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部分 人生貴在适意，不如笑看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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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前自然車馬稀。
漢朝的疏廣及其兄子疏受位至太子太傅、少傅，同時緻仕，當時的“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輛。
辭決而去。
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
”這就是白居易所謂的“漢二疏”。
乞骸骨居然造成這樣的轟動，可見這不是常見的事，常見的是“伛偻入君門”的“愛富貴”“戀君恩”的人。
白居易“無人繼去塵”之歎，也說明了二疏的故事以後沒有重演過。
從前讀書人十載寒窗，所指望的就是有一朝能春風得意，纡青拖紫，那時節躊躇滿志，縱然案牍勞形，以至于龍鐘老朽，仍難免有戀棧之情，誰舍得随随便便地就挂冠懸車？真正老骥伏枥志在千裡的人是少而又少的，大部分還不是舍不得放棄那五鬥米，千鐘祿，萬石食？無官一身輕的道理是人人知道的，但是身輕之後，囊橐也跟着要輕，那就諸多不便了。
何況一旦投閑置散，一呼百諾的烜赫的聲勢固然不可複得，甚至于進入了“出無車”的狀态，變成了匹夫徒步之士，在街頭巷尾低着頭逡巡疾走不敢見人，那情形有多麼慘。
一向由庶務人員自動供應的冬季炭盆所需的白炭，四時陳設的花卉盆景，乃至于瑣屑如衛生紙，不消說都要突告來源斷絕，那又情何以堪？所以一個人要想緻仕，不能不三思，三思之後恐怕還是一動不如一靜了。
如今退休制度不限于仕宦一途，坐擁臯比的人到了粉筆屑快要塞滿他的氣管的時候也要引退。
不一定是怕他春風風人之際忽然一口氣上不來，是要他騰出位子給别人嘗嘗人之患的滋味。
在一般人心目中，冷闆凳本來沒有什麼可留戀的，平素吃不飽餓不死，但是申請退休的人一旦公開表明要撤绛帳，他的親戚朋友又會一窩蜂地皇皇然、戚戚然，幾乎要垂泣而道地勸告說他：“何必退休？你的頭發還沒有白多少，你的脊背還沒有彎，你的兩手也不哆嗦，你的兩腳也還能走路……”言外之意好像是等到你頭發全部雪白，腰彎得像是“？”一樣，患上了帕金森症，走路就地擦，那時候再申請退休也還不遲。
是的，是有人到了易箦之際，朋友們才急急忙忙地為他趕辦退休手續，生怕公文尚在旅行而他老先生沉不住氣，弄到無休可退，那就隻好鼎惠懇辭了。
更有一些知心的抱有遠見的朋友們，會慷慨陳詞：“千萬不可退休，退休之後的生活是一片空虛，那時候閑居無聊，悶得發慌，終日彷徨，悒悒寡歡。
”把退休後生活形容得如此凄涼，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平素上班是以“喝喝茶，簽簽到，聊聊天，看看報”為主，一旦失去喝茶簽到聊天看報的場所，那是會要感覺無比的枯寂的。
理想的退休生活就是真正的退休，完全擺脫賴以糊口的職務，做自己衷心所願意做的事。
有人八十歲才開始學畫，也有人五十歲才開始寫小說，都有驚人的成就。
“狗永遠不會老得到了不能學新把戲的地步”。
何以人而不如狗乎？退休不一定要遠離塵嚣，遁迹山林，也無須隐藏人海，杜門謝客—一個人真正地退休之後，門前自然車馬稀。
如果已經退休的人而還偶然被認為有剩餘價值，那就苦了。
文藝與道德 文藝永遠含有道德的意味 在美國的《新聞周刊》上看到這樣一段新聞： “且來享受醇酒婦人，盡情歡笑；明天再喝蘇打水，聽人講道。
