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 卷十四 聖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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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氣充浃，見于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為，從客不迫，然誠心懇恻，弗之措也。
其自任之重也，甯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甯以一物不被澤為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己功。
其自信之笃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
——《二程遺書》附錄 [譯文]呂與叔作《明道先生哀詞》說：先生他負有獨特之才能，明于高深學問的要旨；博學于文獻而強記之，親身實踐努力探讨；精察人倫明知事理，完全地掌握了人之所以當止；心中如渙然冰消，透徹理解了大道的本體。
他的學問由博而回于約，掌握的就在自己一心一身。
雖然外事作用于我者變化不一，他知道心是應物之主，一心随感而應也沒有邊際；天下之理雖然衆多，他明白萬理于我身，反求于我身則一切理都可自足。
他的修養達到了精誠緻一的境界，異端之學并興也不能改變他的自信之心，聖人再生也不會糾正他的學說。
他的德行養成了，太和之氣充盈透切，表現于聲音容貌，使人望見其崇高淵深，無法輕慢，遇事當為而為，從容不迫，然而其至誠之心誠懇深切，作不好決不舍棄的。
他對自己希望和要求遠大，甯可學聖人而未能達到，也不用小小一善來成就名聲；甯可以天下有一物不受聖人恩澤看作自己的過失，追求使我的君主成為堯舜一樣的明君，不把一時的有利于人作為追求的事功。
他自信笃厚，隻要我的志向能夠推行，就不故作高潔而去其位；隻要是依義而行我心安穩，雖有小官也有所不值得去做。
14·14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雲：康定用兵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谒範文正公。
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勸讀《中庸》。
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為未足，于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
嘉祐初，見程伯淳、正叔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
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盡棄異學，淳如也。
晚自崇文移疾西歸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
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
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
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己。
聞者莫不動心有進。
嘗謂門人：“吾學既得于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
精義入神者，豫而己矣。
”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
然與人居，久而日親。
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
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
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
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
——《張子全書》卷十五 [譯文]呂與叔作《橫渠先生行狀》說：仁宗康定年間同西夏交兵時，張載先生十八歲，當時慨然以立功邊疆自許，上書谒見範仲淹。
範仲淹看出他是遠大之器，想要成就他，就責斥他說：讀書人自有讀書人的學問，為什麼要從事于軍事？”于是勸他讀《中庸》。
張載先生讀《中庸》，雖然喜愛，但仍感到不滿足，于是又訪求佛教、道家之書，讀了多年，透徹地了解了佛、道的學說，知道沒有什麼收獲，又返回來讀六經。
嘉祐初年，與程颢、程頤兄弟相會于京城，共同研究道學之大要。
先生他胸中疑問渙然冰釋，自信地說：“我們儒學的理論自身十分充足，為何要尋求别家之說？”于是舍棄異端之學，成為淳厚的儒者。
晚年從崇文院因病去職西歸橫渠鎮，一天到晚恭恭敬敬坐在一間房子裡，身邊放的全是書，俯首而讀，仰首而思，有所得就記下來。
有時半夜坐起來，點上燈燭去寫。
其對聖人之道的追求與精深思考，從未有一刻間斷，也從未有一刻的忘卻。
學生有所問，經常告訴他們學禮并去修養本性，和學問變化氣質的方法，要求學生學習一定要達到聖人的境界才可以。
聽到他這些話的人無不觸動于心而有所進步。
他曾經對門人說：“我治學心中有所領悟時，就選擇适當的言辭把它表述出來；表述得沒有錯誤，然後用來判斷事務；判斷事務沒有錯誤，我就感到胸中充實了。
精熟義理，達到神奇的境界，就要在事情沒有發生時，先要熟悉有關事情的道理，如此而已。
”先生他氣質剛毅，德性充盛，容貌嚴肅。
