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亦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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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操的治軍思想更多地屬于法家思想體系。他在作戰中常制定軍法，監督衆将實施，并且自己率先執行。
曹操曾派曹洪與徐晃增援潼關以拒馬超，臨行吩咐：“如十日内失了關隘，皆斬，十日外，不幹汝二人之事。”(第五十八回)結果曹洪臨陣不聽勸阻，第九天失了潼關，幾乎被曹操斬首。曹操領大軍攻打袁術盤踞的壽春，他傳令衆将：“如三日内不并力破城，皆斬！”(第十七回)兩員裨将臨陣退卻，他親斬于城下，大振軍威，衆将終于斬關落鎖，奪取壽春。
曹操的兒子曹彰領兵出擊烏桓時，臨行前曹告誡他：“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法不徇情，爾宜深戒。”(第七十二回)能對自己的兒子以“法不徇情”相告誡，的确是難得的。事實上，曹操制定的軍法，他能夠率先執行。曹出兵攻張繡時，逢麥熟季節，沿路百姓見兵而逃，不敢刈麥，操告谕百姓，嚴申軍法：“大小将校，凡過麥田，但有踐踏者，并皆斬首。”(第十七回)深得百姓歡迎。不想操乘馬正行，田野中飛出一鸠，将所騎之馬驚入麥田，踏壞了一大片麥子，操即叫來行軍主簿，讓處分自己的踏麥之罪，主簿問：“丞相豈可議罪?”操答道：“吾自制法，吾自犯之，何以服衆？”于是拔劍就要自刎，衆人急救免脫。當時還有人搬出“法不加于尊”的《春秋》古訓說服曹操，操考慮良久，終于“割發權代首”，并讓人以發傳示三軍，宣稱“丞相踐麥，本當斬首号令，今割發以代”。于是全軍無不凜遵軍令。在這裡，操拔劍欲自刎無疑是做樣子給衆人看的，但他作為示範教育，确是值得稱贊的。第一，使全軍知道了法紀的嚴肅性，培養了軍隊的法紀觀念。第二，一反“法不加于尊”的儒家傳統觀念，表明在軍法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有特殊人物。有人認為，“割發代首”是曹操的一次詐術，其實，我們的着眼點應該主要地放在這一行為的後果上，曹操作為三軍統帥，他依靠法紀來實施自己的領導活動，自己違法而請求處分，這與他以法治衆的思想是相一緻的，即使不能嚴厲處分，亦希望有處分的表示，這是一個領導者的高明之處。曹操敢以自己違紀受處分的事例作為全軍法紀教育的活教材，單是這一點，也不是所有的領導人都能辦到、都願辦到的。
曹操以法治衆的領導方法還突出地表現在他的賞罰觀和用人觀上，這兩個方面将在後面專門讨論。這裡要提出的是，他的思想有時儒法混雜。比如，曹操在打敗袁紹追剿袁譚時，天氣寒冷，河道結凍，糧船無法行動，曹操令當地百姓破冰拉船，許多百姓聞令逃跑，曹操準備捕獲斬殺，但百姓聽得此信後又親往營中相投，曹對這些百姓講：“若不殺汝等，則吾号令不行，若殺汝等，吾又不忍，汝等快往山中藏避，休被我軍士擒獲。”(第三十三回)要按法令辦事，就要斬殺這些百姓，要以仁義行事，就要保全這些百姓，法治和仁治發生沖突時，操以妥協的方式解決，讓百姓逃往山中躲避。這樣，他将百姓有意放于軍法不可及的山中，保全了其性命。儒家思想所以能在社會上流傳深廣，原因之一是這種思想表面上富郭嘉像。
有人情味，易被人們在感情上接受。曹操也是一位富有人情味的人，儒家的某些思想常能引起他的内心激蕩。操在擊敗袁紹、奪取冀州後，曾親往袁紹墓下設祭，哭得非常悲哀。他向衆官回憶描述了昔日與袁紹一同起兵時的情景，說袁紹當初對他說的話就像昨天說過的一樣，“而今本初已喪，吾不能不為流涕也”(第三十三回)。并向袁紹之妻賜以金帛糧米。
