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

叙曰：昔孔子有言，吾志在《春秋》。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蓋孟子所謂行天子之事，繼王者之迹也。傳《春秋》者，言人人殊，惟公羊氏五傳，當漢景時，乃與弟子胡毋子都等記于竹帛。是時大儒董生，下帷三年講明而達其用，而學大興。故其對武帝曰：非六藝之科，孔子之術，皆絕之，弗使複進。漢之吏治經術，彬彬乎近古者，董生治《春秋》倡之也。胡毋生雖著條例，而弟子遂者絕少，故其名不及董生，而其書之顯，亦不及《繁露》。綿延迄于東漢之季，鄭衆、賈逵之徒，曲學阿世，扇中壘之毒焰，鼓圖谶之妖氛，幾使羲辔重昏，昆侖絕紐，賴有任城何邵公氏，修學卓識，審決白黑，而定尋董、胡之緒，補莊、顔之缺，斷陳元、範升之訟，針明赤之疾，研精覃思，十有七年，密若禽、墨之守禦，義勝桓、文之節制，五經之師，罕能及之。天不祐漢，晉戎亂德，儒風不振，異學争鳴。杜預、範甯，吹死灰，期複然，溉朽壤，使樹藝。時無戴宏，莫與辨惑。唐統中外，并立學官。自時厥後，陸淳、啖助之流，或以棄置師法，燕說郢書，開無知之妄；或以和合傳義，斷根取節，生歧出之途，支窒錯迕，千喙一沸；而聖人之微言大義，蓋盡晦矣！大清之有天下百年，開獻書之路，招文學之士，以表章六經為首。于是人恥鄉壁虛造，競守漢師家法。若元和惠棟氏之于《易》，歙金榜氏之于《禮》，其善學者也。〔祿〕束發受經，善董生、何氏之書若合符節，則嘗以為學者莫不求知聖人，聖人之道，備乎五經，而《春秋》者，五經之管鑰也。先漢師儒，略皆亡阙，惟《詩》毛氏，《禮》鄭氏，《易》虞氏，有義例可說，而撥亂反正，莫近《春秋》董何之言，受命如向。然則求觀聖人之志，七十子之所傳，舍是奚适焉？故尋其條貫，正其統紀，為《釋例》三十篇；又析其凝滞，強其守衛，為《箋》一卷、《答難》二卷；又博征諸史刑禮之不中者，為《禮議》、《決獄》二卷，又推原左氏、穀梁氏之失，為《申何》、《難鄭》五卷。用冀持世之志，觕有折衷。若乃經宜權變，損益制作，則聰明聖知達天德之事，概乎其未之聞也已。

    嘉慶十季六月蘭陵劉逢祿撰于東魯講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