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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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梵語學者，也不是巴利語學者，而是因智慧而永恒的書籍愛好者。
把印度智慧與中國智慧合在一起，目的是把對印度這個國家文學的美麗和智慧的快樂體驗表達出來，與我的讀者分享。
在編撰過程中，就算是我親身去了一趟印度欣賞也不過如此。
又怎麼會是别的樣子呢？與詩人、森林聖人和這片土地上最智慧的人接觸，瞥一眼古印度智人在探索精神真理和生存意義時的最初萌醒，他們有時候孩子氣般地天真無邪，有時候則帶着深刻的直覺，不過總是認真誠摯，充滿激情。
這種體驗一定會令大家都很興奮，尤其因為印度文化與其他文化大相徑庭，因此可以有許多東西奉獻出來。
印度文學裡展現出來的東西，可以讓人們一窺這個國家的思想和社會思潮，三千年來，這些内容一直在激活和塑造着這個民族。
隻有看到印度思想的豐富性及其本質精神，我們才能理解印度，才能奢望分享其各民族的自由和平等，而這些正是我們試圖從這個道德和政治上都混亂不堪的世界創造出來的東西，盡管顯得有些蹩腳和躊躇。
出于中國人的禮節，我把印度的智慧這部分放在了前面，跟書名的順序恰好相反。
之所以把中國放在書名的前部，是因為我特别懷疑一般讀者是否相信印度跟中國具有同樣豐富的文化，同樣富有創造性的想象力、睿智和幽默，印度在宗教和想象文學方面是中國的老師，在三角學、二次方程式、語法、語音學、《一千零一夜》、動物寓言、象棋以及哲學方面是世界的老師，她也啟發了薄伽丘1、歌德、赫爾德、叔本華、愛默生，可能還有伊索。
然而，西方欣賞印度文學和哲學的偉大時代，威廉·瓊斯爵士、弗朗茲·博普和埃德溫·阿諾德爵士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伴随着梵語的發現和直接由它激發的印歐語系文獻學學科的建立而來的熱情也很快煙消雲散了。
1860年是個轉折點。
G.T.加勒特在他那篇資料翔實的文章“印度一英國文明”（《印度的遺産》）裡寫道：“這個詞語注定不會長久。
他（指威廉·瓊斯爵士）的後繼者很快開始接受那種略微敵視且帶優越感的态度，這種态度标志着英國人撰寫印度問題著述的特點……大約從1836年始，這一傳統已經堅固地确立了下來。
印度是‘惋惜的土地’，在這片土地上，英國人流亡了許多年，生活在一個半野蠻、半頹廢的民族之中。
”“在叛亂之後……新型英國人往東部走去，其中有記者和學校校長。
他們帶着妻子，有旅遊者去看他們。
在印度，定居的英國人和歐亞人正在大量增加，形成了他們自己的生活……英國人很快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階層，得到新官員、種植園主和商人的極大充實，這些人是在1860年之後蜂擁到東部地區的。
作家們有一種自然的趨向，更為集中描寫被流放同胞的這片聚居地。
”由此産生了大量廉價小說，“幾乎所有這些小說對（印度）種族都十分冒犯。
”“大約1870年直到本世紀末，英國在這片土地上最靜止不動、最沾沾自喜、最死氣沉沉時期的官僚統治，在小說中彰顯得非常清楚，因而十分有趣。
拉迪亞德·基普林關于印度的大部分著述都直接處于這個傳統之中，盡管他自身的天才使之光彩奪目……”除了這些“叢林”書籍，他的大部分印度小說和詩文還關注（歐洲和亞歐）這兩個小社會、行政官員和軍官以及隸屬的歐洲人和亞歐人。
在他們周圍湧起了印度的海洋，但是這個從屬民族中幾乎所有以個體身份出現的人都是小人物，大部分是英國人的家仆或他們收留的女人。
他筆下為數很少的幾個受過教育的印度人給介紹進來，似乎是為了滿足英國人在印度那種根深蒂固的偏見……基普林讓自已對印度的兩重性和謊言或某些種族身體上的怯懦作了最為驚人的概括。
大約1860年，埃德溫·阿諾德爵士在他的譯著《嘉言集》前言中這樣寫道，“現在誰也不會把這個偉大民族的高度文明視為‘野蠻的’魯莽無知”，他真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
如今的印度已經成為一個碰不得的話題，而最碰不得的話題是關于英國人在印度的碰不得的種姓制度——我現在必須避免去碰這個話題。
西方對印度的一般态度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我對印度的了解是，印度人是佛教徒，因為佛教教義的涅槃意味着滅絕，顯而易見，印度對世界文明沒有做出什麼貢獻。
”這句話有四層不真實：第一層不真實是，印度人是教徒，但他們作為一個民族卻不是。
具有典型意義的是，像猶太人拒絕基督教一樣，印度人也拒絕了佛教。
