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吳時候的南京雜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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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絲織的宮女。
生絲都由浙江的諸暨（今諸暨縣）和永安（今德清縣永康鎮）兩地供應，這可以說是南京地區絲織業的最早開端，都城西南的冶城，仍是冶練和鑄造銅鐵器的中心。
當時曾經兩次鑄造“大泉五百”和“大泉當千”等大型的銅錢，其币值分另相當于漢代“五铢錢”500個和1000個，這表明三國時的物價較漢代大為提高，通貨膨脹的程度已很嚴重。
在手工業方面，武昌和會稽是東吳的兩個中心。
武昌的銅鐵器和刀劍，以及會稽的銅鏡和青瓷器，都大量地運到建業來供應王公貴族們使用。
江南地區的經濟，經過東吳時期60年左右的恢複和發展，農業和手工業生産都趕上或超過了東漢時期這一地區的最高水平。
漢代江南的大城市隻有吳、會稽和廣州等少數幾個，這時增加了建業和武昌兩座大城。
吳、會稽、廣州、江陵和夏口（今武昌）等城市也有不同程度的發展。
由于東吳大力招撫北方南來的人民，以及強制原來住在皖、贛、浙、閩山區的“山越”人民出山務農和當兵，再加上60年來沒有經過大的戰争破壞，人口增殖很快，耕地開辟較多。
到吳亡時，南方的行政區域已經發展到43個郡（相當于今地區一級）、313個縣，郡縣的數目比東漢時增加了1倍多。
戶數有5.23萬戶，男女人口230萬人，這還不包括隐藏在豪族武将家裡不屬于東吳政府控制的人口。
但是，東吳政權畢竟是建立在殘暴的封建統治基礎之上，它所依靠的主要是江東的世家豪族和父子相繼的武将。
豪族和武将都擁有自己的私人武裝（又名、“部曲”）和莊園，還有大量的童仆為他們耕地、制造手工業産品和從事商業活動。
這些私人武裝和童仆實際上就是兵奴、農奴、工奴或商奴。
所以，這些豪族和武将既是東吳政權的支持力量，也是它的破壞因素，使它不可能形成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權。
同時，東吳的刑罰十分殘酷，後主孫皓甚至下令活剝人的面皮和鑿瞎人的眼睛，這要比同時的魏、蜀兩國兇暴得多。
對于山越等少數民族，壓迫得也很厲害。
先後對山越用兵近40年，掠奪人口達10~20萬人，副迫他們當兵奴或農奴。
由于繁重的、連年不斷的修建宮室和城池等徭役，東吳境内人民的反抗活動非常激烈。
如公元266年，吳郡永安就發生了以施但為首的農民起義。
起義軍從烏程（今浙江吳興縣南）出發，沿途不斷擴大隊伍，打到建業郊區時已有1萬多人。
東吳政權恐懼萬分，慌忙調遣大将進行堵擊，才把這支起義軍鎮壓下去。
在東吳亡國的前一年（公元279）年，又發生了以下級軍官郭馬為首的廣州兵民暴動。
這些起義和暴動都預示着東吳政權的行将覆亡。
公元279年的冬天，早已滅蜀和建立起晉朝政權的司馬氏進行總動員，沿長江全線進攻東吳。
前線的大都督是西晉武官的首腦太尉賈充，大将有司馬伷、王渾、周浚、王戎、胡奮、杜預、王俊和唐彬等8名。
前6名大将分别進攻建業的外圍六合、當塗，以及長江中遊的重鎮武昌、夏口（今武昌）和江陵等地；王浚和唐彬則率領滅蜀後所得的水軍，由四川順流東下。
這時，東吳政權已經上下離心，無人再為末代皇帝效力。
而孫皓所設計的江中鐵鎖，也阻擋不了西晉軍隊的前進。
公元280年的農曆三月，王浚所率的舟師首先抵達石頭城下，孫皓無可奈何，隻得叫人反綁了自己的雙手，擡着棺材到西晉軍門前去投降。
正如唐代的詩人劉禹錫在他的一首名詩——《西塞山懷古》中所描寫的：“王浚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
千尋（古代八尺為一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
人民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
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東吳亡國以後，西晉著名的文學家左思曾經在他的名著——《三都賦》中，對吳都建業作了詳細的描述。
他為了收集魏、蜀、吳三國都城狀況的素材，不僅博覽了群書，考核各種圖志；而且采集了大量的民謠故事，積十年之久完成此賦。