”這是英國詩人拜倫（一七八八年至一八二四年）的句子，據說他不僅這樣勸别人，他自己也徹底地接受了他自己的勸告；他和無數的情人缱绻，許多的醜聞使得這位面貌姣好頭發卷曲的詩人死後不得在西敏寺内獲一席地，幾近一百五十年之久。
一位教會長老說過，拜倫的“公然放浪的行為”和他的“不檢的詩篇”使他不具有進入西敏寺的資格。
但是“英格蘭詩會”以為這位偉大的浪漫作家，由于他的詩和“他對于社會公道與自由之經常的關切”，還是應該享有一座紀念物的，西敏寺也終于改變了初衷，在“詩人角”裡，安放了一塊銅牌來紀念拜倫。
那“詩人角”是早已裝滿了紀念詩人們的碑牌之類，包括諸大詩人如莎士比亞、彌爾頓、巢塞、雪萊、濟慈，甚至還有一位外國詩人名為朗費洛的也在内。
這樣的一條新聞實在令人感慨萬千。
拜倫是英國的一位浪漫詩人，在行為與作品上都不平凡，“一覺醒來，名滿天下”，他不但震世駭俗，他也憤世嫉俗，“不是英格蘭不适于我，便是我不适于英格蘭”，于是怫然出國，遨遊歐土，卒至客死異鄉，享年不過三十有六。
他生不見容于重禮法的英國社會，死不為西敏寺所尊重，這是可以理解的事。
一百五十年後，情感被時間沖淡，社會認清了拜倫的全部面貌，西敏寺敞開了它的嚴封固扃的大門，這一事實不能不使我們想一想，文藝與道德究竟是怎樣的一種關系。
有人說，文藝與道德沒有關系。
一位廚師，隻要善于調和鼎鼐，滿足我們的口腹，我們就不必追問他的私生活中有無放蕩逾檢之處。
這一比喻固很巧妙，但并不十分允洽。
因為烹調的成品，以其色香味供我們欣賞，性質簡單。
而文藝作品之内容，則為人生的寫照，人性的發揮，我們不僅欣賞其文詞，抑且受其内容的感動，有時為之逸興遄飛，有時為之回腸蕩氣。
我們縱然不問作者本人的道德行為，卻不能不理會文藝作品本身所含蓄着的道德意味。
人生的寫照，人性的發揮，永遠不能離開道德。
文藝與道德不可能沒有關系。
進一步說，口腹之欲的滿足也并非是飲食之道的極緻；快我朵頤之外，也還要顧到營養健康。
文藝之于讀者的感應，其間更要引起道德的影響與陶冶的功能。
所謂道德，其範圍至為廣闊，既不限于禮教，更有異于說教。
吾人行事，何者應為，抉擇之間端在一心，那便是道德價值的運用。
悲天憫人，民胞物與的精神，也正是道德的高度表現。
以拜倫而論，他的私人行為有許多地方誠然不足為訓，但是他的作品卻常有鼓舞人心向上的力量，也常有令人心腳開闊的妙處。
他贊賞光榮的曆史，他同情被壓迫的人民，那一份激昂慷慨的精神，百餘年之後仍然虎虎有生氣，使得西敏寺的住持人不能不心回意轉，終于奉獻給他那一份積欠已久的敬意。
在偉大作品照耀之下，作者私人生活的玷污終被淡忘，也許不是諒恕，這是不是英國人聰明的地方呢？我們中國人禮教的觀念很強，以為一個人私德有虧，便一無是處，我們是不容易把人品和作品分開來的，而且“文人無行”的看法也是很普遍的，好像一個人一旦成為文人，其品行也就不堪聞問，甚至有些文人還有意地不肯敦品，以為不如此不能成其為文人。
觀察人生，并且觀察人生全體。
文藝的題材是人生，所以文藝永遠含有道德的意味；但是文藝的功用是不是以宣揚道德為最重要的一項呢？在西洋文學批評裡，這是一個老問題。
羅馬的何瑞士采取一種折中的态度，以為文學一面供人欣賞，一面教訓，所謂寓教訓于欣賞。
近代純文學的觀念則是傾向于排斥道德教訓于文藝之外。
我們中國的傳統看法，把文藝看成為有用的東西，多少是從實用的觀點出發，并不充分承認其本身價值。
從孔子所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起，以至于周敦頤所謂之“文以載道”，都是把文藝當作教育工具看待，換言之，就是強調文藝之教育的功能，當然也就是強調文藝之道德的意味。
直到晚近，文藝本身價值才逐漸被人認識，但是開明如梁任公先生的《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仍未盡脫傳統的功利觀念的範圍。
我國的戲劇文學未能充分發達的原因之一，便是因為社會傳統過分重視戲劇之社會教育價值。
