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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衡》是東漢前期王充用畢生精力撰寫的一部哲學著作，是他一生反封建神學鬥争的結晶。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今浙江上虞縣）人，生于漢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27年），漢和帝永元中（公元89～104年）病卒于家，終年70歲左右。
王充的一生是在憂患中度過的。
他出生于“細族孤門”，8歲進學館學書法，十五六歲時赴洛陽太學求學，從著名史學家、古文經學家班彪學習。
他“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辄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後漢書·王充傳》）。
大約在32歲左右，觀天子臨辟雍，作《六儒論》。
後王充返歸家鄉，先後擔任上虞縣功曹，會稽郡都尉府掾功曹，郡太守五官功曹從事（五官椽），因與長官、權貴不合，遂“廢退窮居”，作《譏俗節義》、《政務》之書。
後歸鄉裡，以教書為業。
王充于宅内門戶牆柱，各置筆硯簡牍，見事而作，著《論衡》。
漢章帝元和三年（公元86年），年屆花甲的王充到揚州部的丹陽、九江、廬江等郡避難，應刺史董勤之召，到州裡任從事，後入為治中（州刺史的助理）。
材大任小，職在刺割，筆劄之思，曆年寝廢。
章和二年（公元88年），王充罷州家居，同郡友人謝夷吾上書朝廷推薦王充，章帝“特诏公車征，病，不行”。
漢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乃作《養性》十六篇，裁節嗜欲，頤神自守。
王充晚年“貧無供養，志不娛快”（《自紀篇》），處境凄苦。
王充生活在東漢前期，曆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四朝。
這一時期，豪族門閥把持了東漢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大權，在思想上則以谶緯儒學作為統治工具。
他們全盤繼承了從漢武帝以來，以董仲舒為代表的西漢官方神學思想體系和西漢後期大肆泛濫的谶緯迷信。
光武帝劉秀“尤信谶言”（《後漢書·方術列傳》），他以谶言“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後漢書·光武帝紀》）宣布做皇帝，并提倡以圖谶來決疑。
光武末年，初起靈台、明堂、辟雍，又宣布圖谶于天下。
凡“名應圖篆”者，都可以高官厚綠。
明、章二帝繼之大力提倡，遂使谶緯之書遍布天下。
當時流行的緯書有《河圖》、《洛書》、《七經緯》、《鈎命決》、《是類謀》、《元命苞》、《文耀鈎》、《考異郵》等等，五花八門，無奇不有，而且都稱是“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是自初起到孔子9位聖人推演出來的。
建初四年（公元79年），漢章帝劉炟在洛陽主持召開了由“太常、将、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參加的白虎觀會議，讨論五經異同，對谶緯迷信和儒家經書的合流，作了全面總結。
現在傳世的《白虎通義》（又名《白虎通德論》）就是這次會議辯論的結果。
它是董仲舒以來今文經學派唯心主義和神秘主義哲學思想的延伸和擴展，是對東漢前期封建專制主義思想的集中論述，也是集漢代儒學之大成的官方法典。
與此同時，一些代表地主階級中下層利益的知識分子則與之采取了針鋒相對的态度。
桓譚首先向光武帝劉秀提出治國應“以仁義正道為本”反對以“奇怪虛誕”治世的主張。
由于他極言“谶之非經”被劉秀斥為“非聖無法”，險些被斬首。
繼而王充也以“悟迷惑之心，使知虛實之分”為己任，凡認為是虛妄的東西都一一進行批判。
王充一生的著作除《論衡》外，目前所知的尚有《六儒論》、《譏俗節義》、《養性》、《政務》等，但流傳至今的隻有《論衡》一書了。
現存《論衡》有85篇（《招緻篇》存目佚文），與《後漢書·王充傳》的說法吻合。
但王充在《自紀篇》中卻說“吾書百篇”，“吾書亦才出百”，可能《論衡》原有百篇以上到範晔寫《後漢書》時僅可見到85篇了。
王充死後，《論衡》最初由蔡邕、王朗二人傳世，以後輾轉流傳，篇目有所佚失是完全有可能的。
《論衡》見于著錄較晚，《隋書·經籍志·雜家》著錄“《論衡》，二十九卷”，《舊唐書·經籍志·雜家》著錄“《論衡》，三十卷”。
二者相差一卷，可能是從二十九卷中分出《自紀篇》單為一卷的緣故。
自此以後，見于著錄的《論衡》多為三十卷。
《論衡》在宋代以前無定本。
北宋慶曆五年（公元1045年），進士楊文昌用當時流行的俗本二十七卷與史館本三十卷對校，“改正塗注一萬一千二百五十七字”作序刊印，稱為善本。
