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中國哲學在現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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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需要做不同于平常的事。
他不可能表演奇迹，也不需要表演奇迹。
他做的都隻是平常人所做的事，但是由于有高度的覺解，他所做的事對于他就有不同的意義。
換句話說，他是在覺悟狀态做他所做的事，别人是在無明狀态做他們所做的事。
禅宗有人說，覺字乃萬妙之源。
由覺産生的意義，構成了他的最高的人生境界。
所以中國的聖人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中國的哲學也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
随着未來的科學進步，我相信，宗教及其教條和迷信，必将讓位于科學；可是人的對于超越人世的渴望，必将由未來的哲學來滿足。
未來的哲學很可能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
在這方面，中國哲學可能有所貢獻。
形上學的方法論 在《新知言》一書中，我認為形上學有兩種方法；正的方法和負的方法。
正的方法的實質，是說形上學的對象是什麼；負的方法的實質，則是不說它。
這樣做，負的方法也就啟示了它的性質和某些方面，這些方面是正的描寫和分析無法說出的。
前面第二章 我表示贊同諾思羅普教授說的：西方哲學以他所謂"假設的概念"為出發點，中國哲學以他所謂"直覺的概念"為出發點。
其結果，正的方法很自然地在西方哲學中占統治地位，負的方法很自然地在中國哲學中占統治地位。
道家尤其是如此，它的起點和終點都是混沌的全體。
在《老子》、《莊子》裡，并沒有說"道"實際上是什麼，卻隻說了它不是什麼。
但是若知道了它不是什麼，也就明白了一些它是什麼。
我們已經看到，佛家又加強了道家的負的方法。
道家與佛家結合，産生了禅宗，禅宗的哲學我甯願叫做靜默的哲學。
誰若了解和認識了靜默的意義，推就對于形上學的對象有所得。
在西方，康德可說是曾經應用過形上學的負的方法。
在他的《純粹理性批判》中，他發現了不可知者，即本體。
在康德和其他西方哲學家看來，不可知就是不可知，因而就不能對于它說什麼，所以最好是完全放棄形上學，隻講知識論。
但是在習慣于負的方法的人們看來，正因為不可知是不可知，所以不應該對于它說什麼，這是理所當然的。
形上學的任務不在于，對于不可知者說些什麼；而僅僅在于，對于不可知是不可知這個事實，說些什麼。
誰若知道了不可知是不可知，誰也就總算對于它有所知。
關于這一點，康德做了許多工作。
哲學上一切偉大的形上學系統，無論它在方法論上是正的還是負的，無一不把自己戴上"神秘主義"的大帽子。
負的方法在實質上是神秘主義的方法。
但是甚至在柏拉圖、亞力士多德、斯賓諾莎那裡，正的方法是用得極好了，可是他們的系統的頂點也都有神秘性質。
哲學家或在《理想國》裡看出"善"的"理念"并且自身與之同一，或在《形上學》裡看出"思想思想"的"上帝"并且自身與之同一，或在《倫理學》裡看出自己"從永恒的觀點看萬物"并且享受"上帝理智的愛"，在這些時候，除了靜默，他們還能做什麼呢？用"非一"、"非多"、"非非一"、"非非多"這樣的詞形容他們的狀态，豈不更好嗎？ 由此看來，正的方法與負的方法并不是矛盾的，倒是相輔相成的。
一個完全的形上學系統，應當始于正的方法，而終于負的方法。
如果它不終于負的方法，它就不能達到哲學的最後頂點。
但是如果它不始于正的方法，它就缺少作為哲學的實質的清晰思想。
神秘主義不是清晰思想的對立面，更不在清晰思想之下。
毋甯說它在清晰思想之外。
它不是反對理性的；它是超越理性的。
在中國哲學史中，正的方法從未得到充分發展；事實上，對它太忽視了。
因此，中國哲學曆來缺乏清晰的思想，這也是中國哲學以單純為特色的原因之一。
由于缺乏清晰思想，其單純性也就是非常素樸的。
單純性本身是值得發揚的；但是它的素樸性必須通過清晰思想的作用加以克服。
清晰思想不是哲學的目的，但是它是每個哲學家需要的不可缺少的訓練。
它确實是中國哲學家所需要的。
另一方面，在西方哲學史中從未見到充分發展的負的方法。
隻有兩者相結合才能産生未來的哲學。
禅宗有個故事說："俱胝和尚，凡有诘問，惟舉一指。
後有童子，因外人問：'和尚說何法要？'童子亦豎起一指。
胝聞，遂以刃斷其指，童子号哭而去。
胝複召子，童子回首，胝卻豎其指，童子忽然領悟。
