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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上者，杖一百；有臧重者坐臧論，受遣者各減一等。
然猶許死者立碑，為之等制。
夫生人立碑則亂政，死者立碑則亂史。
生人遣人有臧，為死者遣人獨無臧邪？ 漢世碑文，本頌之别，雖有陳序，則考績揚榷之辭，不增其事。
文勝質，故不為史官所取，無害于方策。
唐世漸失其度，其後浸淫變為序事，與别傳同方。
别傳幸有他人所作，辭有進退，不壹于褒揚。
碑即自子孫輿金乞貸，其言不得不美。
既述其事，虛張功狀，睹之若真，終于貞僞掍殽，為史秕稗，可無斷乎！漢之立碑。
或為處士名德，民所鄉往。
今乃壹為屍位之夫，乞米以為傳，昔人所郵。
今雖不為史官，乞米猶易，顧炎武所以惡言義取者也。
又自胡元以降，金石略例，代有增損。
既崇時制，時制不适，又以前世為準，典度雜糅，未知所鄉。
今舉其要者數事。
三公稱公，九卿稱卿，此漢制也。
今世既無三公，乃以三品以上{艸造}乏，自下即稱曰君。
漢世賜爵自列侯至五大夫輩，通得言君；買爵既易，宜無有不君者。
方今封爵至吝，下執事而君稱之，斯何禮也？若循時制，文官五品以上稱大夫，六品以下稱郎；武官三品以上稱将軍，四品以下稱都尉，六品以下稱校尉；題曰某官某大夫，某官某郎，某官某将軍。
自下準此，如是亦給矣。
今題封贈于上，書某公某君于下，大夫将軍而言“公”，郎校尉而言“君”（按：安陸昭王碑文稱公者，時實贈司徒。
竟陵文宣王行狀稱蕭公者，時實為太傅。
非今人所可借口），稱名相駁。
其詭一也。
漢世太守所居稱府，因以号府君。
自漢世祖、宋武帝以稱其祖，不追王，故舉其下者尊之。
今士庶并題其父曰“府君”，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有連城剖符之号。
其詭二也。
周制，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
赴于他國，雖君猶稱“不祿”。
赴于君，雖大夫士謂之“死”。
今度制既無明文，殁于官則曰身故。
若從時制，當書“故”不得書“卒”。
書“卒”即背于今。
大學士督撫諸官，或則書“薨”。
唐宋之世，輔臣大吏，多有封爵，書“薨”可也。
今無爵則不得比諸侯。
非諸侯書“薨”，又背于古。
其詭三也。
且刻石皆銘也。
自漢訖今，或前為記叙，後系以銘。
記叙已刻石，非銘雲何？名實不辨，而瑣瑣以言式例，古者謂之放飯流歠問無齒決者也。
《詩傳》曰：作器能銘。
可以為大夫者，有其器斯銘之，無其器斯不銘矣。
今世葬無窆石，廟不麗牲，而空立石為碑。
名實既爽，則碑可以廢。
馀念為一人述事者，固有别傳，為神廟興作識其年歲者，刻石作記可也。
昔元魏修野王孔子廟，劉明等以為宣尼大聖，非碑頌所稱，宜立記。
其文曰：“仲尼傷道不行，欲北從趙鞅，聞殺鳴铎，遂旋車而反。
及其後也，晉人思之，于大行嶺南為之立廟，蓋往時回轅處也。
”（見《水經·沁水注》）此則記之與頌，在石有殊。
漢世亦嘗作《周公禮殿記》。
今立廟者宜以為法。
其有山谷之士，獨行之賢，不見記錄，而芳烈在民，立祠堂以昭來許，宜序其行事而已。
若夫封墓以為表識，藏志以防發掘，此猶随山刊木，用記地望，本非文辭所施。
世言孔子題季劄墓，其情僞不可知，就今所摹寫者，财有題署，固無記述之文。
墓志始作，自王莽大司徒甄邯（見《南史·何承天傳》），亦有題署無文辭。
及張氏《穿中記》，文稍缛矣。
後生作者，杯酒之愛，自謂久要，百年之化，悲其夭枉，于情為失衷，于事為失順。
淫溢不節，權厝亦為之志。
作志之情，本以陵谷變遷，慮及久遠。
權厝者數年之事，當躬自發掘之，于是作志，又違其本情矣。
