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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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在印度，早由空有兩大思潮的激揚，而演成大乘性相的兩大派系。
傳來中國，到了黃金時代的隋唐，大小乘十宗的旗幟，也已很鮮明地豎立起來。
各宗派的創立者雖從修證佛法的境界各自發揮其心得，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建立其不同的宗派。
可是回到修持上來，則不歸于戒律，即歸于禅觀或淨土；而修禅觀或淨土行者，仍不能離開戒律，以戒律為修習一切善法的基礎。
那麼，不論出家或在家佛徒，對于戒律都是一樣的需要，因全部佛法都是建築在戒律之上的。
所謂：“一切衆律中，戒經為最上；佛法三藏教，毗奈耶為首。
”這是為佛徒的鐵律，誰也不能否認的。
“四十二章經”則說：“佛子離吾數千裡，憶念吾戒，必證道果；在吾左右，雖常見吾，不順吾戒，終不得道。
”有志修學佛法而于戒行有虧的，讀到佛陀這些教誡的經文，不能不毛骨悚然而思有以匡正了。
佛律雖很謹嚴，條文也很繁瑣，但在今日真能“嚴淨毗尼，研究律藏”的人，又有幾多呢？不特束置高閣無人過問，就是能談戒律的人也必定是很有勇氣的，沒有勇氣就不敢談了。
這原因或在戒律的性質太嚴肅，末世業障深重，持之不易，索性不持了，談也無益，索性不談了。
近世佛門的大心之士，有鑒乎此種衰頹而散漫無章的情形，有發心出來提倡振興律學，也有認為律學有重新估價的需要。
根據律部中的“因時制宜，因地制宜”的理由，主張适宜時地環境的需求，可行者行，不可行或行不通的，不妨舍棄。
其實這種思想也不始于今日，遠在二千五百年前，在阿難陀和大迦葉領導的教團中，早已發生争論了。
阿難在第一次結集經典後曾說：“佛将入滅時曾告我，大衆若欲棄小小戒，可随意棄。
”當時迦葉闆起面孔反對道：“佛所未制，今不别制，佛所已制，不可少改。
”據律部記載，當時還有一愚癡比丘說：“那老頭（佛）去世甚好！他在世時常拿戒律約束我們，這件不許做，那件不準行，如今我們可以極自由地為所欲為了！”迦葉聽了覺得痛心，也因此而發起結集律藏。
本來戒法為四衆弟子的金科玉律，應守應行，理所當然，那有讨價還價的餘地？所謂：“毗尼久住，正法久住”；可是在事實上，又有不然，不但在佛滅後的初期，諸大羅漢之間為了戒律的可舍與不舍問題，發生歧見，弄到教團的不協調；就是在佛陀時代，不是已有“六群比丘”及比丘尼出現了嗎？難道那時毗尼不住世嗎？不是正法住世時代嗎？這或者由于衆生的慧根深淺與向道之心有無而所使然：其慧根深而向道心堅切的，即能嚴持戒律；其慧根淺而向道心薄弱的，自然難得清淨了。
或者以戒律太嚴肅，條文又繁瑣，使人望之生畏，感到不易堅持，或堅持亦難到底，無形中便松弛了。
佛曆二五○五年春，我在星洲方便禁足期間，在無盡燈上讀到聖嚴法師作的《受戒學戒與持戒》及《戒律的傳承與弘揚》，覺其慧解敏穎，文筆犀利，所言切中時弊，深為感動。
當時曾以燈刊讀者的名義略緻薄敬。
在那文末談到弘一律師嘗自檢驗，認為自己非但不夠比丘的資格，也不夠沙彌的資格，甚至連一個五戒滿分優婆塞的資格亦不夠。
一個聞名持戒的律師，還不敢以滿分五戒淨人自居，可知戒條是如何地謹嚴難守了。
明朝的紫柏大師，脅不着席四十餘年，猶以未能持微細戒，終不敢為人授沙彌戒和比丘戒，到不得已時也隻為人授五戒。
蓮池大師嘗自稱為“菩薩弟子”或“沙門”，不敢以比丘自居。
