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王安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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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進一層。
歐、王兩家，都學韓愈，但他們在辟佛理論上，實是愈轉愈深了。
安石思想的另一貢獻，則為他的性情論。
心性之學，隋唐以來，幾乎成為釋家的擅場。
韓愈辟佛，而對心性理論所涉實不深。
本于儒學而來談心性的，最先是李翺《複性書》。
翺說： 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
（《上篇》） 又曰： 人之昏久矣，将複其性必有漸，弗思弗慮，情則不生。
情既不生，乃為正思。
這是一種“性善情惡”論。
果主性善情惡，必成為陽儒陰釋。
歐陽修偏重于人事，故主探本人情。
但人情果惡，則其勢必趨于厭世。
修乃一史學家，不喜對此問題作更深一層的探讨。
安石則偏近于為哲學家，故能對此問題獨标新義。
他說： 喜怒哀樂未發于外而存于心，性也。
喜怒哀樂發于外而見于行，情也。
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性情一也。
若夫善惡，則猶中與不中也。
這裡他以未發存中為性，已發見行為情，而善惡之辨隻在中不中。
他提出《中庸》上“未發、已發”一問題，遂為此後宋明六百年理學家集中讨論争辨的一項大題目。
而他自己意見，也大體與同時周敦頤，稍後程頤之說都相通。
安石又對如何研讀經籍，有一番深辟通明的見解。
他說： 世之不見全經久矣，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
故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于《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
農夫女工，無所不問。
然後于經為能知其大體而無疑。
蓋後世學者，與先王之時異矣，不如是，不足以盡聖人故也。
緻其知而後讀，有所去取，故異學不能亂。
惟其不能亂，故有所去取者，凡以明吾道而已。
（《答曾子固書》） 此處所重，在緻我之知以盡聖，然後于經籍能有所去取。
此見解，竟可謂是宋人開創新儒學的一條大原則。
這一風氣，遠溯還自歐陽修。
葉适有言：“以經為正，而不汩于章讀箋诂，此歐陽氏讀書法。
”安石遂著《詩》、《書》、《周禮》《三經新義》，時人稱其“不憑注疏，欲修聖人之經”。
當時列于學官，懸為功令，至南宋而始廢。
朱熹對于諸經與四書的新注釋，也可謂由安石啟其端。
所以安石雖是宋學初期的人物，但他實已探到此後宋學之骊珠。
程颢說： 介甫談道，正如對塔說相輪，某則直入塔中，辛勤登攀。
雖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言，然卻實在塔中，去相輪漸近。
這因安石此後置身政治漩渦中，想實踐他從大人事業來證實到聖人神人的地位，不免在德性修養精微處忽略了。
而後人遂也隻認他是一文學家，與韓歐并列，至于他的政治措施，則永遠成為後代争論毀譽之焦點，而他在學術思想史上的成績，則大部給人遺忘了。
歐、王兩家，都學韓愈，但他們在辟佛理論上，實是愈轉愈深了。
安石思想的另一貢獻，則為他的性情論。
心性之學，隋唐以來，幾乎成為釋家的擅場。
韓愈辟佛，而對心性理論所涉實不深。
本于儒學而來談心性的，最先是李翺《複性書》。
翺說： 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
（《上篇》） 又曰： 人之昏久矣，将複其性必有漸，弗思弗慮，情則不生。
情既不生，乃為正思。
這是一種“性善情惡”論。
果主性善情惡，必成為陽儒陰釋。
歐陽修偏重于人事，故主探本人情。
但人情果惡，則其勢必趨于厭世。
修乃一史學家，不喜對此問題作更深一層的探讨。
安石則偏近于為哲學家，故能對此問題獨标新義。
他說： 喜怒哀樂未發于外而存于心，性也。
喜怒哀樂發于外而見于行，情也。
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性情一也。
若夫善惡，則猶中與不中也。
這裡他以未發存中為性，已發見行為情，而善惡之辨隻在中不中。
他提出《中庸》上“未發、已發”一問題，遂為此後宋明六百年理學家集中讨論争辨的一項大題目。
而他自己意見，也大體與同時周敦頤，稍後程頤之說都相通。
安石又對如何研讀經籍，有一番深辟通明的見解。
他說： 世之不見全經久矣，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
故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于《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
農夫女工，無所不問。
然後于經為能知其大體而無疑。
蓋後世學者，與先王之時異矣，不如是，不足以盡聖人故也。
緻其知而後讀，有所去取，故異學不能亂。
惟其不能亂，故有所去取者，凡以明吾道而已。
（《答曾子固書》） 此處所重，在緻我之知以盡聖，然後于經籍能有所去取。
此見解，竟可謂是宋人開創新儒學的一條大原則。
這一風氣，遠溯還自歐陽修。
葉适有言：“以經為正，而不汩于章讀箋诂，此歐陽氏讀書法。
”安石遂著《詩》、《書》、《周禮》《三經新義》，時人稱其“不憑注疏，欲修聖人之經”。
當時列于學官，懸為功令，至南宋而始廢。
朱熹對于諸經與四書的新注釋，也可謂由安石啟其端。
所以安石雖是宋學初期的人物，但他實已探到此後宋學之骊珠。
程颢說： 介甫談道，正如對塔說相輪，某則直入塔中，辛勤登攀。
雖然未見相輪，能如公之言，然卻實在塔中，去相輪漸近。
這因安石此後置身政治漩渦中，想實踐他從大人事業來證實到聖人神人的地位，不免在德性修養精微處忽略了。
而後人遂也隻認他是一文學家，與韓歐并列，至于他的政治措施，則永遠成為後代争論毀譽之焦點，而他在學術思想史上的成績，則大部給人遺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