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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觏之後又有王安石，安石字介甫，臨川人，封荊國公。
歐陽、李、王都是江西人，我們可稱此三人為江西派。
他們都注重在政治制度上，而觏與安石更注意到經濟制度之重要。
但觏論學近荀卿，而安石則尊孟子。
他蚤負盛譽，曾著《淮南雜說》，見者以為孟子複生。
知鄞縣，三日一治縣事，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谷于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
後相神宗，力主行新法。
這是範仲淹以後，第二個要奮起改革當時政治的人物。
他在思想上，亦是有重要關系的傑出人。
他對“王霸”之辨，有一套新穎而深刻的見解。
他說： 仁義禮信，天下之達道，而王霸之所同。
王之與霸，其所以用者同，而其所以名者異，蓋以其心異而已矣。
其心異則其事異，其事異則其功異，則其名亦不得不異。
王者之心，非有求于天下也，所以為仁義禮信者，以為吾所當為而已矣。
故王者之治，知為之于此，不知求之于彼。
霸者則不然，其心未嘗仁，而患天下惡其不仁，于是示之以仁。
其于義禮信亦若是。
是故霸者之心為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
（《王霸論》） 這一分辨，撇開了政治，直論其心術，于是辨王霸成為辨義利。
他把心術政術绾合到一起，修身正心與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這一說，遂為以後學者所遵循。
這是他在宋儒思想進展上一大貢獻。
本此乃有他的《大人論》。
他說： 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此三者，皆聖人之名。
由其道而言謂之神，由其德而言謂之聖，由其事業而言謂之大人。
道存乎虛無寂寞不可見之間，苟存乎人，則所謂德也。
是以人之道雖神，不得以神自名，名乎德而已。
夫神雖至矣，不聖則不顯。
聖雖顯矣，不大則不形。
稱其事業以大人，則其道之為神，德之為聖可知。
故神之所為，當在乎盛德大業。
德則所謂聖，業則所謂大也。
世以為德業之卑不足以為道，道之至，在于神耳，于是棄德業而不為。
夫為君子者，皆棄德業而不為，則萬物何以得主乎？故曰：神非聖不顯，聖非大不形。
此天地之大，古人之全體也。
（《大人論》） 在孟子，明明分開“大”與“聖”與“神”之三階段，他乃會合釋之，隻有德業始見神，而德必于業見。
于是撇開神而專重聖，又把聖着重在事業上。
天下隻有聖人，更無神。
也隻有成大事業的聖，沒有不成事業的聖。
惟其有大事業，始為真道德，始為真神聖。
這又是一種極新辟的意見！佛家有“法報應三身”說，依于“法身”始有“報身”與“應身”，是謂由真轉俗。
他的說法，則由大而始見其為聖與神，由事業而始見其德性與神聖，則是由俗顯真。
和佛家理論，正成颠倒相反。
他這一番見解，實在比歐陽修《本論》更
歐陽、李、王都是江西人，我們可稱此三人為江西派。
他們都注重在政治制度上，而觏與安石更注意到經濟制度之重要。
但觏論學近荀卿，而安石則尊孟子。
他蚤負盛譽，曾著《淮南雜說》，見者以為孟子複生。
知鄞縣，三日一治縣事，起堤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貸谷于民，立息以償，俾新陳相易，邑人便之。
後相神宗，力主行新法。
這是範仲淹以後，第二個要奮起改革當時政治的人物。
他在思想上，亦是有重要關系的傑出人。
他對“王霸”之辨，有一套新穎而深刻的見解。
他說： 仁義禮信，天下之達道，而王霸之所同。
王之與霸，其所以用者同，而其所以名者異，蓋以其心異而已矣。
其心異則其事異，其事異則其功異，則其名亦不得不異。
王者之心，非有求于天下也，所以為仁義禮信者，以為吾所當為而已矣。
故王者之治，知為之于此，不知求之于彼。
霸者則不然，其心未嘗仁，而患天下惡其不仁，于是示之以仁。
其于義禮信亦若是。
是故霸者之心為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
（《王霸論》） 這一分辨，撇開了政治，直論其心術，于是辨王霸成為辨義利。
他把心術政術绾合到一起，修身正心與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這一說，遂為以後學者所遵循。
這是他在宋儒思想進展上一大貢獻。
本此乃有他的《大人論》。
他說： 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此三者，皆聖人之名。
由其道而言謂之神，由其德而言謂之聖，由其事業而言謂之大人。
道存乎虛無寂寞不可見之間，苟存乎人，則所謂德也。
是以人之道雖神，不得以神自名，名乎德而已。
夫神雖至矣，不聖則不顯。
聖雖顯矣，不大則不形。
稱其事業以大人，則其道之為神，德之為聖可知。
故神之所為，當在乎盛德大業。
德則所謂聖，業則所謂大也。
世以為德業之卑不足以為道，道之至，在于神耳，于是棄德業而不為。
夫為君子者，皆棄德業而不為，則萬物何以得主乎？故曰：神非聖不顯，聖非大不形。
此天地之大，古人之全體也。
（《大人論》） 在孟子，明明分開“大”與“聖”與“神”之三階段，他乃會合釋之，隻有德業始見神，而德必于業見。
于是撇開神而專重聖，又把聖着重在事業上。
天下隻有聖人，更無神。
也隻有成大事業的聖，沒有不成事業的聖。
惟其有大事業，始為真道德，始為真神聖。
這又是一種極新辟的意見！佛家有“法報應三身”說，依于“法身”始有“報身”與“應身”，是謂由真轉俗。
他的說法，則由大而始見其為聖與神，由事業而始見其德性與神聖，則是由俗顯真。
和佛家理論，正成颠倒相反。
他這一番見解，實在比歐陽修《本論》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