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 論 中華民族智慧的結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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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龐統、姜維、蔣琬、費祎，吳的孫權、周瑜、魯肅、呂蒙、陸遜，他們雖都是智者，但各有短長，這使彼此鬥智比才各有輸赢，才能引人入勝，使人每談到其精絕處，不禁為之拍案贊歎。
“攻心為上”，而攻心最高水平是不戰而屈人之兵。
我們不能說隻是諸葛亮能用這絕妙戰法，他的“七擒七縱孟獲”是攻心的絕唱，能稱為攻心絕唱的倒是呂蒙襲荊州擒關羽。
諸葛亮平南方以“攻心為上”，雖取得了最佳效果，即使南人不複反，但是在雙方反複的、激烈的較量和争戰之後，死人不少，如火燒藤甲兵，這不能稱為不戰而屈人之兵。
呂蒙襲荊州，先是用種種計謀使關羽麻痹大意，集中主力圍樊城而無後顧之憂，他不費一兵一卒用白衣襲荊州，入荊州時嚴軍紀以及安撫和保護随關羽出征的将兵的家屬，以瓦解其軍心，當曾以善待士卒著稱的關羽回軍途中，因軍心已散，不戰而潰，關羽這個具有“萬人敵”本領的猛将終于被擒，這确是不戰而屈人之兵。
對劉備、孫權，過去研究者也不将之列入智者之列，其實劉備是個攻心大師，他的擲阿鬥、要投江、辭徐州、遣衆将、托孤話，盡得攻心妙用，故都收到最佳效果。
對其事業起了重要作用；孫權明于知人，善于選将用将，不窮自己出征而捷報頻傳，非明智的統帥不能如此。
以雄才大略著稱的曹操，張繡曾幾乎置之于死地，殺其長子、侄兒和愛将，而他從全局利益出發，忘卻“淯水之難”的深仇大恨，“矯情任算”收降張繡，并結為兒女親家，非大智者不能為之。
《三國演義》的用人藝術，也是我國古代智慧的體現。
它闡述三國興亡的原因，無不歸結于能否用得其人，這說明用人是何等重要！三國用人都各有所長，如劉備的”明于知人”，孔明的“德才兼備”，曹操的”唯才是舉”，孫權的“疑之不用，用之不疑”。
他們既有其用人不同的特點，也有其共同之點，即不論資排輩，破格用人；不論親疏，賞罰分明，以及其各有巧妙的禦人術，等等。
《三國演義》的智慧還體現在藝術的開拓和創造上，如用美的辯證法塑造典型人物，并能從發展、對比、矛盾中刻畫人物性格；在結構上，将故事情節如此頭緒紛壇、縱橫交錯，組成一個完整的美妙的整體。
在這些方面，其同代的同類的中外文學作品是不能與之媲美的。
還有它的造形、行情、寫景的詩情畫意，對以後文學創作也同樣有較大啟迪和影響。
《三國演義》的上述的繼往開來的藝術成果，顯然是作者集衆人的智慧所創造的。
具有多種借鑒作用 智慧與才智，智謀是同義詞，是指對事物具有認識、辨析、判斷處理和發明創造的能力。
沒有這種能力前，人類長期是大自然的奴隸，有了這種能力，才逐漸成為大自然的主人，能改天換地。
我國古代人早就認識到智慧的重大作用。
《項羽本紀》記載：項羽與劉邦在廣武相持不下，項羽要求與劉邦鬥力，一決雌雄，劉邦笑着說：”吾能鬥智，不能鬥力”。
結果善于鬥智的劉邦終于打敗能“力拔山”、勇冠三軍的項羽。
西漢時出版的《淮南子·主術訓》也說：“衆智之所為，無不成也。
”可見，智慧是勝利或成功之本。
是智慧必能正确認識或正确反映客觀的規律，所做的事會取得成功，相反，會遭到挫折或失敗，就不能稱為智慧。
智慧有種種，有的能正确反映事物總的規律，有的能正确反映相類事物的共同規律，有的能正确反映一定事物的規律。
因此，能相應地、實事求是地運用古代智慧，對我們的事業是會起有益的作用的。
《三國演義》的許多謀略，雖然是應用于戰争，但都可應用于社會上的一切競争或鬥争，即包括政治、經濟、外交以至國與國之間的各種紛争。
”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是出于《孫子兵法》，但《三國演義》運用于描繪三國之間的争戰是有所發展的。
毛宗崗對于鄧艾與姜維（一百一十回）鬥争的勝敗評點說：“知己，而不知彼亦足以知己，是不得謂之知已；知彼，而不知彼亦料我之知彼，則不得謂之知彼。
”這段評點說明，《三國演義》不隻是照搬孫子兵法，而是有所創建的。
孫子的“知彼知己”僅是從一方面說，隻有你“知己知彼”，而對方不知已不知彼，當然你是“百戰不殆”的，如果對方也”知己知彼”，那你就不一定”百戰不殆”了。
如果知已，亦能料彼是否知已，知彼亦能知彼是否能料我知彼，這樣才能采取萬無一失的對策，始能“百戰不殆”。
《三國演義》還将“固本始能戰”、“攻心為上”“避實擊虛”、“聲東擊西”、“先發制人”、“随機應變”等智謀運用于三國争戰，加以生動的描述，使這些古代兵法形象化、具體化，使人易于了解和借鑒。
如果不懂得吸取這些智謀，是不可以言競争或鬥争的。
有些中外學者預言：“在21世紀，中國古典小說能引起世界注目的非《三國演義》莫屬，尤其是它的應用研究。