第二層不真實是這種假想：涅槃的意義被人類那有條件的、有限的、富有邏輯的智慧所理解。
第三層不真實是從以下的事實而來：除了佛教之外，實際上，印度已經産生了一個巨大豐富的想象文學和哲學，而且印度文化特别富有創造性，事實上已經以那種離奇古怪的幽默豐富了世界文學，我們常把這種幽默與《一千
把印度智慧與中國智慧合在一起，目的是把對印度這個國家文學的美麗和智慧的快樂體驗表達出來，與我的讀者分享。
在編撰過程中，就算是我親身去了一趟印度欣賞也不過如此。
又怎麼會是别的樣子呢？與詩人、森林聖人和這片土地上最智慧的人接觸，瞥一眼古印度智人在探索精神真理和生存意義時的最初萌醒，他們有時候孩子氣般地天真無邪，有時候則帶着深刻的直覺，不過總是認真誠摯，充滿激情。
這種體驗一定會令大家都很興奮，尤其因為印度文化與其他文化大相徑庭，因此可以有許多東西奉獻出來。
印度文學裡展現出來的東西，可以讓人們一窺這個國家的思想和社會思潮，三千年來，這些内容一直在激活和塑造着這個民族。
隻有看到印度思想的豐富性及其本質精神，我們才能理解印度，才能奢望分享其各民族的自由和平等，而這些正是我們試圖從這個道德和政治上都混亂不堪的世界創造出來的東西，盡管顯得有些蹩腳和躊躇。
出于中國人的禮節，我把印度的智慧這部分放在了前面，跟書名的順序恰好相反。
之所以把中國放在書名的前部，是因為我特别懷疑一般讀者是否相信印度跟中國具有同樣豐富的文化，同樣富有創造性的想象力、睿智和幽默，印度在宗教和想象文學方面是中國的老師，在三角學、二次方程式、語法、語音學、《一千零一夜》、動物寓言、象棋以及哲學方面是世界的老師，她也啟發了薄伽丘1、歌德、赫爾德、叔本華、愛默生，可能還有伊索。
然而，西方欣賞印度文學和哲學的偉大時代，威廉·瓊斯爵士、弗朗茲·博普和埃德溫·阿諾德爵士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伴随着梵語的發現和直接由它激發的印歐語系文獻學學科的建立而來的熱情也很快煙消雲散了。
1860年是個轉折點。
G.T.加勒特在他那篇資料翔實的文章“印度一英國文明”（《印度的遺産》）裡寫道：“這個詞語注定不會長久。
他（指威廉·瓊斯爵士）的後繼者很快開始接受那種略微敵視且帶優越感的态度，這種态度标志着英國人撰寫印度問題著述的特點……大約從1836年始，這一傳統已經堅固地确立了下來。
印度是‘惋惜的土地’，在這片土地上，英國人流亡了許多年，生活在一個半野蠻、半頹廢的民族之中。
”“在叛亂之後……新型英國人往東部走去，其中有記者和學校校長。
他們帶着妻子，有旅遊者去看他們。
在印度，定居的英國人和歐亞人正在大量增加，形成了他們自己的生活……英國人很快發展成為一個獨立的階層，得到新官員、種植園主和商人的極大充實，這些人是在1860年之後蜂擁到東部地區的。
作家們有一種自然的趨向，更為集中描寫被流放同胞的這片聚居地。
”由此産生了大量廉價小說，“幾乎所有這些小說對（印度）種族都十分冒犯。
”“大約1870年直到本世紀末，英國在這片土地上最靜止不動、最沾沾自喜、最死氣沉沉時期的官僚統治，在小說中彰顯得非常清楚，因而十分有趣。
拉迪亞德·基普林關于印度的大部分著述都直接處于這個傳統之中，盡管他自身的天才使之光彩奪目……”除了這些“叢林”書籍，他的大部分印度小說和詩文還關注（歐洲和亞歐）這兩個小社會、行政官員和軍官以及隸屬的歐洲人和亞歐人。
在他們周圍湧起了印度的海洋，但是這個從屬民族中幾乎所有以個體身份出現的人都是小人物，大部分是英國人的家仆或他們收留的女人。
他筆下為數很少的幾個受過教育的印度人給介紹進來，似乎是為了滿足英國人在印度那種根深蒂固的偏見……基普林讓自已對印度的兩重性和謊言或某些種族身體上的怯懦作了最為驚人的概括。
大約1860年，埃德溫·阿諾德爵士在他的譯著《嘉言集》前言中這樣寫道，“現在誰也不會把這個偉大民族的高度文明視為‘野蠻的’魯莽無知”，他真不知道自己在說些什麼。
如今的印度已經成為一個碰不得的話題，而最碰不得的話題是關于英國人在印度的碰不得的種姓制度——我現在必須避免去碰這個話題。
西方對印度的一般态度可以用一句話來概括，“我對印度的了解是，印度人是佛教徒，因為佛教教義的涅槃意味着滅絕，顯而易見，印度對世界文明沒有做出什麼貢獻。
”這句話有四層不真實：第一層不真實是，印度人是教徒，但他們作為一個民族卻不是。
具有典型意義的是，像猶太人拒絕基督教一樣，印度人也拒絕了佛教。
第二層不真實是這種假想：涅槃的意義被人類那有條件的、有限的、富有邏輯的智慧所理解。
第三層不真實是從以下的事實而來：除了佛教之外，實際上，印度已經産生了一個巨大豐富的想象文學和哲學，而且印度文化特别富有創造性，事實上已經以那種離奇古怪的幽默豐富了世界文學，我們常把這種幽默與《一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