曹操的謀士郭嘉曾把曹操和袁紹作了比較，認為曹操在十個方面勝過袁紹，其中有兩條是說：“桓、靈以來，政失于寬，紹以寬濟，公以猛糾，此治勝也”，“紹是非混淆，公法度嚴明，此文勝也”(第十八回)。這兩條确實表明了曹操以法治衆的優越性，而儒家思想的滲入又使他增加了争取人心的思想基礎。
曹操曾派曹洪與徐晃增援潼關以拒馬超，臨行吩咐：“如十日内失了關隘，皆斬，十日外，不幹汝二人之事。”(第五十八回)結果曹洪臨陣不聽勸阻，第九天失了潼關，幾乎被曹操斬首。曹操領大軍攻打袁術盤踞的壽春，他傳令衆将：“如三日内不并力破城，皆斬！”(第十七回)兩員裨将臨陣退卻，他親斬于城下，大振軍威，衆将終于斬關落鎖，奪取壽春。
曹操的兒子曹彰領兵出擊烏桓時，臨行前曹告誡他：“居家為父子，受事為君臣，法不徇情，爾宜深戒。”(第七十二回)能對自己的兒子以“法不徇情”相告誡，的确是難得的。事實上，曹操制定的軍法，他能夠率先執行。曹出兵攻張繡時，逢麥熟季節，沿路百姓見兵而逃，不敢刈麥，操告谕百姓，嚴申軍法：“大小将校，凡過麥田，但有踐踏者，并皆斬首。”(第十七回)深得百姓歡迎。不想操乘馬正行，田野中飛出一鸠，将所騎之馬驚入麥田，踏壞了一大片麥子，操即叫來行軍主簿，讓處分自己的踏麥之罪，主簿問：“丞相豈可議罪?”操答道：“吾自制法，吾自犯之，何以服衆？”于是拔劍就要自刎，衆人急救免脫。當時還有人搬出“法不加于尊”的《春秋》古訓說服曹操，操考慮良久，終于“割發權代首”，并讓人以發傳示三軍，宣稱“丞相踐麥，本當斬首号令，今割發以代”。于是全軍無不凜遵軍令。在這裡，操拔劍欲自刎無疑是做樣子給衆人看的，但他作為示範教育，确是值得稱贊的。第一，使全軍知道了法紀的嚴肅性，培養了軍隊的法紀觀念。第二，一反“法不加于尊”的儒家傳統觀念，表明在軍法面前人人平等，不允許有特殊人物。有人認為，“割發代首”是曹操的一次詐術，其實，我們的着眼點應該主要地放在這一行為的後果上，曹操作為三軍統帥，他依靠法紀來實施自己的領導活動，自己違法而請求處分，這與他以法治衆的思想是相一緻的，即使不能嚴厲處分，亦希望有處分的表示，這是一個領導者的高明之處。曹操敢以自己違紀受處分的事例作為全軍法紀教育的活教材，單是這一點，也不是所有的領導人都能辦到、都願辦到的。
曹操以法治衆的領導方法還突出地表現在他的賞罰觀和用人觀上，這兩個方面将在後面專門讨論。這裡要提出的是，他的思想有時儒法混雜。比如，曹操在打敗袁紹追剿袁譚時，天氣寒冷，河道結凍，糧船無法行動，曹操令當地百姓破冰拉船，許多百姓聞令逃跑，曹操準備捕獲斬殺，但百姓聽得此信後又親往營中相投，曹對這些百姓講：“若不殺汝等，則吾号令不行，若殺汝等，吾又不忍，汝等快往山中藏避，休被我軍士擒獲。”(第三十三回)要按法令辦事，就要斬殺這些百姓，要以仁義行事，就要保全這些百姓，法治和仁治發生沖突時，操以妥協的方式解決，讓百姓逃往山中躲避。這樣，他将百姓有意放于軍法不可及的山中，保全了其性命。儒家思想所以能在社會上流傳深廣，原因之一是這種思想表面上富郭嘉像。
有人情味，易被人們在感情上接受。曹操也是一位富有人情味的人，儒家的某些思想常能引起他的内心激蕩。操在擊敗袁紹、奪取冀州後，曾親往袁紹墓下設祭，哭得非常悲哀。他向衆官回憶描述了昔日與袁紹一同起兵時的情景，說袁紹當初對他說的話就像昨天說過的一樣，“而今本初已喪，吾不能不為流涕也”(第三十三回)。并向袁紹之妻賜以金帛糧米。
曹操的謀士郭嘉曾把曹操和袁紹作了比較，認為曹操在十個方面勝過袁紹，其中有兩條是說：“桓、靈以來，政失于寬，紹以寬濟，公以猛糾，此治勝也”，“紹是非混淆，公法度嚴明，此文勝也”(第十八回)。這兩條确實表明了曹操以法治衆的優越性，而儒家思想的滲入又使他增加了争取人心的思想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