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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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念南北海道此固徑且不逢淺角，識之後就招懷為防海義民，清與其徒張瑄随宰相入見，受金符千戶，遂言海漕事，試之良便，遂興海運。
” 虞集曰：“至元十二年既平宋，始運江南糧，以河運弗便，至元二十九年用巴延言，初通海道，漕運抵直沽以達京城，立運糧萬戶府三，以南人朱清、張瑄、羅璧為之。
初歲運四萬餘石，後累增及三百餘萬石，春夏分二運至，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不旬日而達于京師，内外官府、大小吏士至于細民無不仰給于此。
” 臣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給幽燕（見唐杜甫詩），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于元焉。
初，巴延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至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灤之運，不專于海道也（元初糧道自江入淮，由黃河至封丘縣中灤旱站，陸運至浚縣、淇門一百八十裡，入禦河），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戶府以督歲運，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财賦府每歲所辦糧充運，自此以至末年專仰海運矣。
海運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劉家港（今在蘇州府昆山縣太倉）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裡，最後千戶殷明略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于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謂其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
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
我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饷，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
臣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雲“民無挽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以為一代良法，又雲海運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
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征者。
臣竊以謂，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乎人力，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河漕視陸運之費省什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什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挽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
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于海運也，然善謀國者恒于未事之先而為意外之慮，甯過慮而無不臨事而悔，今國朝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财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況自古皆是轉般而以鹽為傭直，今則專役軍夫長運而加以兌支之費，歲歲常運，儲積之糧雖多而征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迂儒過為遠慮，請于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别通海運一路，與河漕并行。
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浙江布政司及常州、蘇州、松江三府）由海通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滞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豫防之先計也。
臣家居海隅，頗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噍，故制海舟者必為尖底，首尾必俱置柁，卒遇暴風轉帆為難，亟以尾為首，縱其所如，且暴風之作多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以後開船，置長篙以料角、定盤針以取向，一如蕃舶之制。
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也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豫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捕魚漁戶、煎鹽竈丁，逐一次第踏視海涯，有無行舟潢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遠近，親行試驗，委曲為之設法，可通則通，可塞則塞，可回避則回避，畫圖具本以為傍海通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便。
若夫占視風候之說，見于沈氏《筆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于巳時即止，則不與暴風遇矣。
中道忽見雲起則便易柁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沉溺之患。
萬一臣言可采，乞先行下閩廣二藩，訪尋舊會通蕃航海之人（許其自首，免其本罪），及行廣東鹽課提舉司歸德等場起取貫駕海舟竈丁，令有司優給津遣。
既至，訪詢其中知海道曲折者以海道事宜，許以事成加以官賞，俾其監工，照依海舶式樣造為運舟及一應合用器物，就行委官督領其人，起自蘇州，曆揚、淮、青、登等府直抵直沽濱海去處，踏看可行與否，先成運舟十數艘付與駕使，給以月糧，俾其沿海按視經行停泊去處，所至以山島、港汊為标識，詢看是何州縣地方，一一紀錄，造成圖冊，縱其往來十數次，既已通習，保其決然可行無疑。