蕅益大師閱過律藏之後作“退戒緣起”，認為一向所受的戒不合法，沒有做比丘資格，自稱“菩薩沙彌”，太虛大師亦有“比丘不是佛未成
傳來中國，到了黃金時代的隋唐，大小乘十宗的旗幟，也已很鮮明地豎立起來。
各宗派的創立者雖從修證佛法的境界各自發揮其心得，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建立其不同的宗派。
可是回到修持上來，則不歸于戒律，即歸于禅觀或淨土；而修禅觀或淨土行者，仍不能離開戒律，以戒律為修習一切善法的基礎。
那麼，不論出家或在家佛徒，對于戒律都是一樣的需要，因全部佛法都是建築在戒律之上的。
所謂：“一切衆律中，戒經為最上；佛法三藏教，毗奈耶為首。
”這是為佛徒的鐵律，誰也不能否認的。
“四十二章經”則說：“佛子離吾數千裡，憶念吾戒，必證道果；在吾左右，雖常見吾，不順吾戒，終不得道。
”有志修學佛法而于戒行有虧的，讀到佛陀這些教誡的經文，不能不毛骨悚然而思有以匡正了。
佛律雖很謹嚴，條文也很繁瑣，但在今日真能“嚴淨毗尼，研究律藏”的人，又有幾多呢？不特束置高閣無人過問，就是能談戒律的人也必定是很有勇氣的，沒有勇氣就不敢談了。
這原因或在戒律的性質太嚴肅，末世業障深重，持之不易，索性不持了，談也無益，索性不談了。
近世佛門的大心之士，有鑒乎此種衰頹而散漫無章的情形，有發心出來提倡振興律學，也有認為律學有重新估價的需要。
根據律部中的“因時制宜，因地制宜”的理由，主張适宜時地環境的需求，可行者行，不可行或行不通的，不妨舍棄。
其實這種思想也不始于今日，遠在二千五百年前，在阿難陀和大迦葉領導的教團中，早已發生争論了。
阿難在第一次結集經典後曾說：“佛将入滅時曾告我，大衆若欲棄小小戒，可随意棄。
”當時迦葉闆起面孔反對道：“佛所未制，今不别制，佛所已制，不可少改。
”據律部記載，當時還有一愚癡比丘說：“那老頭（佛）去世甚好！他在世時常拿戒律約束我們，這件不許做，那件不準行，如今我們可以極自由地為所欲為了！”迦葉聽了覺得痛心，也因此而發起結集律藏。
本來戒法為四衆弟子的金科玉律，應守應行，理所當然，那有讨價還價的餘地？所謂：“毗尼久住，正法久住”；可是在事實上，又有不然，不但在佛滅後的初期，諸大羅漢之間為了戒律的可舍與不舍問題，發生歧見，弄到教團的不協調；就是在佛陀時代，不是已有“六群比丘”及比丘尼出現了嗎？難道那時毗尼不住世嗎？不是正法住世時代嗎？這或者由于衆生的慧根深淺與向道之心有無而所使然：其慧根深而向道心堅切的，即能嚴持戒律；其慧根淺而向道心薄弱的，自然難得清淨了。
或者以戒律太嚴肅，條文又繁瑣，使人望之生畏，感到不易堅持，或堅持亦難到底，無形中便松弛了。
佛曆二五○五年春，我在星洲方便禁足期間，在無盡燈上讀到聖嚴法師作的《受戒學戒與持戒》及《戒律的傳承與弘揚》，覺其慧解敏穎，文筆犀利，所言切中時弊，深為感動。
當時曾以燈刊讀者的名義略緻薄敬。
在那文末談到弘一律師嘗自檢驗，認為自己非但不夠比丘的資格，也不夠沙彌的資格，甚至連一個五戒滿分優婆塞的資格亦不夠。
一個聞名持戒的律師，還不敢以滿分五戒淨人自居，可知戒條是如何地謹嚴難守了。
明朝的紫柏大師，脅不着席四十餘年，猶以未能持微細戒，終不敢為人授沙彌戒和比丘戒，到不得已時也隻為人授五戒。
蓮池大師嘗自稱為“菩薩弟子”或“沙門”，不敢以比丘自居。
蕅益大師閱過律藏之後作“退戒緣起”，認為一向所受的戒不合法，沒有做比丘資格，自稱“菩薩沙彌”，太虛大師亦有“比丘不是佛未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