但和人相處，時間久了就一天天親近。
他的治家與在外交往，一般說是正己以化人。
人不能信任他，他就返回來修養自身，而不告訴他人。
雖然有的人到底也不理解他的用心，他照常安心而行并不後悔。
所以認識他的與不認識他的人，聞其風而畏服，不符禮義的事，不敢以絲毫加到他身上。
其自任之重也，甯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甯以一物不被澤為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己功。
其自信之笃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
——《二程遺書》附錄 [譯文]呂與叔作《明道先生哀詞》說：先生他負有獨特之才能，明于高深學問的要旨；博學于文獻而強記之，親身實踐努力探讨；精察人倫明知事理，完全地掌握了人之所以當止；心中如渙然冰消，透徹理解了大道的本體。
他的學問由博而回于約，掌握的就在自己一心一身。
雖然外事作用于我者變化不一，他知道心是應物之主，一心随感而應也沒有邊際；天下之理雖然衆多，他明白萬理于我身，反求于我身則一切理都可自足。
他的修養達到了精誠緻一的境界，異端之學并興也不能改變他的自信之心，聖人再生也不會糾正他的學說。
他的德行養成了，太和之氣充盈透切，表現于聲音容貌，使人望見其崇高淵深，無法輕慢，遇事當為而為，從容不迫，然而其至誠之心誠懇深切，作不好決不舍棄的。
他對自己希望和要求遠大，甯可學聖人而未能達到，也不用小小一善來成就名聲；甯可以天下有一物不受聖人恩澤看作自己的過失，追求使我的君主成為堯舜一樣的明君，不把一時的有利于人作為追求的事功。
他自信笃厚，隻要我的志向能夠推行，就不故作高潔而去其位；隻要是依義而行我心安穩，雖有小官也有所不值得去做。
14·14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雲：康定用兵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谒範文正公。
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于兵？”因勸讀《中庸》。
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為未足，于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
嘉祐初，見程伯淳、正叔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
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于是盡棄異學，淳如也。
晚自崇文移疾西歸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
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
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
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己。
聞者莫不動心有進。
嘗謂門人：“吾學既得于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
精義入神者，豫而己矣。
”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
然與人居，久而日親。
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
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
雖有未喻，安行而無悔。
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
——《張子全書》卷十五 [譯文]呂與叔作《橫渠先生行狀》說：仁宗康定年間同西夏交兵時，張載先生十八歲，當時慨然以立功邊疆自許，上書谒見範仲淹。
範仲淹看出他是遠大之器，想要成就他，就責斥他說：讀書人自有讀書人的學問，為什麼要從事于軍事？”于是勸他讀《中庸》。
張載先生讀《中庸》，雖然喜愛，但仍感到不滿足，于是又訪求佛教、道家之書，讀了多年，透徹地了解了佛、道的學說，知道沒有什麼收獲，又返回來讀六經。
嘉祐初年，與程颢、程頤兄弟相會于京城，共同研究道學之大要。
先生他胸中疑問渙然冰釋，自信地說：“我們儒學的理論自身十分充足，為何要尋求别家之說？”于是舍棄異端之學，成為淳厚的儒者。
晚年從崇文院因病去職西歸橫渠鎮，一天到晚恭恭敬敬坐在一間房子裡，身邊放的全是書，俯首而讀，仰首而思，有所得就記下來。
有時半夜坐起來，點上燈燭去寫。
其對聖人之道的追求與精深思考，從未有一刻間斷，也從未有一刻的忘卻。
學生有所問，經常告訴他們學禮并去修養本性，和學問變化氣質的方法，要求學生學習一定要達到聖人的境界才可以。
聽到他這些話的人無不觸動于心而有所進步。
他曾經對門人說：“我治學心中有所領悟時，就選擇适當的言辭把它表述出來；表述得沒有錯誤，然後用來判斷事務；判斷事務沒有錯誤，我就感到胸中充實了。
精熟義理，達到神奇的境界，就要在事情沒有發生時，先要熟悉有關事情的道理，如此而已。
”先生他氣質剛毅，德性充盛，容貌嚴肅。
但和人相處，時間久了就一天天親近。
他的治家與在外交往，一般說是正己以化人。
人不能信任他，他就返回來修養自身，而不告訴他人。
雖然有的人到底也不理解他的用心，他照常安心而行并不後悔。
所以認識他的與不認識他的人，聞其風而畏服，不符禮義的事，不敢以絲毫加到他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