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論中國文化傳統中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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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之士，有崇奉，亦有創新，二者可以相和合。
孔子為中國兩千五百年來學人所共奉，尊之曰至聖先師。
然儒學傳統中，非無創新。
性與天道，孔子罕言之，而孟子主性善。
孔子極推管仲，嘗曰：“微管仲，我其被發左衽矣。
”而孟子則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又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孟子言養氣之功，養氣兩字不見于《論語》。
其他孟子書中持論，不見于《論語》者何限，然孟子曰：“乃吾所願，則學孔子。
”孟子終無一言疑及孔子，而自有孟子之創新。
繼孟子而起有荀卿，主性惡，持議與孟子相反。
然亦同尊孔子。
西漢董仲舒倡議罷黜百家，獨尊周孔，乃于孟荀少崇揚。
西漢末有揚雄，亦尊孔，然于孟、荀、董三人亦少崇揚。
東漢晚年有鄭玄，為一世儒宗，同尊孔。
而于孟、荀、董、揚非所崇。
隋代有王通，亦尊孔。
然于孟、荀、董、揚、鄭諸人，亦未見推崇。
唐代有韓愈，以己之辟佛自比于孟子之拒楊墨。
又曰：“孟子大醇荀小疵。
”于孔門傳統下，乃獨推孟子。
然又自言：“并世無孔子，則不當在弟子之列。
”則其獨尊孔子亦可知。
宋初諸儒群尊孔，然歐陽修尊韓愈，王安石尊孟子，意見亦不同。
周濂溪始為道學開山，《宋史》于《儒林傳》外特出《道學傳》，後人或非之。
然道學終是一新儒學，與漢唐儒學有不同。
宋元明三代之道學家，群尊濂溪，亦立說不同。
清儒又有宋學漢學之分，然雖重漢學，其為學又何嘗與漢儒相同。
然則列舉孔子以下兩千五百年儒學傳統，可謂時各有變，人各相異。
于同一崇奉中，不害其各有創新。
于各自創新中，亦不害其同一崇奉。
此為中國學術思想一特點。
釋迦創設佛教，然崇奉釋迦亦可人人成佛，并亦人人自創新說，此為佛學傳統與中國儒學有大體相同處。
故佛教在印度，雖終衰歇，而仍盛行于中國。
耶稣為上帝獨生子，崇奉耶稣不能同為上帝之獨生子。
而于耶稣教義亦不能多有新創立新發揮，此為耶教來中國不能如佛教之昌行之一大理由一大原因。
此可見文化傳統乃人心向背之所在。
故中國學術思想乃由四圍共向一中心，其中心地位愈高，則四圍向之者愈廣，即孔子是也。
故其中心之相同，不害四圍之互異，而終見一共同向往之大同而已。
西方之學則由四圍各自發展，無一共向之中心，故其為學乃日趨于異，而卒不能建一大同處。
耶教雖為一共同信仰，惟究于學術有異。
西方學術則惟見其異，不見其同。
天文學、地質學、生物學界域各異。
自然學如此、人文學亦然。
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法律學，分門别類，莫不皆然。
學以緻用，而用途各異。
學以求真，而真理不一。
故西方之為學，可以互不相通，乃無再一共尊。
學既各異，人亦各異。
羅馬人不同于希臘人，現代歐洲人亦不同于希臘羅馬人。
抑且英國人不同于法國人，美國人又不同于英國人。
亦為西方人為學終不于同處求，必向異處求，一應有之趨勢。
即如宗教，耶回不相同，而耶教中又分新舊。
宗教信仰仍多異，難得同。
耶稣言恺撒事恺撒管，耶教之所同，則隻同于一教皇，是即耶稣之恺撒化。
伊斯蘭教則更然。
西方宗教趨于世俗化，乃有其同。
而孔子與釋迦則務以其教來化此世俗，此又一大不同。
實則西方人不僅宗教求世俗化，即一切學術思想亦盡求世俗化。
而中國人則求世俗之學術化，此又一大不同。
今論世俗，西方則重個人自由。
如喜科學，或哲學與文學，皆由個人自由。
宗教信仰亦然。
既重個人自由，則惟見互異，不見大同。
其大同處僅在衣、食、住、行物質生活上，于是乃有唯物論哲學與唯物史觀之出現。
