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張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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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有點瞧不起孔融,但這位被李膺斷定将成為"當代偉器"的聖人後代,卻成功地幫助張儉脫逃。

    他本人沒有逃,逃跑永遠不是孔融的個性,孔融甯願和哥哥一起锒铛入獄。

    不知是義薄雲天還是天生奇膽,入獄後他直對着獄吏叫嚷:"不關我哥哥的事,不關我哥哥的事,張儉是我放走的,快快拿我是問。

    "他哥哥急了,也在一邊叫道:"張儉是來找我的,和弟弟無關。

    "獄吏沒轍了,少不了得請示上峰,結果上面意見是"把弟弟放了,哥哥留下"。

    ----出獄後的孔融,名聲立刻像不羁的野火,在中原四處彌漫。

     聞名不如親見,親見勝過聞名。

    任何時候,任何場合,隻要孔融當堂一坐,别人就隻能要麼乖乖地充當聽衆,要麼傻傻地像聽堂會那樣在一邊叫好,鮮有敢與他正面舌戰的。

    十六歲的孔融已是這樣,三十八歲就更是所向披靡了:一根舌頭匹似毒蛇長長的引信,在衆人面前嘶嘶作響,不斷挑釁;奇談怪論則像聯合牌收割機,掠過聽衆汗水涔涔的額頭,毫不留情地把别人那點社交智慧輾個粉碎。

    孔融當時就覓得了一個雅号:"議主",可惜中國既沒有古羅馬的元老院,也沒有西方現代的議會制度,所以孔融雖深具國會議員──也許還是衆議院議長──的才能,卻仍不得不到下面弄個官做做。

    皇帝原開設在洛陽的太學,已在兩次"黨锢之禍"中遭到重創,後來連首都洛陽都已殘破到無法居住的程度,值此亂世,孔融不可能覓得一個安靜的所在,可以讓大家整天隻管喝酒聊天,欣賞他的"議主"風采。

    北面戰火頻仍,到南邊去吧,到南邊過一把父母官的瘾。

     我無法想象孔融作為地方官會是一副怎樣的尊容,他不僅昏庸,而且注定會把昏庸體現得與衆不同,仿佛昏庸還是一種藝術。

    嚴格地講,孔融是一位不可救藥的個人主義者,他做秀的熱情充沛昂揚,至于如何關心百姓疾苦,如何成為識時務之俊傑,便不加萦懷了。

    在生靈塗炭,百廢待興之時,孔融為官一任,甫一就職不尋思着如何恢複農業,安撫百姓,治理戰争創傷,整天盡忙着修複城牆,開設學校,舉薦些與他具有相似風格的儒士,仿佛天下已長治久安,從此不再有兵戈擾攘,當務之急,乃是盡快開辟出一片承平氣象來。

    他天性樂觀,腦子裡盡盤算些使自己顯得不同凡響的離奇念頭,而所有這些念頭都以"不切實際"為主要特點。

    他對本地活着但活得非常艱難的百姓毫不系念,卻滿腦子想着所謂"示慘怛之愛,追文王之仁",對客死本地的外鄉遊士,準備了上好棺木,将他們一一入殓。

    葬禮上的孔融是否像基督教牧師那樣發表演說,我們不得而知,反正,能夠使孔融産生熱情的事情必須同時具有兩個特點:它必須既風雅又怪誕。

    同郡有個孝子名叫甄子然,在孔融到任之前即已不幸早夭,為寄托自己飛來石般的奇特哀思,孔融竟仍不斷地為他"配食懸社",仿佛他還健在。

     想到孔融的死因之一乃是忤逆不孝,他對甄子然的态度,隻能從思維方式的一貫矛盾上去索解。

    依古代的道德觀念和法制思想(兩者往往合為一體),孔融确實有取死之由,罪名未見得都屬羅織而來。

     孔融的思維是奇特的,除了些具有古代"嬉皮士"風格的酸丁,他從不知世上還有何人值得提拔獎掖,或者,要想得到孔融的擡舉,還需先滿足一個沒人願意滿足的前提:即像那位孝子一樣,以自己郁郁棄世為代價。

    他對當世知名的經學大師鄭玄敬意無幾,偶爾還要奚落幾句,對死在司徒王允手下的東漢大學者蔡邕卻愁情滿懷到這般地步,以至僅僅因為某人模樣有點像蔡邕,喝酒時就要把他拉到身邊,為上天替蔡邕留下一個活面具大發感慨。

    孔融對鄭玄這類以嚴謹見長的學者,是否心存忌憚呢?不知道,至少你從孔融的表情上看不出這一點,即使在敵人大兵壓境,"流矢雨集"之時,他仍能以一種鬼見愁的風度,"憑幾安坐,讀書議論自若。

    "對,他感興趣的就是這麼個姿态,他想證明的就是自己與世上"方伯"一族的本質不同。

    為了完成自己的曆史造型,他甚至還會主動請纓,與武将們争功,"大飲醇酒,躬自上馬",俨然一副關雲長溫酒斬華雄的氣概。

    可惜,鳳落平陽不如雞,馬上的孔融醉意朦胧,又不會什麼醉拳醉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