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顔淵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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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營利。

    即令其一心在此工上,不存他想,又必子孫世襲,累世一心,則其業自精。

    故中國古代百工皆成氏,如管仲鮑叔牙,即出管工鮑工之家。

    自幼即一心在其所治之業,出而從事政治,亦一心在其所從事之政治上,非有他途别計。

    為一器,則有一器之用。

    管仲為齊相,則盡其為齊相之職,一心為桓公。

    孔子稱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

    使非一心為政,又焉得如是。

    而孔子又稱管仲器小,則嫌其有三歸,又分心于私生活之享受上,遂使其在當時政治上未能顯出更大用場而已。

    至孔子,始知志于學,志在周公。

    亦一心在政治上期求有更大作用。

    故曰:“君子不器。

    ”又以子貢為瑚琏之器,則藏在宗廟之貴器,亦不作其他用。

    故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緻其道。

    ”君子不器,非言無用,乃求其在人群社會政治階層中,作出更廣大更變通之大用而已。

    本章崇德之義即如此。

    亦非謂德乃無功無用。

    此條所謂做一事一心在此做,不可一心又去計功,此非謂不在事上計功,乃謂不在做事者自己私人心上計功,如此專心一志,乃謂心之德。

    義利之辨,成為中國文化傳統上一大意見,乃從中國社會自身情況來,亦即所謂就事論理也。

    而西方自古即為一工商社會,工商業正為經營此業者之自身私利着想,其所重視之工商業,則為一手段,非目的,其心便已分了,與中國古代人心情大不同。

    其他學業遂亦不得不受其影響。

    即論藝術,中國工業本身即成為一藝術,西方則工業與藝術分途。

    如雕刻一美人石像,必求取得衆心喜悅,乃成一藝術品,而藝術家之生活,亦寄于此。

    如此條言,若去計功,則此事定不到頭,亦不十分精緻。

    此有甚深妙意,但就中國工業藝術言是如此。

    西方藝術正為其計功,才有他們的到頭,他們的精緻,與中國自不同。

    今人讀古人書,當就自己文化傳統之大義上去讀,乃能得其書中之意。

    若依西方觀念來讀中國古人書,則自見其無當。

    又要從西方義理來盡改中國社會之種種,則更無當了。

    朱子解此章又說:“即于自己疏,而心亦粗矣。

    ”此語真不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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