”這是否科學預言，抑或是誇大之詞，這隻能到21世紀才能分曉。
但可以肯定的是，《三國演義》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中華氏族的智慧将在國際競争中日益發揚光大。
“攻心為上”，而攻心最高水平是不戰而屈人之兵。
我們不能說隻是諸葛亮能用這絕妙戰法，他的“七擒七縱孟獲”是攻心的絕唱，能稱為攻心絕唱的倒是呂蒙襲荊州擒關羽。
諸葛亮平南方以“攻心為上”，雖取得了最佳效果，即使南人不複反，但是在雙方反複的、激烈的較量和争戰之後，死人不少，如火燒藤甲兵，這不能稱為不戰而屈人之兵。
呂蒙襲荊州，先是用種種計謀使關羽麻痹大意，集中主力圍樊城而無後顧之憂，他不費一兵一卒用白衣襲荊州，入荊州時嚴軍紀以及安撫和保護随關羽出征的将兵的家屬，以瓦解其軍心，當曾以善待士卒著稱的關羽回軍途中，因軍心已散，不戰而潰，關羽這個具有“萬人敵”本領的猛将終于被擒，這确是不戰而屈人之兵。
對劉備、孫權，過去研究者也不将之列入智者之列，其實劉備是個攻心大師，他的擲阿鬥、要投江、辭徐州、遣衆将、托孤話，盡得攻心妙用，故都收到最佳效果。
對其事業起了重要作用；孫權明于知人，善于選将用将，不窮自己出征而捷報頻傳，非明智的統帥不能如此。
以雄才大略著稱的曹操，張繡曾幾乎置之于死地，殺其長子、侄兒和愛将，而他從全局利益出發，忘卻“淯水之難”的深仇大恨，“矯情任算”收降張繡，并結為兒女親家，非大智者不能為之。
《三國演義》的用人藝術，也是我國古代智慧的體現。
它闡述三國興亡的原因，無不歸結于能否用得其人，這說明用人是何等重要！三國用人都各有所長，如劉備的”明于知人”，孔明的“德才兼備”，曹操的”唯才是舉”，孫權的“疑之不用，用之不疑”。
他們既有其用人不同的特點，也有其共同之點，即不論資排輩，破格用人；不論親疏，賞罰分明，以及其各有巧妙的禦人術，等等。
《三國演義》的智慧還體現在藝術的開拓和創造上，如用美的辯證法塑造典型人物，并能從發展、對比、矛盾中刻畫人物性格；在結構上，将故事情節如此頭緒紛壇、縱橫交錯，組成一個完整的美妙的整體。
在這些方面，其同代的同類的中外文學作品是不能與之媲美的。
還有它的造形、行情、寫景的詩情畫意，對以後文學創作也同樣有較大啟迪和影響。
《三國演義》的上述的繼往開來的藝術成果，顯然是作者集衆人的智慧所創造的。
具有多種借鑒作用 智慧與才智，智謀是同義詞，是指對事物具有認識、辨析、判斷處理和發明創造的能力。
沒有這種能力前，人類長期是大自然的奴隸，有了這種能力，才逐漸成為大自然的主人，能改天換地。
我國古代人早就認識到智慧的重大作用。
《項羽本紀》記載：項羽與劉邦在廣武相持不下，項羽要求與劉邦鬥力，一決雌雄，劉邦笑着說：”吾能鬥智，不能鬥力”。
結果善于鬥智的劉邦終于打敗能“力拔山”、勇冠三軍的項羽。
西漢時出版的《淮南子·主術訓》也說：“衆智之所為，無不成也。
”可見，智慧是勝利或成功之本。
是智慧必能正确認識或正确反映客觀的規律，所做的事會取得成功，相反，會遭到挫折或失敗，就不能稱為智慧。
智慧有種種，有的能正确反映事物總的規律，有的能正确反映相類事物的共同規律，有的能正确反映一定事物的規律。
因此，能相應地、實事求是地運用古代智慧，對我們的事業是會起有益的作用的。
《三國演義》的許多謀略，雖然是應用于戰争，但都可應用于社會上的一切競争或鬥争，即包括政治、經濟、外交以至國與國之間的各種紛争。
” 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是出于《孫子兵法》，但《三國演義》運用于描繪三國之間的争戰是有所發展的。
毛宗崗對于鄧艾與姜維（一百一十回）鬥争的勝敗評點說：“知己，而不知彼亦足以知己，是不得謂之知已；知彼，而不知彼亦料我之知彼，則不得謂之知彼。
”這段評點說明，《三國演義》不隻是照搬孫子兵法，而是有所創建的。
孫子的“知彼知己”僅是從一方面說，隻有你“知己知彼”，而對方不知已不知彼，當然你是“百戰不殆”的，如果對方也”知己知彼”，那你就不一定”百戰不殆”了。
如果知已，亦能料彼是否知已，知彼亦能知彼是否能料我知彼，這樣才能采取萬無一失的對策，始能“百戰不殆”。
《三國演義》還将“固本始能戰”、“攻心為上”“避實擊虛”、“聲東擊西”、“先發制人”、“随機應變”等智謀運用于三國争戰，加以生動的描述，使這些古代兵法形象化、具體化，使人易于了解和借鑒。
如果不懂得吸取這些智謀，是不可以言競争或鬥争的。
有些中外學者預言：“在21世紀，中國古典小說能引起世界注目的非《三國演義》莫屬，尤其是它的應用研究。
”這是否科學預言，抑或是誇大之詞，這隻能到21世紀才能分曉。
但可以肯定的是，《三國演義》不僅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中華氏族的智慧将在國際競争中日益發揚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