所克制，像明帝時的馬皇後尚能出面限制馬氏兄弟的參政、封侯；和帝時外戚窦憲還需借尊崇太傅鄧彪，變相地來對國家政治施加影響等。可是，太後、外戚一經控制了新君的繼立，就完全可以确立天子對他們的依附，而天子的神聖性和權威性，絕不能因為他年幼無知就可以被臣下否定的。手中有了天子這樣的砝碼，太後等人就沒有必要去屈從于制度的擺布，而反過來就搖身一變成了皇權的代表，制度就可以為己所用了。
更需注意的是，太後臨朝稱制，卻認為自己要和朝臣們在一起商議國家大計，是不成體統的事情，便讓身邊的宦官作了傳聲筒。宦官們一經有了這樣的機會，搖身一變就成了現實皇權的代言人，正所謂“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後漢書》卷七八《宦者列傳序》），宦官專權又在所難免。
皇帝的母親還是皇後，而不是太後，這未免有些不合常規，但卻是事實。皇帝駕崩前，沒有召集自己的大臣們，囑托一下自己身後應注意的國家大政方針，這總是讓人費解的事情吧！而靈帝生前又沒有立太子，那份遺诏是否關涉新君繼立，蹇碩沒有及時公布，大家也就不得而知了。偌大的帝國不可一日無君，當務之急便是确定誰來登基。
按理說，這本該屬于國家政治中的大事情。可是，從東漢和帝至靈帝的一百年間，卻變公為私，成了純粹的“家務事”，料理過這樁家務事的有三種人，他們是：
後宮的女主子——舊朝的皇後、新朝的太後。
女主子的父兄。作為外戚，他們通常在“家務事”中要扮演出謀劃策的角色。因此，我們在史籍中就會看到，凡是記錄有關新君繼立的事情，就會出現一種固定的書法，即後與兄某某“定策禁中”，也就是說新皇帝的位子由誰來坐，這兩種人就可以商量定了。
此外，還有一種人，那就是宦官。百年間他們在新君繼立上也出過面，那還是在安帝延光四年（125）十一月二日（公曆12月14日）的時候，由中黃門孫程為首，十九名小宦官“聚謀于西鐘下”，發誓改變閻太後和其兄長車騎将軍閻顯迎立外藩繼統的計劃，要把廢太子劉保重新扶上皇位。十一月四日（公曆12月16日）夜，孫程等人發動宮廷政變，斬殺數名大宦官後，控制局勢，擁戴劉保即位，是為順帝。閻顯雖試圖反撲，但終無所成。孫程等十九人因此舉，皆封侯。
可見，皇帝的繼立已經脫離開了法定的程序，甚至還要出現暴力奪權的事件，顯然是不正常了。而百年間，走馬燈似地換了十位皇帝，這十位皇帝繼位時年齡都不大，最大的是桓帝，十五歲；最小的是和帝之子殇帝，還在襁褓中就被抱上了朝堂，供百官朝拜。
之所以如此，範晔在《後漢書》卷一〇上《皇後紀序》中說得就很明白：“東京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後，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
所謂“皇統屢絕”，是說皇帝沒有子嗣，也就沒有了接班人。這從和帝開始就有了先兆，和帝十歲登基，在位十六年，雖然有過很多皇子，但都早早地夭亡了，皇室自身無法找到病因所在，情急之下，索性把新生的皇子們寄養在民間，後來似乎就成了一條不成文的規定，靈帝的皇子辯就是在一位有些法術的“史道人”家裡長大的。而和帝直到駕崩前才勉強保住了一個百日大小的男嬰，算是可以繼統了。但嬰兒還沒到呀呀學語的時候，就告别了人世，和帝一脈自此斷絕。
不過，這并不是多麼要緊的事情，畢竟皇族還很壯大，新皇帝可以從皇族成員中産生。要緊的是，選定新皇帝的太後和外戚迷戀上了幼主登基、太後臨朝、外戚專政的模式，雖然他們會受到來自于制度層面的慣性幹擾，尤其是東漢前期的當政者基于對前朝政治失誤的自覺反思，明确規定了後族不得參與政治，使得他們在政治領域中一度還有所克制，像明帝時的馬皇後尚能出面限制馬氏兄弟的參政、封侯；和帝時外戚窦憲還需借尊崇太傅鄧彪，變相地來對國家政治施加影響等。可是，太後、外戚一經控制了新君的繼立，就完全可以确立天子對他們的依附，而天子的神聖性和權威性，絕不能因為他年幼無知就可以被臣下否定的。手中有了天子這樣的砝碼，太後等人就沒有必要去屈從于制度的擺布，而反過來就搖身一變成了皇權的代表，制度就可以為己所用了。
更需注意的是，太後臨朝稱制，卻認為自己要和朝臣們在一起商議國家大計，是不成體統的事情，便讓身邊的宦官作了傳聲筒。宦官們一經有了這樣的機會，搖身一變就成了現實皇權的代言人，正所謂“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後漢書》卷七八《宦者列傳序》），宦官專權又在所難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