若其不屬于物，則惟有宗教信仰靈魂天堂始見為是一種精神自由。
但此二者均與中國傳統有大不同。
中國士傳統并不成為一宗教。
而其在塵世生活中，則轉抱有一大同觀。
何以故？則因中國士傳統
孔子為中國兩千五百年來學人所共奉，尊之曰至聖先師。
然儒學傳統中，非無創新。
性與天道，孔子罕言之，而孟子主性善。
孔子極推管仲，嘗曰：“微管仲，我其被發左衽矣。
”而孟子則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
”又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孟子言養氣之功，養氣兩字不見于《論語》。
其他孟子書中持論，不見于《論語》者何限，然孟子曰：“乃吾所願，則學孔子。
”孟子終無一言疑及孔子，而自有孟子之創新。
繼孟子而起有荀卿，主性惡，持議與孟子相反。
然亦同尊孔子。
西漢董仲舒倡議罷黜百家，獨尊周孔，乃于孟荀少崇揚。
西漢末有揚雄，亦尊孔，然于孟、荀、董三人亦少崇揚。
東漢晚年有鄭玄，為一世儒宗，同尊孔。
而于孟、荀、董、揚非所崇。
隋代有王通，亦尊孔。
然于孟、荀、董、揚、鄭諸人，亦未見推崇。
唐代有韓愈，以己之辟佛自比于孟子之拒楊墨。
又曰：“孟子大醇荀小疵。
”于孔門傳統下，乃獨推孟子。
然又自言：“并世無孔子，則不當在弟子之列。
”則其獨尊孔子亦可知。
宋初諸儒群尊孔，然歐陽修尊韓愈，王安石尊孟子，意見亦不同。
周濂溪始為道學開山，《宋史》于《儒林傳》外特出《道學傳》，後人或非之。
然道學終是一新儒學，與漢唐儒學有不同。
宋元明三代之道學家，群尊濂溪，亦立說不同。
清儒又有宋學漢學之分，然雖重漢學，其為學又何嘗與漢儒相同。
然則列舉孔子以下兩千五百年儒學傳統，可謂時各有變，人各相異。
于同一崇奉中，不害其各有創新。
于各自創新中，亦不害其同一崇奉。
此為中國學術思想一特點。
釋迦創設佛教，然崇奉釋迦亦可人人成佛，并亦人人自創新說，此為佛學傳統與中國儒學有大體相同處。
故佛教在印度，雖終衰歇，而仍盛行于中國。
耶稣為上帝獨生子，崇奉耶稣不能同為上帝之獨生子。
而于耶稣教義亦不能多有新創立新發揮，此為耶教來中國不能如佛教之昌行之一大理由一大原因。
此可見文化傳統乃人心向背之所在。
故中國學術思想乃由四圍共向一中心，其中心地位愈高，則四圍向之者愈廣，即孔子是也。
故其中心之相同，不害四圍之互異，而終見一共同向往之大同而已。
西方之學則由四圍各自發展，無一共向之中心，故其為學乃日趨于異，而卒不能建一大同處。
耶教雖為一共同信仰，惟究于學術有異。
西方學術則惟見其異，不見其同。
天文學、地質學、生物學界域各異。
自然學如此、人文學亦然。
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法律學，分門别類，莫不皆然。
學以緻用，而用途各異。
學以求真，而真理不一。
故西方之為學，可以互不相通，乃無再一共尊。
學既各異，人亦各異。
羅馬人不同于希臘人，現代歐洲人亦不同于希臘羅馬人。
抑且英國人不同于法國人，美國人又不同于英國人。
亦為西方人為學終不于同處求，必向異處求，一應有之趨勢。
即如宗教，耶回不相同，而耶教中又分新舊。
宗教信仰仍多異，難得同。
耶稣言恺撒事恺撒管，耶教之所同，則隻同于一教皇，是即耶稣之恺撒化。
伊斯蘭教則更然。
西方宗教趨于世俗化，乃有其同。
而孔子與釋迦則務以其教來化此世俗，此又一大不同。
實則西方人不僅宗教求世俗化，即一切學術思想亦盡求世俗化。
而中國人則求世俗之學術化，此又一大不同。
今論世俗，西方則重個人自由。
如喜科學，或哲學與文學，皆由個人自由。
宗教信仰亦然。
既重個人自由，則惟見互異，不見大同。
其大同處僅在衣、食、住、行物質生活上，于是乃有唯物論哲學與唯物史觀之出現。
若其不屬于物，則惟有宗教信仰靈魂天堂始見為是一種精神自由。
但此二者均與中國傳統有大不同。
中國士傳統并不成為一宗教。
而其在塵世生活中，則轉抱有一大同觀。
何以故？則因中國士傳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