然後于昆山、太倉起蓋船廠，将工部原派船料差官于此收貯，照依見式造為海運尖底船隻，每船量定軍夫若幹、裝載若幹，大抵海舟與河舟不同，河舟畏淺故宜輕，海舟畏飄故宜重，假如每艘載八百石則為造一千石舟，許其以二百石載私貨，三年之後，軍夫自載者三十稅一，客商附載者照依稅課常例，就于直沽立一宣課司收貯，以為歲造船料之費。
其糧既從海運，腳費比漕河為省，其兌支之加耗宜量為減殺，大約海舟一載千石則可當河舟所載之三，河舟用卒十人，海舟加五或倍之，則漕卒亦比舊省矣。
此非獨可以足國用，自此京城百貨骈集而公私俱足矣。
考宋《朱子文集》，其奏劄言廣東海路至浙東為近，宜于福建、廣東沿海去處招邀米客；《元史》載順帝末年山東河南之路不通，國用不繼，至正十九年議遣戶部尚書貢師泰往福建，以閩鹽易糧給京師，得數十萬石，京師賴焉；其後陳友定亦自閩中海運，進奉不絕。
然則此道若通，閩廣之綱運亦可以來，不但兩浙也，況今京師公私所用多資南方貨物
” 虞集曰：“至元十二年既平宋，始運江南糧，以河運弗便，至元二十九年用巴延言，初通海道，漕運抵直沽以達京城，立運糧萬戶府三，以南人朱清、張瑄、羅璧為之。
初歲運四萬餘石，後累增及三百餘萬石，春夏分二運至，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不旬日而達于京師，内外官府、大小吏士至于細民無不仰給于此。
” 臣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粳稻以給幽燕（見唐杜甫詩），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于元焉。
初，巴延平宋，命張瑄等以宋圖籍自崇明由海道入京師，至至元十九年，始建海運之策，命羅璧等造平底海船運糧，從海道抵直沽，是時猶有中灤之運，不專于海道也（元初糧道自江入淮，由黃河至封丘縣中灤旱站，陸運至浚縣、淇門一百八十裡，入禦河），二十八年立都漕運萬戶府以督歲運，至大中以江淮、江浙财賦府每歲所辦糧充運，自此以至末年專仰海運矣。
海運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劉家港（今在蘇州府昆山縣太倉）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裡，最後千戶殷明略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島，于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說者謂其雖有風濤漂溺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
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
我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饷，永樂初海運七十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
臣考《元史食貨志》論海運有雲“民無挽輸之勞，國有儲蓄之富”，以為一代良法，又雲海運視河漕之費所得蓋多。
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其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征者。
臣竊以謂，自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陸運以車，水運以舟，而皆資乎人力，所運有多寡，所費有繁省，河漕視陸運之費省什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什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挽如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
今漕河通利，歲運充積，固無資于海運也，然善謀國者恒于未事之先而為意外之慮，甯過慮而無不臨事而悔，今國朝都燕，蓋極北之地，而财賦之入皆自東南而來，會通一河譬則人身之咽喉也，一日食不下咽立有死亡之禍，況自古皆是轉般而以鹽為傭直，今則專役軍夫長運而加以兌支之費，歲歲常運，儲積之糧雖多而征戍之卒日少，食固足矣，如兵之不足何？迂儒過為遠慮，請于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之故道，别通海運一路，與河漕并行。
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浙西東瀕海一帶（浙江布政司及常州、蘇州、松江三府）由海通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旦漕渠少有滞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豫防之先計也。
臣家居海隅，頗知海舟之便，舟行海洋不畏深而畏淺，不慮風而慮噍，故制海舟者必為尖底，首尾必俱置柁，卒遇暴風轉帆為難，亟以尾為首，縱其所如，且暴風之作多在盛夏，今後率以正月以後開船，置長篙以料角、定盤針以取向，一如蕃舶之制。
夫海運之利以其放洋，而其險也亦以其放洋，今欲免放洋之害，宜豫遣習知海道者，起自蘇州劉家港，訪問傍海居民、捕魚漁戶、煎鹽竈丁，逐一次第踏視海涯，有無行舟潢道、泊舟港汊、沙石多寡、洲渚遠近，親行試驗，委曲為之設法，可通則通，可塞則塞，可回避則回避，畫圖具本以為傍海通運之法，萬一可行，是亦良便。
若夫占視風候之說，見于沈氏《筆談》，每日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舟，至于巳時即止，則不與暴風遇矣。
中道忽見雲起則便易柁回舟，仍泊舊處，如此可保萬全，永無沉溺之患。
萬一臣言可采，乞先行下閩廣二藩，訪尋舊會通蕃航海之人（許其自首，免其本罪），及行廣東鹽課提舉司歸德等場起取貫駕海舟竈丁，令有司優給津遣。
既至，訪詢其中知海道曲折者以海道事宜，許以事成加以官賞，俾其監工，照依海舶式樣造為運舟及一應合用器物，就行委官督領其人，起自蘇州，曆揚、淮、青、登等府直抵直沽濱海去處，踏看可行與否，先成運舟十數艘付與駕使，給以月糧，俾其沿海按視經行停泊去處，所至以山島、港汊為标識，詢看是何州縣地方，一一紀錄，造成圖冊，縱其往來十數次，既已通習，保其決然可行無疑。
然後于昆山、太倉起蓋船廠，将工部原派船料差官于此收貯，照依見式造為海運尖底船隻，每船量定軍夫若幹、裝載若幹，大抵海舟與河舟不同，河舟畏淺故宜輕，海舟畏飄故宜重，假如每艘載八百石則為造一千石舟，許其以二百石載私貨，三年之後，軍夫自載者三十稅一，客商附載者照依稅課常例，就于直沽立一宣課司收貯，以為歲造船料之費。
其糧既從海運，腳費比漕河為省，其兌支之加耗宜量為減殺，大約海舟一載千石則可當河舟所載之三，河舟用卒十人，海舟加五或倍之，則漕卒亦比舊省矣。
此非獨可以足國用，自此京城百貨骈集而公私俱足矣。
考宋《朱子文集》，其奏劄言廣東海路至浙東為近，宜于福建、廣東沿海去處招邀米客；《元史》載順帝末年山東河南之路不通，國用不繼，至正十九年議遣戶部尚書貢師泰往福建，以閩鹽易糧給京師，得數十萬石，京師賴焉；其後陳友定亦自閩中海運，進奉不絕。
然則此道若通，閩廣之綱運亦可以來，不但兩浙也，況今京師公私所用多資南方貨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