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書章句集注定本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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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未夏，兒志忠學輯四書朱子注之定本，句考之而有所疑，折衷于予。
此非易事也，得不盡心焉！定本句有不待辨者，有猶待辨者，有不可不辨者。
不待辨者維何？如大學誠意章“故必謹之于此，以審其幾焉”，為定本；其初本則曰：“慊與不慊，其幾甚微。
”如此之類是也。
猶待辨者維何？如大學聖經章“欲其必自慊”，此初本，非定本；其定本則曰：“欲其一于善。
”論語為政章“行道而有得于心也”，此初本，非定本；其定本則曰：“得于心而不失也。
”如此之類是也。
不可不辨者維何？如中庸首章“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于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于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我之所固有者裁之也。
故子思于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于天，亦此意也。
”此實非定本，其定本則曰：“蓋人之所以為人，道之所以為道，聖人之所以為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于天而備于我。
學者知之，則其于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
故子思于此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
”如此之類是也。
所以一為不待辨，一為猶待辨，一為不可不辨，何哉？吾蘇坊間所行之本，多從永樂大全本。
相習既久，人情每安于所習，而先入者常為主。
誠意章“故必謹之于此，以審其幾焉”，凡所習坊本既與之相合矣，久而安之矣，此固宜不待辨矣。
若夫聖經章“一于善”句、為政章“得于心”句，二者雖有善本可證，又有朱子及先儒之說，然皆與坊本不合，所以猶待辨也。
“蓋人之所以為人”一段，既與所習熟之坊本不合，為見聞所駭異，而善本及先儒疏釋本又但從定本而無所辨說，而又為小儒之所訾，得毋益甚其駭異？所以不可不辨也。
今試辨之：所以知“人之所以”一段之為定論者，我朝所?刻宋淳佑版大字本原自如此，即此可知其為定本而無疑矣。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全載學庸注，其于此段，亦原自如此。
朱子之子敬止跋雲：“先公晚歲所親定，為絕筆之書，未脫稿者八篇。
”則殁後而書始出也。
殁而始出，則學庸注豈非所改定者乎？于此又可知其為定本而無疑矣。
是則此段之為定本，得斯二者，正可以決然從焉而不必有旁求矣；而況又下及納蘭氏翻刻西山真氏四書集編亦如是。
集編惟學庸為真氏所手定。
真氏親受業于朱子，而得其精微者也，則其手定學庸集編，安有不從最後定本而遽取未定本以苟且從事者乎？于此又益可知其為定本而無疑也。
格庵趙氏四書纂疏亦如是。
趙氏，其父受業于朱子之門人，故以所得于家庭者?求朱門之源委而作纂疏，又豈有不從最後定本者？于此又益可知其為定本而無疑也。
東發黃氏所着日鈔，亦全載學庸注，而此段亦如是。
黃氏亦淵源朱子而深有得者，日鈔皆其着作，而乃載章句，豈苟然哉？此其為定本又益可無疑也。
雲峰胡氏四書通，此段亦如是。
自南宋至前明，為朱子注作疏解者多矣，若四書通，可謂最善，而通于此段亦如是，但惜無辨說。
然以他處有辨者推之，此其為定本又益可無疑也。
旁求之，複有如此，何不可決之堅矣，而坊本則皆作“知己之有性”雲雲。
考其緣由，則惟輯釋之故：而窮究其源，則自四書附錄始也。
輯釋者，元新安倪氏士毅所作也；附錄者，宋建安祝氏洙所作也。
今坊本四書注，皆仍明胡氏廣永樂大全本。
大全隻剿襲輯釋，學庸尤無增減，雖謂永樂大全即倪氏之書可耳，其于胡氏又何責焉？故論坊本所從之緣由，不謂大全而謂輯釋也。
倪氏之師，定宇陳氏栎也。
陳氏着四書發明，惟主祝氏附錄而已。
倪氏惟師是從，亦惟主附錄而已。
故窮究坊本所從之源，則惟在祝氏之附錄也。
諸儒或多從祝氏者，隻以其父諱穆，字和父，為朱子母黨，嘗受業于朱子。
然迹和父所着方輿勝覽一書，則其人近于風華淹雅，未必内專性學者。
今祝氏四書附錄雖未見其全書，而即輯釋所載引諸說以觀之，是直不知有定本，已為四書信道之矣。
四書通曰：“如為政章祝本作‘有得于心’，則于改作‘得于心而不失’，祝未之見也。
”通之說有如此，仍倪氏後生不能擇善以從，而因阿其師以及祝氏。
至颠倒是非，即朱子口講指畫之言，而亦弗之信焉，何其無識欤？而祝本之為非定本可以決然矣。