勸忠說孝，沒有人反對；舊日劇院舞台兩邊柱上都有懲惡獎善性質的對聯，可惜的是編劇的人受了束縛，不能自由發展，而觀衆所能欣賞到的也隻剩了歌腔身段。
戲劇有社會教育的功能，但戲劇本身的價值卻不盡在此。
文藝與道德有密切的關系，但那關系是内在的，不是目的與手段之間的主從關系。
我們可以利用戲劇而從事社會教育，例如破除迷信，掃除文盲，以至于促進衛生，保密防諜，都可以透過戲劇的方式把主張傳播給大衆。
但是我們必須注意，這隻是借用性質，借用就是借用，不是本來用途。
文藝作品裡有情感，有思想，可是裡面的思想往往是很難捉摸的，因為那思想與情感交織在一起，而且常是不自覺偶然流露出來的。
文藝作家觀察人生，處理他選定的題材，自有他獨特的眼光，他不會拘于成見，他也不會唯他人之命是從，他不可能遺世獨立，把文藝與道德完全隔離，亦不可能忘卻他的嚴肅的“觀察人生，并且觀察人生全體”之神聖使命。
悲觀 自殺者常是樂觀的人，幸福者倒常是悲觀的人 悲觀不是消極，所以自殺的人不是悲觀，悲觀主義者反對自殺。
悲觀是從壞的一方面來觀察一切事物，從壞的一方面着眼的意思。
悲觀主義者無時不料想事物的惡化，唯其如此，他才能最積極地生活。
換言之，最不為虛幻的希望所引入歧途，最努力地設法來對付這醜惡的現實。
叔本華說，幸福即是痛苦的避免。
所謂痛苦是實在的，而幸福則是根本不存在的。
痛苦不存在時之狀态，無以名之，名之曰幸福。
是故人生之目标，不在幸福之追求，而在痛苦之避免。
人生即是由一串痛苦所構成。
能避免一分的苦痛，即是一分的幸福。
故悲觀主義者待人接物，步步為營，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這是悲觀主義的真谛。
從壞處着想，大概可以十猜十中，百猜百中；從好處着想，往往一次一失望，十次十失望。
所以樂觀者天真可愛，而禁不住與現實的接觸，一接觸希望就泡沫一般破滅。
悲觀者似乎未免自苦，而在現實中卻能安身立命。
所以自殺者常是樂觀的人，幸福者倒常是悲觀的人。
人在有閑的時候才最像是一個人。
手腳相當閑，頭腦才能相當地忙起來。
我們并不向往六朝人那樣蕭然若神仙的樣子，我們卻企盼人人都能有閑去發展他的智慧與才能。
漢朝的疏廣及其兄子疏受位至太子太傅、少傅，同時緻仕，當時的“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輛。
辭決而去。
道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為之下泣。
”這就是白居易所謂的“漢二疏”。
乞骸骨居然造成這樣的轟動，可見這不是常見的事，常見的是“伛偻入君門”的“愛富貴”“戀君恩”的人。
白居易“無人繼去塵”之歎，也說明了二疏的故事以後沒有重演過。
從前讀書人十載寒窗，所指望的就是有一朝能春風得意，纡青拖紫，那時節躊躇滿志，縱然案牍勞形，以至于龍鐘老朽，仍難免有戀棧之情，誰舍得随随便便地就挂冠懸車？真正老骥伏枥志在千裡的人是少而又少的，大部分還不是舍不得放棄那五鬥米，千鐘祿，萬石食？無官一身輕的道理是人人知道的，但是身輕之後，囊橐也跟着要輕，那就諸多不便了。
何況一旦投閑置散，一呼百諾的烜赫的聲勢固然不可複得，甚至于進入了“出無車”的狀态，變成了匹夫徒步之士，在街頭巷尾低着頭逡巡疾走不敢見人，那情形有多麼慘。
一向由庶務人員自動供應的冬季炭盆所需的白炭，四時陳設的花卉盆景，乃至于瑣屑如衛生紙，不消說都要突告來源斷絕，那又情何以堪？所以一個人要想緻仕，不能不三思，三思之後恐怕還是一動不如一靜了。
如今退休制度不限于仕宦一途，坐擁臯比的人到了粉筆屑快要塞滿他的氣管的時候也要引退。
不一定是怕他春風風人之際忽然一口氣上不來，是要他騰出位子給别人嘗嘗人之患的滋味。
