賢才可拜不可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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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上說過，父親召喚，不等到應‘諾’，‘唯’一聲就起身；君王召喚，不等到車馬備好就起身，可您呢，本來就誰備朝見齊王，聽到齊王的召見卻反而不去了，這似乎和禮經上所說的不大相合吧。
” 孟子說：“原來你說的是這個呀！曾子說過：‘晉國和楚國的财富，沒有人趕得上。
不過，他有他的财富，我有我的仁；他有他的爵位，我有我的義。
我有什麼不如他的呢？’曾子說這些話難道沒有道理嗎？應該是有道理的罷。
天下有三樣最尊貴的東西：一樣是爵位，一樣是年齡，一樣是德行。
在朝廷上最尊貴的是爵位；在鄉裡最尊貴的是年齡；至于輔助君王治理百姓，最尊貴的是德行．他怎麼能夠憑爵位就來怠慢我的年齡和德行呢？所以，大有作為的君主一定有他不能召喚的大臣，如果他有什麼事情需要出謀劃策，就親自去拜訪他們。
這就叫尊重德行喜愛仁道，不這樣，就不能夠做到大有作為。
因此，商湯對于伊尹，先向伊尹學習，然後才以他為臣，于是不費大力氣就統一了天下；桓公對于管仲，也是先向他學習，然後才以他為臣，于是不費大力氣就稱霸于諸侯。
現在，天下各國的土地都差不多，君主的德行也都不相上下，相互之間誰也不能高出一籌，沒有别的原因，就是因為君王們隻喜歡用聽他們的話的人為臣，而不喜歡用能夠教導他們的人為臣。
商湯對于伊尹，桓公對于管仲就不敢召喚。
管仲尚且不可以被召喚，更何況連管仲都不屑于做的人呢？” 【讀解】 這個連管仲都不屑于做的人就是孟子自己。
因為在《公孫醜上》裡，當公孫王提出管仲來和孟子相比時，孟子已經說過，自已根本不屑于與管仲相比。
（參見3·1）比都不願意比，當然就更不願意做了。
可見孟子的自視是很高的。
自視既然這樣高，當然就不願意被呼來喚去的了。
自己主動要去朝見是一回事，被召喚去朝見又是另一回事。
所以，孟子才有為景醜等人所不理解的行為。
這種行為，不僅孟子有，就是孔子也是有的。
我們讀本章，有些地方就與《論語·一陽一貨》記錄孔子虛與委蛇對付一陽一貨的情況相似。
說穿了，是因為凡是自視甚高的人都很注意自己的立身“出處”。
這種做法，在民間的看法可就不一樣了，說得好聽一點是“清高”，說得不好聽一點是“拿架子”，再說得難聽一點那可就是“迂腐”而“酸溜溜”的了。
或許正是因為這樣，因為他們的“清高”（或“迂腐”）而不肯苟且，所以無論是孔子還是孟子周遊列國都不被重用，空有滿腹經綸和濟世良方。
相反，像蘇秦、張儀那樣的縱橫家卻完全沒有孔、孟的“清高”（或“迂腐”），“展開談天說地口，來說名利是非人”，隻管遊說得君王高興，不擇一切手段，結果卻大行其道，甚至能夠“挂六國相穎。
撇開對孔、孟與蘇秦、張儀的比較不論，回到對用人一方面的要求來看，孟子在這裡的意思是很明确的，就是要求當政治目的君王“尊賢使能”，“尊德樂道”，禮賢下士，主動放下自己尊貴的架子而啟用賢才，甚至拜賢才為老師，就像商湯王對待伊尹，齊桓公對待管仲那樣。
其實，這也是儒學在用人問題上的基本觀點。
雖然孔、孟本人一生宣揚這種觀點而自身并沒有受到過這種待遇，但他們的思想卻對後世的用人之道産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劉玄德“三顧茅廬”請諸葛亮的故事，不就是這種影響最為典型的例證嗎？ 當然，有這種典型的例證并不意味着後世都在實施着孔、孟的觀點。
而是恰恰相反，人們越是津津樂道于“三顧茅廬”的故事，就越是說明現實中缺乏這，種“禮賢下士”、“求賢若渴”的作風。
事實上，孔、孟的思想永遠都給我們以理想主義的感覺，他們所提出的一些思想觀點，就是在兩千多年後的今天，也仍然使人感到有很多理想的成分。
或許，也正是因為有這種理想的成分吧，才使他們的理論曆久而常新，給人以啟迪而不過時，這已經是題外的話了。
回到用人和被用的問題上來，既然當政者多半“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既然任人唯賢、禮賢下士是如此困難，如此難遇，作為被用的人，有一點“不可召”的清高和骨氣，不也是應該的嗎？正如曾子所說：你有你的官位，我有我的正義，我又輸與你什麼呢？ 所以，我們還不能簡單地認為孟子“不能造朝”是故作姿态，是迂腐，而應該肯定他的清高和骨氣。
