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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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在我旁邊，對我又有什麼污染呢？’所以，聽到過柳下惠風範的人，心胸狹窄的會變得寬闊起來，刻薄的會變得厚道起來。
“孔子離開齊國的時候，不等把米淘完就走；離開魯國時卻說：‘我們慢慢走吧，這是離開父母一之邦的路啊／應該快就快，應該慢就慢；應該隐居就隐居，應該做官就做官。
這就是孔子。
” 孟子說：‘伯夷是聖人裡面最清高的；伊尹是聖人裡面最負責任的；柳下惠是聖人裡面最随和的；孔子是聖人裡面最識時務的．孔子可以稱為集大成者。
集大成的意思，就好比樂隊演奏，以钋鐘聲開始起音，以玉磐聲結束收尾。
钋鐘聲起音是為了有條有理地開始，玉磐聲收尾是為了有條有理地結束。
有條有理地開始是智方面的事，有條育理地結束是聖方面的事。
智好比是技巧，聖好比是力量。
猶如在百步以外射箭，箭能射攏靶子，是靠你的力量；射中了，卻是靠技巧而不是靠力量。
” 【讀解】 孟子在這裡羅列的，是四種聖人的典型：伯夷清高，伊尹具有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柳下惠随遇而安，孔子識時務。
比較而言，孟子認為前三者都還隻具有某一方面的突出特點，而孔子則是集大成者，金聲而玉振，具有“智”與“聖”相結合的包容性。
顯然，孟子給了孔子以最高贊譽。
以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伯夷過于清高，清高得來有點不食人間煙火，所以他最後要與叔齊一道“不食周粟”，餓死于首一陽一山．但是，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觀念也就由此生成，對後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或許也正是由此觀念出發，伯夷才被推崇為“聖人”之一。
伊尹“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是我們曾經說過，“把曆史扛在肩頭”的人。
其實。
他的這種精神，正是曾子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平？”（《論語·泰伯》）所以，伊尹是非常符合儒教精神的“聖人之一，曆來也的确成為儒家所津津樂道的古代聖賢人物。
但他的這種精神，在進入所謂“現代主義”或“後現代主義”時期後，已被視為過于沉重，過于執着的“古典意識”，與“輕輕松松過一生”的現代生活觀念有格格不入，或者說，已不那麼合時宜了。
柳下惠一方面是随遇而安，另一方面卻是堅持原則，我行我素。
随遇而安體現在他不至于侍奉壞的君主，不羞于做低賤的小官，不被重用不抱怨，窮困不憂愁。
這幾句話說來容易，做起來可就太困難了，尤其是後面兩句，的确人有聖賢級的水平。
所以，傳說柳下惠能夠做到“坐懷不亂”，具有超人的克制力，聖人的風範。
最後說到孔聖人。
事實上，到後世，尤其是到我們今天仍然家喻戶曉為聖人的，四人之中，也就是孔聖人了。
孟子在這裡并沒有展開對孔子的全面論述，而隻是抓住他應該怎樣就怎樣的這一特點，來說明他是“聖之時者”，聖人中識時務的人。
所謂“識時務者為俊傑”。
孟子所強調的，是孔子通權這變，具有包容性的特點，所以才有“孔子之謂集大成”的說法。
而且，由“集大成”的分折，又過渡到對于“智”與“聖”相結合的論述，而孔子正是這樣一個“智”“聖”合一的典型。
說穿了，也就是“德才兼備”的最高典範。
這樣一說，聖人也就與我們有接近的地方了，我們今天不也仍然強調“德才兼備”嗎？當然，我們不可能要求人人都成為聖人，但是，雖不能至，心向往之，作為精神方面的追求總還是可以的吧。
“孔子離開齊國的時候，不等把米淘完就走；離開魯國時卻說：‘我們慢慢走吧，這是離開父母一之邦的路啊／應該快就快，應該慢就慢；應該隐居就隐居，應該做官就做官。
這就是孔子。
” 孟子說：‘伯夷是聖人裡面最清高的；伊尹是聖人裡面最負責任的；柳下惠是聖人裡面最随和的；孔子是聖人裡面最識時務的．孔子可以稱為集大成者。
集大成的意思，就好比樂隊演奏，以钋鐘聲開始起音，以玉磐聲結束收尾。
钋鐘聲起音是為了有條有理地開始，玉磐聲收尾是為了有條有理地結束。
有條有理地開始是智方面的事，有條育理地結束是聖方面的事。
智好比是技巧，聖好比是力量。
猶如在百步以外射箭，箭能射攏靶子，是靠你的力量；射中了，卻是靠技巧而不是靠力量。
” 【讀解】 孟子在這裡羅列的，是四種聖人的典型：伯夷清高，伊尹具有強烈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柳下惠随遇而安，孔子識時務。
比較而言，孟子認為前三者都還隻具有某一方面的突出特點，而孔子則是集大成者，金聲而玉振，具有“智”與“聖”相結合的包容性。
顯然，孟子給了孔子以最高贊譽。
以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伯夷過于清高，清高得來有點不食人間煙火，所以他最後要與叔齊一道“不食周粟”，餓死于首一陽一山．但是，所謂“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觀念也就由此生成，對後世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或許也正是由此觀念出發，伯夷才被推崇為“聖人”之一。
伊尹“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使命感，是我們曾經說過，“把曆史扛在肩頭”的人。
其實。
他的這種精神，正是曾子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平？”（《
但他的這種精神，在進入所謂“現代主義”或“後現代主義”時期後，已被視為過于沉重，過于執着的“古典意識”，與“輕輕松松過一生”的現代生活觀念有格格不入，或者說，已不那麼合時宜了。
柳下惠一方面是随遇而安，另一方面卻是堅持原則，我行我素。
随遇而安體現在他不至于侍奉壞的君主，不羞于做低賤的小官，不被重用不抱怨，窮困不憂愁。
這幾句話說來容易，做起來可就太困難了，尤其是後面兩句，的确人有聖賢級的水平。
所以，傳說柳下惠能夠做到“坐懷不亂”，具有超人的克制力，聖人的風範。
最後說到孔聖人。
事實上，到後世，尤其是到我們今天仍然家喻戶曉為聖人的，四人之中，也就是孔聖人了。
孟子在這裡并沒有展開對孔子的全面論述，而隻是抓住他應該怎樣就怎樣的這一特點，來說明他是“聖之時者”，聖人中識時務的人。
所謂“識時務者為俊傑”。
孟子所強調的，是孔子通權這變，具有包容性的特點，所以才有“孔子之謂集大成”的說法。
而且，由“集大成”的分折，又過渡到對于“智”與“聖”相結合的論述，而孔子正是這樣一個“智”“聖”合一的典型。
說穿了，也就是“德才兼備”的最高典範。
這樣一說，聖人也就與我們有接近的地方了，我們今天不也仍然強調“德才兼備”嗎？當然，我們不可能要求人人都成為聖人，但是，雖不能至，心向往之，作為精神方面的追求總還是可以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