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與經濟

本來一個社會的制度，就是為事實而想的辦法，故必事實到了那一步之後，才能産生那新的制度。中國現在卻是不幸得很，因為他的制度，并不是依事實才想出的辦法，反都是忘記了自己的事實，僅看見他國的表面——如法律、制度，及一切完備之設施等——便想全盤采用，希望能突然湧現出新制度來，那怎能成功呢？要想一個新制度成功，非先從造成新的事實上着手不可。例如經濟是事實的主要部分，是事實的骨幹，想有公共組織，必先使其經濟生活得關系能達到公共聯合的地步而後可。若各自謀生，沒有什麼關系，則公共組織便不會成功。因為經濟進步，能使人的物質生活，越來越相關聯而不能分開；并且因生活上的連帶關系，遂相随而發生政治上的公共組織。總之，經濟上越分業越進步，分業越多，則彼此互相需要而不能分離者亦愈甚，亦即是社會關系密切的程度相随而加高，有如密織之網。既集衆人于一塊，故須有公共組織以解決公共問題，而後公共組織于焉以成。反過來說，中國以前社會所以散漫，雖有文化上其他因素，亦是經濟上未進步到需要公共組織。還有經濟進步然後人民才有餘裕來參加政治。如此，新的行為習慣才能漸漸養成，而新的制度亦随之成立。由此可知，今日應注意者，端在新經濟如何形成之一點上。

    鄉村建設的辦法，較之歐洲則更進一步。歐洲經濟之發展，是從個人本位，自由競争來的，以至鬧成經濟上的無政府狀态：政治經濟兩面不相應。我們今想從合作注意入手來謀經濟上團結自衛；從合作組織來引發地方自治。這便是從經濟組織引入政治組織。一則由于農民與工商業者不同：農民需要合作，工商業容易走入競争。二則我們在國際經濟侵略壓迫下，不得不聯合自衛。且不如此，則人民對于政治不感覺需要，所謂組織，便将無從組織起。由生計問題将農民牽引到一塊，由新經濟之促進，使人民感覺新生活之需要，則此後對于一切行政教育建設諸問題，自會去找；不用催迫，自然會要求參與實行，或比别人替他想得更為周到。孫中山先生遺教所說的“地方自治體不止為一政治組織，且亦為一經濟組織”，要由此才得實現。如此之進步是自己真進一步。所謂因下層需要而發動的建設，事權将始終是握在下層，可以免卻近代國家的一切危險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