百餘年後，南宋孝宗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會稽太守洪适又據楊刻本複加校訂重刻。
這兩種宋版《論衡》目前僅存殘卷。
現在收藏于北京圖書館的宋本《論衡》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今浙江上虞縣）人，生于漢光武帝建武三年（公元27年），漢和帝永元中（公元89～104年）病卒于家，終年70歲左右。
王充的一生是在憂患中度過的。
他出生于“細族孤門”，8歲進學館學書法，十五六歲時赴洛陽太學求學，從著名史學家、古文經學家班彪學習。
他“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辄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後漢書·王充傳》）。
大約在32歲左右，觀天子臨辟雍，作《六儒論》。
後王充返歸家鄉，先後擔任上虞縣功曹，會稽郡都尉府掾功曹，郡太守五官功曹從事（五官椽），因與長官、權貴不合，遂“廢退窮居”，作《譏俗節義》、《政務》之書。
後歸鄉裡，以教書為業。
王充于宅内門戶牆柱，各置筆硯簡牍，見事而作，著《論衡》。
漢章帝元和三年（公元86年），年屆花甲的王充到揚州部的丹陽、九江、廬江等郡避難，應刺史董勤之召，到州裡任從事，後入為治中（州刺史的助理）。
材大任小，職在刺割，筆劄之思，曆年寝廢。
章和二年（公元88年），王充罷州家居，同郡友人謝夷吾上書朝廷推薦王充，章帝“特诏公車征，病，不行”。
漢和帝永元二年（公元90年），乃作《養性》十六篇，裁節嗜欲，頤神自守。
王充晚年“貧無供養，志不娛快”（《自紀篇》），處境凄苦。
王充生活在東漢前期，曆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四朝。
這一時期，豪族門閥把持了東漢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大權，在思想上則以谶緯儒學作為統治工具。
他們全盤繼承了從漢武帝以來，以董仲舒為代表的西漢官方神學思想體系和西漢後期大肆泛濫的谶緯迷信。
光武帝劉秀“尤信谶言”（《後漢書·方術列傳》），他以谶言“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後漢書·光武帝紀》）宣布做皇帝，并提倡以圖谶來決疑。
光武末年，初起靈台、明堂、辟雍，又宣布圖谶于天下。
凡“名應圖篆”者，都可以高官厚綠。
明、章二帝繼之大力提倡，遂使谶緯之書遍布天下。
當時流行的緯書有《河圖》、《洛書》、《七經緯》、《鈎命決》、《是類謀》、《元命苞》、《文耀鈎》、《考異郵》等等，五花八門，無奇不有，而且都稱是“自黃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是自初起到孔子9位聖人推演出來的。
建初四年（公元79年），漢章帝劉炟在洛陽主持召開了由“太常、将、大夫、博士、議郎、郎官及諸生、諸儒”參加的白虎觀會議，讨論五經異同，對谶緯迷信和儒家經書的合流，作了全面總結。
現在傳世的《白虎通義》（又名《白虎通德論》）就是這次會議辯論的結果。
它是董仲舒以來今文經學派唯心主義和神秘主義哲學思想的延伸和擴展，是對東漢前期封建專制主義思想的集中論述，也是集漢代儒學之大成的官方法典。
與此同時，一些代表地主階級中下層利益的知識分子則與之采取了針鋒相對的态度。
桓譚首先向光武帝劉秀提出治國應“以仁義正道為本”反對以“奇怪虛誕”治世的主張。
由于他極言“谶之非經”被劉秀斥為“非聖無法”，險些被斬首。
繼而王充也以“悟迷惑之心，使知虛實之分”為己任，凡認為是虛妄的東西都一一進行批判。
王充一生的著作除《論衡》外，目前所知的尚有《六儒論》、《譏俗節義》、《養性》、《政務》等，但流傳至今的隻有《論衡》一書了。
現存《論衡》有85篇（《招緻篇》存目佚文），與《後漢書·王充傳》的說法吻合。
但王充在《自紀篇》中卻說“吾書百篇”，“吾書亦才出百”，可能《論衡》原有百篇以上到範晔寫《後漢書》時僅可見到85篇了。
王充死後，《論衡》最初由蔡邕、王朗二人傳世，以後輾轉流傳，篇目有所佚失是完全有可能的。
《論衡》見于著錄較晚，《隋書·經籍志·雜家》著錄“《論衡》，二十九卷”，《舊唐書·經籍志·雜家》著錄“《論衡》，三十卷”。
二者相差一卷，可能是從二十九卷中分出《自紀篇》單為一卷的緣故。
自此以後，見于著錄的《論衡》多為三十卷。
《論衡》在宋代以前無定本。
北宋慶曆五年（公元1045年），進士楊文昌用當時流行的俗本二十七卷與史館本三十卷對校，“改正塗注一萬一千二百五十七字”作序刊印，稱為善本。
百餘年後，南宋孝宗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會稽太守洪适又據楊刻本複加校訂重刻。
這兩種宋版《論衡》目前僅存殘卷。
現在收藏于北京圖書館的宋本《論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