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則惟以多數為歸。

    多數非即真理，但今日西方人道所尚，則惟多數而止。

    故西方學則貴專家，道則尚多數，可謂有學統無道統。

     中國亦有科學，亦有專家，惟論人生大道，則不在此。

    如醫學在中國，亦有甚深造詣，亦有統，但治病僅人生中一事，故醫學非即道統。

    西方之學各專門，皆平等。

    中國則有大道小道之别。

    又西方諸學各可獨立，中國則各學皆一遵于大道。

    樊遲問為農為圃，而孔子曰，小人哉，樊遲也。

    故諸學遂各獨立有統，而其上仍有一大統，曰政，曰教，而道則其更高大統也。

    故為學大要，則莫大于明道傳道。

     西方人為學，雖不重道，然人群相處，則終不能無道。

    今日西方亦有兩大道，一曰個人自由，一曰社會集體。

    民主政治由個人自由來，尚多數。

    共産主義由社會集體來，則又轉尚少數。

    相互矛盾，其病皆由學不重道來。

    墨翟尚兼愛，其道似近社會集體。

    楊朱主為我，其道似近個人自由。

    但孟子拒楊墨，兩家之道皆不傳。

    惟道家兼辟儒墨，其道似近楊朱。

    但得傳，與儒為二。

    佛教東來，與道相近。

    魏晉南北朝以至隋唐，儒道佛三家并行。

    有宋理學家興，三家始又歸于一。

    明末大亂，滿清入主，學人又因而思變。

    逮及乾嘉之世，清政定于上，社會安于下，一時更難變。

    道鹹以下，清政衰，而西力東漸，中國學術遂趨于一大變之勢。

    故此三百年來，中國學術始終在一變而未定之階段中。

    雖曆時已久，然較之魏晉以迄五代之一段，則為時尚暫。

    此下之變，殆惟兩途，一則模襲西方之有學統無道統，此正近代國人所努力。

    一則返于有道統無學統之舊。

    然如周張二程，迄于朱子，理學規模乃定，則宜非一兩人在短時期中所能成，正待國人賢達之繼續努力。

    《近思錄》一書，乃其足供參考一前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