"(《曹山語錄》) 不管這個故事是真是假，它暗示這樣的真理：在使用負的方法之前。
哲學家或學哲學的學生必須通過正的方法；在達到哲學的單純性之前，他必須通過哲學的複雜性。
人必須先說很多話然後保持靜默。
他不可能表演奇迹，也不需要表演奇迹。
他做的都隻是平常人所做的事，但是由于有高度的覺解，他所做的事對于他就有不同的意義。
換句話說，他是在覺悟狀态做他所做的事，别人是在無明狀态做他們所做的事。
禅宗有人說，覺字乃萬妙之源。
由覺産生的意義，構成了他的最高的人生境界。
所以中國的聖人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中國的哲學也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
随着未來的科學進步，我相信，宗教及其教條和迷信，必将讓位于科學；可是人的對于超越人世的渴望，必将由未來的哲學來滿足。
未來的哲學很可能是既入世而又出世的。
在這方面，中國哲學可能有所貢獻。
形上學的方法論 在《新知言》一書中，我認為形上學有兩種方法；正的方法和負的方法。
正的方法的實質，是說形上學的對象是什麼；負的方法的實質，則是不說它。
這樣做，負的方法也就啟示了它的性質和某些方面，這些方面是正的描寫和分析無法說出的。
前面第二章 我表示贊同諾思羅普教授說的：西方哲學以他所謂"假設的概念"為出發點，中國哲學以他所謂"直覺的概念"為出發點。
其結果，正的方法很自然地在西方哲學中占統治地位，負的方法很自然地在中國哲學中占統治地位。
道家尤其是如此，它的起點和終點都是混沌的全體。
在《老子》、《莊子》裡，并沒有說"道"實際上是什麼，卻隻說了它不是什麼。
但是若知道了它不是什麼，也就明白了一些它是什麼。
我們已經看到，佛家又加強了道家的負的方法。
道家與佛家結合，産生了禅宗，禅宗的哲學我甯願叫做靜默的哲學。
誰若了解和認識了靜默的意義，推就對于形上學的對象有所得。
在西方，康德可說是曾經應用過形上學的負的方法。
在他的《純粹理性批判》中，他發現了不可知者，即本體。
在康德和其他西方哲學家看來，不可知就是不可知，因而就不能對于它說什麼，所以最好是完全放棄形上學，隻講知識論。
但是在習慣于負的方法的人們看來，正因為不可知是不可知，所以不應該對于它說什麼，這是理所當然的。
形上學的任務不在于，對于不可知者說些什麼；而僅僅在于，對于不可知是不可知這個事實，說些什麼。
誰若知道了不可知是不可知，誰也就總算對于它有所知。
關于這一點，康德做了許多工作。
哲學上一切偉大的形上學系統，無論它在方法論上是正的還是負的，無一不把自己戴上"神秘主義"的大帽子。
負的方法在實質上是神秘主義的方法。
但是甚至在柏拉圖、亞力士多德、斯賓諾莎那裡，正的方法是用得極好了，可是他們的系統的頂點也都有神秘性質。
哲學家或在《理想國》裡看出"善"的"理念"并且自身與之同一，或在《形上學》裡看出"思想思想"的"上帝"并且自身與之同一，或在《倫理學》裡看出自己"從永恒的觀點看萬物"并且享受"上帝理智的愛"，在這些時候，除了靜默，他們還能做什麼呢？用"非一"、"非多"、"非非一"、"非非多"這樣的詞形容他們的狀态，豈不更好嗎？ 由此看來，正的方法與負的方法并不是矛盾的，倒是相輔相成的。
一個完全的形上學系統，應當始于正的方法，而終于負的方法。
如果它不終于負的方法，它就不能達到哲學的最後頂點。
但是如果它不始于正的方法，它就缺少作為哲學的實質的清晰思想。
神秘主義不是清晰思想的對立面，更不在清晰思想之下。
毋甯說它在清晰思想之外。
它不是反對理性的；它是超越理性的。
在中國哲學史中，正的方法從未得到充分發展；事實上，對它太忽視了。
因此，中國哲學曆來缺乏清晰的思想，這也是中國哲學以單純為特色的原因之一。
由于缺乏清晰思想，其單純性也就是非常素樸的。
單純性本身是值得發揚的；但是它的素樸性必須通過清晰思想的作用加以克服。
清晰思想不是哲學的目的，但是它是每個哲學家需要的不可缺少的訓練。
它确實是中國哲學家所需要的。
另一方面，在西方哲學史中從未見到充分發展的負的方法。
隻有兩者相結合才能産生未來的哲學。
禅宗有個故事說："俱胝和尚，凡有诘問，惟舉一指。
後有童子，因外人問：'和尚說何法要？'童子亦豎起一指。
胝聞，遂以刃斷其指，童子号哭而去。
胝複召子，童子回首，胝卻豎其指，童子忽然領悟。
"(《曹山語錄》) 不管這個故事是真是假，它暗示這樣的真理：在使用負的方法之前。
哲學家或學哲學的學生必須通過正的方法；在達到哲學的單純性之前，他必須通過哲學的複雜性。
人必須先說很多話然後保持靜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