然猶可委者，曰“源略遠，派亦分矣”；乃祝本之為非定本，更有即出于朱子後嗣之人之言為祝氏微辨者，即出于信從祝氏之人自呈破綻者。
倪氏輯釋引陳氏四書發明之言曰：“文公适孫鑒書祝氏附錄本卷端雲：‘四書元本，則以鑒向得先公晚年絕筆所
此非易事也，得不盡心焉！定本句有不待辨者，有猶待辨者，有不可不辨者。
不待辨者維何？如大學誠意章“故必謹之于此，以審其幾焉”，為定本；其初本則曰：“慊與不慊，其幾甚微。
”如此之類是也。
猶待辨者維何？如大學聖經章“欲其必自慊”，此初本，非定本；其定本則曰：“欲其一于善。
”論語為政章“行道而有得于心也”，此初本，非定本；其定本則曰：“得于心而不失也。
”如此之類是也。
不可不辨者維何？如中庸首章“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于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于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我之所固有者裁之也。
故子思于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于天，亦此意也。
”此實非定本，其定本則曰：“蓋人之所以為人，道之所以為道，聖人之所以為教，原其所自，無一不本于天而備于我。
學者知之，則其于學知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
故子思于此首發明之，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
”如此之類是也。
所以一為不待辨，一為猶待辨，一為不可不辨，何哉？吾蘇坊間所行之本，多從永樂大全本。
相習既久，人情每安于所習，而先入者常為主。
誠意章“故必謹之于此，以審其幾焉”，凡所習坊本既與之相合矣，久而安之矣，此固宜不待辨矣。
若夫聖經章“一于善”句、為政章“得于心”句，二者雖有善本可證，又有朱子及先儒之說，然皆與坊本不合，所以猶待辨也。
“蓋人之所以為人”一段，既與所習熟之坊本不合，為見聞所駭異，而善本及先儒疏釋本又但從定本而無所辨說，而又為小儒之所訾，得毋益甚其駭異？所以不可不辨也。
今試辨之：所以知“人之所以”一段之為定論者，我朝所?刻宋淳佑版大字本原自如此，即此可知其為定本而無疑矣。
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全載學庸注，其于此段，亦原自如此。
朱子之子敬止跋雲：“先公晚歲所親定，為絕筆之書，未脫稿者八篇。
”則殁後而書始出也。
殁而始出，則學庸注豈非所改定者乎？于此又可知其為定本而無疑矣。
是則此段之為定本，得斯二者，正可以決然從焉而不必有旁求矣；而況又下及納蘭氏翻刻西山真氏四書集編亦如是。
集編惟學庸為真氏所手定。
真氏親受業于朱子，而得其精微者也，則其手定學庸集編，安有不從最後定本而遽取未定本以苟且從事者乎？于此又益可知其為定本而無疑也。
格庵趙氏四書纂疏亦如是。
趙氏，其父受業于朱子之門人，故以所得于家庭者?求朱門之源委而作纂疏，又豈有不從最後定本者？于此又益可知其為定本而無疑也。
東發黃氏所着日鈔，亦全載學庸注，而此段亦如是。
黃氏亦淵源朱子而深有得者，日鈔皆其着作，而乃載章句，豈苟然哉？此其為定本又益可無疑也。
雲峰胡氏四書通，此段亦如是。
自南宋至前明，為朱子注作疏解者多矣，若四書通，可謂最善，而通于此段亦如是，但惜無辨說。
然以他處有辨者推之，此其為定本又益可無疑也。
旁求之，複有如此，何不可決之堅矣，而坊本則皆作“知己之有性”雲雲。
考其緣由，則惟輯釋之故：而窮究其源，則自四書附錄始也。
輯釋者，元新安倪氏士毅所作也；附錄者，宋建安祝氏洙所作也。
今坊本四書注，皆仍明胡氏廣永樂大全本。
大全隻剿襲輯釋，學庸尤無增減，雖謂永樂大全即倪氏之書可耳，其于胡氏又何責焉？故論坊本所從之緣由，不謂大全而謂輯釋也。
倪氏之師，定宇陳氏栎也。
陳氏着四書發明，惟主祝氏附錄而已。
倪氏惟師是從，亦惟主附錄而已。
故窮究坊本所從之源，則惟在祝氏之附錄也。
諸儒或多從祝氏者，隻以其父諱穆，字和父，為朱子母黨，嘗受業于朱子。
然迹和父所着方輿勝覽一書，則其人近于風華淹雅，未必内專性學者。
今祝氏四書附錄雖未見其全書，而即輯釋所載引諸說以觀之，是直不知有定本，已為四書信道之矣。
四書通曰：“如為政章祝本作‘有得于心’，則于改作‘得于心而不失’，祝未之見也。
”通之說有如此，仍倪氏後生不能擇善以從，而因阿其師以及祝氏。
至颠倒是非，即朱子口講指畫之言，而亦弗之信焉，何其無識欤？而祝本之為非定本可以決然矣。
然猶可委者，曰“源略遠，派亦分矣”；乃祝本之為非定本，更有即出于朱子後嗣之人之言為祝氏微辨者，即出于信從祝氏之人自呈破綻者。
倪氏輯釋引陳氏四書發明之言曰：“文公适孫鑒書祝氏附錄本卷端雲：‘四書元本，則以鑒向得先公晚年絕筆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