若斯之倫，悉當約省盈辭，裁奪虛作。
墨翟、楊王孫之事，雖不可作，要之慎終追遠，貴其樸質者也。
然猶許死者立碑，為之等制。
夫生人立碑則亂政，死者立碑則亂史。
生人遣人有臧，為死者遣人獨無臧邪？ 漢世碑文，本頌之别，雖有陳序，則考績揚榷之辭，不增其事。
文勝質，故不為史官所取，無害于方策。
唐世漸失其度，其後浸淫變為序事，與别傳同方。
别傳幸有他人所作，辭有進退，不壹于褒揚。
碑即自子孫輿金乞貸，其言不得不美。
既述其事，虛張功狀，睹之若真，終于貞僞掍殽，為史秕稗，可無斷乎！漢之立碑。
或為處士名德，民所鄉往。
今乃壹為屍位之夫，乞米以為傳，昔人所郵。
今雖不為史官，乞米猶易，顧炎武所以惡言義取者也。
又自胡元以降，金石略例，代有增損。
既崇時制，時制不适，又以前世為準，典度雜糅，未知所鄉。
今舉其要者數事。
三公稱公，九卿稱卿，此漢制也。
今世既無三公，乃以三品以上{艸造}乏，自下即稱曰君。
漢世賜爵自列侯至五大夫輩，通得言君；買爵既易，宜無有不君者。
方今封爵至吝，下執事而君稱之，斯何禮也？若循時制，文官五品以上稱大夫，六品以下稱郎；武官三品以上稱将軍，四品以下稱都尉，六品以下稱校尉；題曰某官某大夫，某官某郎，某官某将軍。
自下準此，如是亦給矣。
今題封贈于上，書某公某君于下，大夫将軍而言“公”，郎校尉而言“君”（按：安陸昭王碑文稱公者，時實贈司徒。
竟陵文宣王行狀稱蕭公者，時實為太傅。
非今人所可借口），稱名相駁。
其詭一也。
漢世太守所居稱府，因以号府君。
自漢世祖、宋武帝以稱其祖，不追王，故舉其下者尊之。
今士庶并題其父曰“府君”，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有連城剖符之号。
其詭二也。
周制，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
赴于他國，雖君猶稱“不祿”。
赴于君，雖大夫士謂之“死”。
今度制既無明文，殁于官則曰身故。
若從時制，當書“故”不得書“卒”。
書“卒”即背于今。
大學士督撫諸官，或則書“薨”。
唐宋之世，輔臣大吏，多有封爵，書“薨”可也。
今無爵則不得比諸侯。
非諸侯書“薨”，又背于古。
其詭三也。
且刻石皆銘也。
自漢訖今，或前為記叙，後系以銘。
記叙已刻石，非銘雲何？名實不辨，而瑣瑣以言式例，古者謂之放飯流歠問無齒決者也。
《詩傳》曰：作器能銘。
可以為大夫者，有其器斯銘之，無其器斯不銘矣。
今世葬無窆石，廟不麗牲，而空立石為碑。
名實既爽，則碑可以廢。
馀念為一人述事者，固有别傳，為神廟興作識其年歲者，刻石作記可也。
昔元魏修野王孔子廟，劉明等以為宣尼大聖，非碑頌所稱，宜立記。
其文曰：“仲尼傷道不行，欲北從趙鞅，聞殺鳴铎，遂旋車而反。
及其後也，晉人思之，于大行嶺南為之立廟，蓋往時回轅處也。
”（見《水經·沁水注》）此則記之與頌，在石有殊。
漢世亦嘗作《周公禮殿記》。
今立廟者宜以為法。
其有山谷之士，獨行之賢，不見記錄，而芳烈在民，立祠堂以昭來許，宜序其行事而已。
若夫封墓以為表識，藏志以防發掘，此猶随山刊木，用記地望，本非文辭所施。
世言孔子題季劄墓，其情僞不可知，就今所摹寫者，财有題署，固無記述之文。
墓志始作，自王莽大司徒甄邯（見《南史·何承天傳》），亦有題署無文辭。
及張氏《穿中記》，文稍缛矣。
後生作者，杯酒之愛，自謂久要，百年之化，悲其夭枉，于情為失衷，于事為失順。
淫溢不節，權厝亦為之志。
作志之情，本以陵谷變遷，慮及久遠。
權厝者數年之事，當躬自發掘之，于是作志，又違其本情矣。
若斯之倫，悉當約省盈辭，裁奪虛作。
墨翟、楊王孫之事，雖不可作，要之慎終追遠，貴其樸質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