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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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佛法與中國的黃老，是照映出日本文明的前後兩面鏡。
對中國人來說，佛法與日本的神道，亦是兩面鏡。
如能因我這本着作，讓印度人将日本和中國視如東方諸佛世界，則真是可感激的。
我們中國與日本自有黃老、神道，亦尚有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唯佛教的傳入仍可謂功德無量。
如果說文明在于它自身的展現，那麼佛教已然展現了我們的文明。
前此唐君毅先生夫人來日本，有幸聆聽夫人彈奏古琴。
其中一曲令我心安靜下來，贊歎再三。
他們告以此乃佛曲，是普安禅師所作的《普安咒》。
中國的音樂裡有道調，有黃老的仙樂，也有儒教的雅樂。
有謂道調仙意飄渺，雅樂雅正幽淡，我始知除此之外尚有佛曲。
《普安咒》異于印度原本的梵音，确實是屬于中國的，而且是黃老、儒教之外的另一種新情操；如水滴落岩石或古木，既無反射之音亦無回音，是一種沉色素樸、踏實的慈悲之音。
中國自南北朝至隋唐，以寺院和石窟造像的興盛，革新了中國文明的表現，但後來日漸衰微，佛教遂脫卻其原來的造形，成為白居易與蘇東坡詩歌的悟境，之後，《西遊記》産生，遂以中國的新造形展現了有關佛教事物的種種。
明朝以來中國民間對觀音菩薩和西天極樂世界的向往，便是來自《西遊記》，我認為那是再可喜不過了。
《西遊記》的快活裡透着一份沉色素樸，讓我感受到《普安咒》佛曲那種情操。
同一時期日本亦完成了奈良和京都的寺院建造，佛教帶來的日本人的新情操，催生了《平家物語》。
如果沒有佛教的傳入，或許也不會有《平家物語》和芭蕉的俳句。
《平家物語》之悲猶有佛教色彩生鮮之處，到了芭蕉詩歌那種沉色素樸的況味，可以說并非佛教影響到日本情操，而是以日本情操自生的。
佛教之于日本人，與其說是盂蘭盆舞，或是街坊常見的臨濟宗，乃至某教派之類的信仰，毋甯說是全然在無所覺察的地方化成了日本情操。
全世界無可追随的和服那種沉色，是很佛教化的。
而印度少了這股沉色的況味。
日本神道除了紅、白、茄紫三色之外，還又多了淡茶沉色，這對日本文明來說，着實是值得慶幸。
相對于此，西洋的天主教早在唐朝以前即曾傳入中國，卻沒有留下任何痕迹。
及至明朝，神父再度東來，雖對自然科學有所幫助，之于情操卻是毫無影響。
清初，盡管康熙瓷曾采用西洋彩繪，乃至太平天國兵亂甚至使用過天主教的稱号，也都船過水無痕，對中國人的情操沒有發生任何作用。
中日兩國詩人率多熟悉佛教，天主教徒卻無一人成為詩人。
縱使洛陽和大同的佛寺佛像營造逐漸衰疲，奈良與京都的寺院建造亦已過去，佛教仍以中國人與日本人的新情操存活下來，并且日新又新的生發出新的造形。
相形之下，現今西式的大樓和公寓之類的建造，絕無可能成為我們的新情操，這種營
對中國人來說，佛法與日本的神道，亦是兩面鏡。
如能因我這本着作，讓印度人将日本和中國視如東方諸佛世界，則真是可感激的。
我們中國與日本自有黃老、神道，亦尚有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唯佛教的傳入仍可謂功德無量。
如果說文明在于它自身的展現，那麼佛教已然展現了我們的文明。
前此唐君毅先生夫人來日本，有幸聆聽夫人彈奏古琴。
其中一曲令我心安靜下來，贊歎再三。
他們告以此乃佛曲，是普安禅師所作的《普安咒》。
中國的音樂裡有道調，有黃老的仙樂，也有儒教的雅樂。
有謂道調仙意飄渺，雅樂雅正幽淡，我始知除此之外尚有佛曲。
《普安咒》異于印度原本的梵音，确實是屬于中國的，而且是黃老、儒教之外的另一種新情操；如水滴落岩石或古木，既無反射之音亦無回音，是一種沉色素樸、踏實的慈悲之音。
中國自南北朝至隋唐，以寺院和石窟造像的興盛，革新了中國文明的表現，但後來日漸衰微，佛教遂脫卻其原來的造形，成為白居易與蘇東坡詩歌的悟境，之後，《西遊記》産生，遂以中國的新造形展現了有關佛教事物的種種。
明朝以來中國民間對觀音菩薩和西天極樂世界的向往，便是來自《西遊記》，我認為那是再可喜不過了。
《西遊記》的快活裡透着一份沉色素樸，讓我感受到《普安咒》佛曲那種情操。
同一時期日本亦完成了奈良和京都的寺院建造，佛教帶來的日本人的新情操，催生了《平家物語》。
如果沒有佛教的傳入，或許也不會有《平家物語》和芭蕉的俳句。
《平家物語》之悲猶有佛教色彩生鮮之處，到了芭蕉詩歌那種沉色素樸的況味，可以說并非佛教影響到日本情操，而是以日本情操自生的。
佛教之于日本人，與其說是盂蘭盆舞，或是街坊常見的臨濟宗，乃至某教派之類的信仰，毋甯說是全然在無所覺察的地方化成了日本情操。
全世界無可追随的和服那種沉色，是很佛教化的。
而印度少了這股沉色的況味。
日本神道除了紅、白、茄紫三色之外，還又多了淡茶沉色，這對日本文明來說，着實是值得慶幸。
相對于此，西洋的天主教早在唐朝以前即曾傳入中國，卻沒有留下任何痕迹。
及至明朝，神父再度東來，雖對自然科學有所幫助，之于情操卻是毫無影響。
清初，盡管康熙瓷曾采用西洋彩繪，乃至太平天國兵亂甚至使用過天主教的稱号，也都船過水無痕，對中國人的情操沒有發生任何作用。
中日兩國詩人率多熟悉佛教，天主教徒卻無一人成為詩人。
縱使洛陽和大同的佛寺佛像營造逐漸衰疲，奈良與京都的寺院建造亦已過去，佛教仍以中國人與日本人的新情操存活下來，并且日新又新的生發出新的造形。
相形之下，現今西式的大樓和公寓之類的建造，絕無可能成為我們的新情操，這種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