在一般人心目中，冷闆凳本來沒有什麼可留戀的，平素吃不飽餓不死，但是申請退休的人一旦公開表明要撤绛帳，他的親戚朋友又會一窩蜂地皇皇然、戚戚然，幾乎要垂泣而道地勸告說他：“何必退休？你的頭發還沒有白多少，你的脊背還沒有彎，你的兩手也不哆嗦，你的兩腳也還能走路……”言外之意好像是等到你頭發全部雪白，腰彎得像是“？”一樣，患上了帕金森症，走路就地擦，那時候再申請退休也還不遲。
是的，是有人到了易箦之際，朋友們才急急忙忙地為他趕辦退休手續，生怕公文尚在旅行而他老先生沉不住氣，弄到無休可退，那就隻好鼎惠懇辭了。
更有一些知心的抱有遠見的朋友們，會慷慨陳詞：“千萬不可退休，退休之後的生活是一片空虛，那時候閑居無聊，悶得發慌，終日彷徨，悒悒寡歡。
”把退休後生活形容得如此凄涼，不是沒有原因的，因為平素上班是以“喝喝茶，簽簽到，聊聊天，看看報”為主，一旦失去喝茶簽到聊天看報的場所，那是會要感覺無比的枯寂的。
理想的退休生活就是真正的退休，完全擺脫賴以糊口的職務，做自己衷心所願意做的事。
有人八十歲才開始學畫，也有人五十歲才開始寫小說，都有驚人的成就。
“狗永遠不會老得到了不能學新把戲的地步”。
何以人而不如狗乎？退休不一定要遠離塵嚣，遁迹山林，也無須隐藏人海，杜門謝客—一個人真正地退休之後，門前自然車馬稀。
如果已經退休的人而還偶然被認為有剩餘價值，那就苦了。
文藝與道德 文藝永遠含有道德的意味 在美國的《新聞周刊》上看到這樣一段新聞： “且來享受醇酒婦人，盡情歡笑；明天再喝蘇打水，聽人講道。
”這是英國詩人拜倫（一七八八年至一八二四年）的句子，據說他不僅這樣勸别人，他自己也徹底地接受了他自己的勸告；他和無數的情人缱绻，許多的醜聞使得這位面貌姣好頭發卷曲的詩人死後不得在西敏寺内獲一席地，幾近一百五十年之久。
一位教會長老說過，拜倫的“公然放浪的行為”和他的“不檢的詩篇”使他不具有進入西敏寺的資格。
但是“英格蘭詩會”以為這位偉大的浪漫作家，由于他的詩和“他對于社會公道與自由之經常的關切”，還是應該享有一座紀念物的，西敏寺也終于改變了初衷，在“詩人角”裡，安放了一塊銅牌來紀念拜倫。
那“詩人角”是早已裝滿了紀念詩人們的碑牌之類，包括諸大詩人如莎士比亞、彌爾頓、巢塞、雪萊、濟慈，甚至還有一位外國詩人名為朗費洛的也在内。
這樣的一條新聞實在令人感慨萬千。
拜倫是英國的一位浪漫詩人，在行為與作品上都不平凡，“一覺醒來，名滿天下”，他不但震世駭俗，他也憤世嫉俗，“不是英格蘭不适于我，便是我不适于英格蘭”，于是怫然出國，遨遊歐土，卒至客死異鄉，享年不過三十有六。
他生不見容于重禮法的英國社會，死不為西敏寺所尊重，這是可以理解的事。
一百五十年後，情感被時間沖淡，社會認清了拜倫的全部面貌，西敏寺敞開了它的嚴封固扃的大門，這一事實不能不使我們想一想，文藝與道德究竟是怎樣的一種關系。
有人說，文藝與道德沒有關系。
一位廚師，隻要善于調和鼎鼐，滿足我們的口腹，我們就不必追問他的私生活中有無放蕩逾檢之處。
這一比喻固很巧妙，但并不十分允洽。
因為烹調的成品，以其色香味供我們欣賞，性質簡單。
而文藝作品之内容，則為人生的寫照，人性的發揮，我們不僅欣賞其文詞，抑且受其内容的感動，有時為之逸興遄飛，有時為之回腸蕩氣。
我們縱然不問作者本人的道德行為，卻不能不理會文藝作品本身所含蓄着的道德意味。
人生的寫照，人性的發揮，永遠不能離開道德。
文藝與道德不可能沒有關系。
進一步說，口腹之欲的滿足也并非是飲食之道的極緻；快我朵頤之外，也還要顧到營養健康。
文藝之于讀者的感應，其間更要引起道德的影響與陶冶的功能。
所謂道德，其範圍至為廣闊，既不限于禮教，更有異于說教。
吾人行事，何者應為，抉擇之間端在一心，那便是道德價值的運用。
悲天憫人，民胞物與的精神，也正是道德的高度表現。
以拜倫而論，他的私人行為有許多地方誠然不足為訓，但是他的作品卻常有鼓舞人心向上的力量，也常有令人心腳開闊的妙處。