不然的話，“亞聖”之名從何得來呢？
” 孟子說：“原來你說的是這個呀！曾子說過：‘晉國和楚國的财富，沒有人趕得上。
不過，他有他的财富，我有我的仁；他有他的爵位，我有我的義。
我有什麼不如他的呢？’曾子說這些話難道沒有道理嗎？應該是有道理的罷。
天下有三樣最尊貴的東西：一樣是爵位，一樣是年齡，一樣是德行。
在朝廷上最尊貴的是爵位；在鄉裡最尊貴的是年齡；至于輔助君王治理百姓，最尊貴的是德行．他怎麼能夠憑爵位就來怠慢我的年齡和德行呢？所以，大有作為的君主一定有他不能召喚的大臣，如果他有什麼事情需要出謀劃策，就親自去拜訪他們。
這就叫尊重德行喜愛仁道，不這樣，就不能夠做到大有作為。
因此，商湯對于伊尹，先向伊尹學習，然後才以他為臣，于是不費大力氣就統一了天下；桓公對于管仲，也是先向他學習，然後才以他為臣，于是不費大力氣就稱霸于諸侯。
現在，天下各國的土地都差不多，君主的德行也都不相上下，相互之間誰也不能高出一籌，沒有别的原因，就是因為君王們隻喜歡用聽他們的話的人為臣，而不喜歡用能夠教導他們的人為臣。
商湯對于伊尹，桓公對于管仲就不敢召喚。
管仲尚且不可以被召喚，更何況連管仲都不屑于做的人呢？” 【讀解】 這個連管仲都不屑于做的人就是孟子自己。
因為在《公孫醜上》裡，當公孫王提出管仲來和孟子相比時，孟子已經說過，自已根本不屑于與管仲相比。
（參見3·1）比都不願意比，當然就更不願意做了。
可見孟子的自視是很高的。
自視既然這樣高，當然就不願意被呼來喚去的了。
自己主動要去朝見是一回事，被召喚去朝見又是另一回事。
所以，孟子才有為景醜等人所不理解的行為。
這種行為，不僅孟子有，就是孔子也是有的。
我們讀本章，有些地方就與《
說穿了，是因為凡是自視甚高的人都很注意自己的立身“出處”。
這種做法，在民間的看法可就不一樣了，說得好聽一點是“清高”，說得不好聽一點是“拿架子”，再說得難聽一點那可就是“迂腐”而“酸溜溜”的了。
或許正是因為這樣，因為他們的“清高”（或“迂腐”）而不肯苟且，所以無論是孔子還是孟子周遊列國都不被重用，空有滿腹經綸和濟世良方。
相反，像蘇秦、張儀那樣的縱橫家卻完全沒有孔、孟的“清高”（或“迂腐”），“展開談天說地口，來說名利是非人”，隻管遊說得君王高興，不擇一切手段，結果卻大行其道，甚至能夠“挂六國相穎。
撇開對孔、孟與蘇秦、張儀的比較不論，回到對用人一方面的要求來看，孟子在這裡的意思是很明确的，就是要求當政治目的君王“尊賢使能”，“尊德樂道”，禮賢下士，主動放下自己尊貴的架子而啟用賢才，甚至拜賢才為老師，就像商湯王對待伊尹，齊桓公對待管仲那樣。
其實，這也是儒學在用人問題上的基本觀點。
雖然孔、孟本人一生宣揚這種觀點而自身并沒有受到過這種待遇，但他們的思想卻對後世的用人之道産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
劉玄德“三顧茅廬”請諸葛亮的故事，不就是這種影響最為典型的例證嗎？ 當然，有這種典型的例證并不意味着後世都在實施着孔、孟的觀點。
而是恰恰相反，人們越是津津樂道于“三顧茅廬”的故事，就越是說明現實中缺乏這，種“禮賢下士”、“求賢若渴”的作風。
事實上，孔、孟的思想永遠都給我們以理想主義的感覺，他們所提出的一些思想觀點，就是在兩千多年後的今天，也仍然使人感到有很多理想的成分。
或許，也正是因為有這種理想的成分吧，才使他們的理論曆久而常新，給人以啟迪而不過時，這已經是題外的話了。
回到用人和被用的問題上來，既然當政者多半“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既然任人唯賢、禮賢下士是如此困難，如此難遇，作為被用的人，有一點“不可召”的清高和骨氣，不也是應該的嗎？正如曾子所說：你有你的官位，我有我的正義，我又輸與你什麼呢？ 所以，我們還不能簡單地認為孟子“不能造朝”是故作姿态，是迂腐，而應該肯定他的清高和骨氣。
不然的話，“亞聖”之名從何得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