他在描寫建業的“苑路”（禦道）時說：“朱阙雙立，馳道如砥。
樹以青槐，亘以綠水……”據說這部《三都賦》剛剛寫成，西晉首都洛陽的豪富之家立即争相傳抄，以緻市場上的紙價突然上漲數倍。
這就是“洛陽紙貴”這一成語的由來。
生絲都由浙江的諸暨（今諸暨縣）和永安（今德清縣永康鎮）兩地供應，這可以說是南京地區絲織業的最早開端，都城西南的冶城，仍是冶練和鑄造銅鐵器的中心。
當時曾經兩次鑄造“大泉五百”和“大泉當千”等大型的銅錢，其币值分另相當于漢代“五铢錢”500個和1000個，這表明三國時的物價較漢代大為提高，通貨膨脹的程度已很嚴重。
在手工業方面，武昌和會稽是東吳的兩個中心。
武昌的銅鐵器和刀劍，以及會稽的銅鏡和青瓷器，都大量地運到建業來供應王公貴族們使用。
江南地區的經濟，經過東吳時期60年左右的恢複和發展，農業和手工業生産都趕上或超過了東漢時期這一地區的最高水平。
漢代江南的大城市隻有吳、會稽和廣州等少數幾個，這時增加了建業和武昌兩座大城。
吳、會稽、廣州、江陵和夏口（今武昌）等城市也有不同程度的發展。
由于東吳大力招撫北方南來的人民，以及強制原來住在皖、贛、浙、閩山區的“山越”人民出山務農和當兵，再加上60年來沒有經過大的戰争破壞，人口增殖很快，耕地開辟較多。
到吳亡時，南方的行政區域已經發展到43個郡（相當于今地區一級）、313個縣，郡縣的數目比東漢時增加了1倍多。
戶數有5.23萬戶，男女人口230萬人，這還不包括隐藏在豪族武将家裡不屬于東吳政府控制的人口。
但是，東吳政權畢竟是建立在殘暴的封建統治基礎之上，它所依靠的主要是江東的世家豪族和父子相繼的武将。
豪族和武将都擁有自己的私人武裝（又名、“部曲”）和莊園，還有大量的童仆為他們耕地、制造手工業産品和從事商業活動。
這些私人武裝和童仆實際上就是兵奴、農奴、工奴或商奴。
所以，這些豪族和武将既是東吳政權的支持力量，也是它的破壞因素，使它不可能形成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權。
同時，東吳的刑罰十分殘酷，後主孫皓甚至下令活剝人的面皮和鑿瞎人的眼睛，這要比同時的魏、蜀兩國兇暴得多。
對于山越等少數民族，壓迫得也很厲害。
先後對山越用兵近40年，掠奪人口達10~20萬人，副迫他們當兵奴或農奴。
由于繁重的、連年不斷的修建宮室和城池等徭役，東吳境内人民的反抗活動非常激烈。
如公元266年，吳郡永安就發生了以施但為首的農民起義。
起義軍從烏程（今浙江吳興縣南）出發，沿途不斷擴大隊伍，打到建業郊區時已有1萬多人。
東吳政權恐懼萬分，慌忙調遣大将進行堵擊，才把這支起義軍鎮壓下去。
在東吳亡國的前一年（公元279）年，又發生了以下級軍官郭馬為首的廣州兵民暴動。
這些起義和暴動都預示着東吳政權的行将覆亡。
公元279年的冬天，早已滅蜀和建立起晉朝政權的司馬氏進行總動員，沿長江全線進攻東吳。
前線的大都督是西晉武官的首腦太尉賈充，大将有司馬伷、王渾、周浚、王戎、胡奮、杜預、王俊和唐彬等8名。
前6名大将分别進攻建業的外圍六合、當塗，以及長江中遊的重鎮武昌、夏口（今武昌）和江陵等地；王浚和唐彬則率領滅蜀後所得的水軍，由四川順流東下。
這時，東吳政權已經上下離心，無人再為末代皇帝效力。
而孫皓所設計的江中鐵鎖，也阻擋不了西晉軍隊的前進。
公元280年的農曆三月，王浚所率的舟師首先抵達石頭城下，孫皓無可奈何，隻得叫人反綁了自己的雙手，擡着棺材到西晉軍門前去投降。
正如唐代的詩人劉禹錫在他的一首名詩——《西塞山懷古》中所描寫的：“王浚樓船下益州，金陵王氣黯然收。
千尋（古代八尺為一尋）鐵鎖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頭。
人民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
今逢四海為家日，故壘蕭蕭蘆荻秋。
”東吳亡國以後，西晉著名的文學家左思曾經在他的名著——《三都賦》中，對吳都建業作了詳細的描述。
他為了收集魏、蜀、吳三國都城狀況的素材，不僅博覽了群書，考核各種圖志；而且采集了大量的民謠故事，積十年之久完成此賦。
他在描寫建業的“苑路”（禦道）時說：“朱阙雙立，馳道如砥。
樹以青槐，亘以綠水……”據說這部《三都賦》剛剛寫成，西晉首都洛陽的豪富之家立即争相傳抄，以緻市場上的紙價突然上漲數倍。
這就是“洛陽紙貴”這一成語的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