他贊賞光榮的曆史，他同情被壓迫的人民，那一份激昂慷慨的精神，百餘年之後仍然虎虎有生氣，使得西敏寺的住持人不能不心回意轉，終于奉獻給他那一份積欠已久的敬意。
在偉大作品照耀之下，作者私人生活的玷污終被淡忘，也許不是諒恕，這是不是英國人聰明的地方呢？我們中國人禮教的觀念很強，以為一個人私德有虧，便一無是處，我們是不容易把人品和作品分開來的，而且“文人無行”的看法也是很普遍的，好像一個人一旦成為文人，其品行也就不堪聞問，甚至有些文人還有意地不肯敦品，以為不如此不能成其為文人。
觀察人生，并且觀察人生全體。
文藝的題材是人生，所以文藝永遠含有道德的意味；但是文藝的功用是不是以宣揚道德為最重要的一項呢？在西洋文學批評裡，這是一個老問題。
羅馬的何瑞士采取一種折中的态度，以為文學一面供人欣賞，一面教訓，所謂寓教訓于欣賞。
近代純文學的觀念則是傾向于排斥道德教訓于文藝之外。
我們中國的傳統看法，把文藝看成為有用的東西，多少是從實用的觀點出發，并不充分承認其本身價值。
從孔子所說“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起，以至于周敦頤所謂之“文以載道”，都是把文藝當作教育工具看待，換言之，就是強調文藝之教育的功能，當然也就是強調文藝之道德的意味。
直到晚近，文藝本身價值才逐漸被人認識，但是開明如梁任公先生的《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仍未盡脫傳統的功利觀念的範圍。
我國的戲劇文學未能充分發達的原因之一，便是因為社會傳統過分重視戲劇之社會教育價值。
勸忠說孝，沒有人反對；舊日劇院舞台兩邊柱上都有懲惡獎善性質的對聯，可惜的是編劇的人受了束縛，不能自由發展，而觀衆所能欣賞到的也隻剩了歌腔身段。
戲劇有社會教育的功能，但戲劇本身的價值卻不盡在此。
文藝與道德有密切的關系，但那關系是内在的，不是目的與手段之間的主從關系。
我們可以利用戲劇而從事社會教育，例如破除迷信，掃除文盲，以至于促進衛生，保密防諜，都可以透過戲劇的方式把主張傳播給大衆。
但是我們必須注意，這隻是借用性質，借用就是借用，不是本來用途。
文藝作品裡有情感，有思想，可是裡面的思想往往是很難捉摸的，因為那思想與情感交織在一起，而且常是不自覺偶然流露出來的。
文藝作家觀察人生，處理他選定的題材，自有他獨特的眼光，他不會拘于成見，他也不會唯他人之命是從，他不可能遺世獨立，把文藝與道德完全隔離，亦不可能忘卻他的嚴肅的“觀察人生，并且觀察人生全體”之神聖使命。
悲觀 自殺者常是樂觀的人，幸福者倒常是悲觀的人 悲觀不是消極，所以自殺的人不是悲觀，悲觀主義者反對自殺。
悲觀是從壞的一方面來觀察一切事物，從壞的一方面着眼的意思。
悲觀主義者無時不料想事物的惡化，唯其如此，他才能最積極地生活。
換言之，最不為虛幻的希望所引入歧途，最努力地設法來對付這醜惡的現實。
叔本華說，幸福即是痛苦的避免。
所謂痛苦是實在的，而幸福則是根本不存在的。
痛苦不存在時之狀态，無以名之，名之曰幸福。
是故人生之目标，不在幸福之追求，而在痛苦之避免。
人生即是由一串痛苦所構成。
能避免一分的苦痛，即是一分的幸福。
故悲觀主義者待人接物，步步為營，不求有功，但求無過。
這是悲觀主義的真谛。
從壞處着想，大概可以十猜十中，百猜百中；從好處着想，往往一次一失望，十次十失望。
所以樂觀者天真可愛，而禁不住與現實的接觸，一接觸希望就泡沫一般破滅。
悲觀者似乎未免自苦，而在現實中卻能安身立命。
所以自殺者常是樂觀的人，幸福者倒常是悲觀的人。
人在有閑的時候才最像是一個人。
手腳相當閑，頭腦才能相當地忙起來。
我們并不向往六朝人那樣蕭然若神仙的樣子，我們卻企盼人人都能有閑去發展他的智慧與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