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 曆史的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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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魯為象征性的大一統；或者是以《春秋》當新王；新王是大一統的新王，是王者無外的新王。
劉逢祿說，“王魯者即所謂以《春秋》當新王也。
夫子受命制作，以為托諸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引《史記》而加乎王心焉”。
孟子曰，“春秋者天子之事也”。
（《公羊何氏釋例·王魯例》第十一）因為非王者不制度，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而《春秋》為新王立法，故以《春秋》當新王。
稍後于劉逢祿的公羊學者有龔自珍，他是一位具有思想體系的公羊學家。
前此公羊學的社會基礎是封建社會，他們中間的變革設想都在封建社會内，沒有超出封建社會的藍圖，而龔自珍的思想具有近代風貌，也就是他跳出封建社會的樊籠而具有資本主義社會的因素。
比如對于私有制的“私”字，他有不同于流俗的見解，他以為天地聖哲到寡婦貞女無不有私；聖人有私而庸夫俗子則以“公”作号召。
因而說：“今曰大公無私，則人耶，禽獸耶！”（《定庵續集》、《論私》）隻有在資本主義社會才能赤裸裸地提倡私字，歌頌私有，以“私有”為道德。
這新的價值觀念，是封建社會所不允許的，是違反傳統道德體制的。
他是善于思考而大膽的，他是中國封建社會末期敢于向傳統價值觀挑戰的公羊學者，這是萬馬齊喑下的驚雷，章太炎詈之為儇薄小生，未免失言！ 清末康有為出，公羊學派的思想遂有實施的機會，他的變法維新跳出封建社會的樊籠而向往着資本主義加上許多空想，遂名之曰“大同”！康有為究竟受有公羊學派傳統的影響，為了變法維新，他知道應當樹立思想上的權威；有了權威，以之作為工具，向當時守舊的封建社會挑戰。
他建立起公羊經學的權威和孔子改制的權威。
梁任公先生說：“有為謂孔子之改制，上掩百世，下掩百世，故尊之為教主。
誤以歐洲之尊景教為治強之本，故恒欲侪孔子于基督，乃雜引谶緯之言以實之，于是心目中之孔子，又帶有神秘性矣。
”（《清代學術概論》二十三）以孔子為教主是最大的權威。
但樹立權威，不是輕而易舉的事，于是他以為在中國曆史上曾經有兩次造經造史運動，一次是孔子，一次是劉歆，目的都是為了變法改制。
而康有為實際也在造經造史，以樹立自己的權威，以期其變法維新運動，可以完成。
康有為究竟失敗了，但他的思想體系完整而恣肆，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是傑出的，在中國經學史上，是一個光輝的總結。
雖然他的大同思想，包含有更廣泛的大一統思想，但其中多幻想成分不要說空想了。
清朝亡後，公羊學再也不能與政治改革聯系在一起，脫離政治的公羊學，遂為古史辨派的史學方法的有力依據。
顧颉剛先生是古史辨派的主将，他用《公羊》托古改制的理論而懷疑中國傳統的古史體系，遂有“古史辨”的産生。
在顧先生的思想體系中，我們也可以找到大一統的思想成分及各民族平等的進步思想。
這也是公羊學的光輝下場！
劉逢祿說，“王魯者即所謂以《春秋》當新王也。
夫子受命制作，以為托諸空言，不如行事博深切明，故引《史記》而加乎王心焉”。
孟子曰，“春秋者天子之事也”。
（《公羊何氏釋例·王魯例》第十一）因為非王者不制度，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而《春秋》為新王立法，故以《春秋》當新王。
稍後于劉逢祿的公羊學者有龔自珍，他是一位具有思想體系的公羊學家。
前此公羊學的社會基礎是封建社會，他們中間的變革設想都在封建社會内，沒有超出封建社會的藍圖，而龔自珍的思想具有近代風貌，也就是他跳出封建社會的樊籠而具有資本主義社會的因素。
比如對于私有制的“私”字，他有不同于流俗的見解，他以為天地聖哲到寡婦貞女無不有私；聖人有私而庸夫俗子則以“公”作号召。
因而說：“今曰大公無私，則人耶，禽獸耶！”（《定庵續集》、《論私》）隻有在資本主義社會才能赤裸裸地提倡私字，歌頌私有，以“私有”為道德。
這新的價值觀念，是封建社會所不允許的，是違反傳統道德體制的。
他是善于思考而大膽的，他是中國封建社會末期敢于向傳統價值觀挑戰的公羊學者，這是萬馬齊喑下的驚雷，章太炎詈之為儇薄小生，未免失言！ 清末康有為出，公羊學派的思想遂有實施的機會，他的變法維新跳出封建社會的樊籠而向往着資本主義加上許多空想，遂名之曰“大同”！康有為究竟受有公羊學派傳統的影響，為了變法維新，他知道應當樹立思想上的權威；有了權威，以之作為工具，向當時守舊的封建社會挑戰。
他建立起公羊經學的權威和孔子改制的權威。
梁任公先生說：“有為謂孔子之改制，上掩百世，下掩百世，故尊之為教主。
誤以歐洲之尊景教為治強之本，故恒欲侪孔子于基督，乃雜引谶緯之言以實之，于是心目中之孔子，又帶有神秘性矣。
”（《清代學術概論》二十三）以孔子為教主是最大的權威。
但樹立權威，不是輕而易舉的事，于是他以為在中國曆史上曾經有兩次造經造史運動，一次是孔子，一次是劉歆，目的都是為了變法改制。
而康有為實際也在造經造史，以樹立自己的權威，以期其變法維新運動，可以完成。
康有為究竟失敗了，但他的思想體系完整而恣肆，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是傑出的，在中國經學史上，是一個光輝的總結。
雖然他的大同思想，包含有更廣泛的大一統思想，但其中多幻想成分不要說空想了。
清朝亡後，公羊學再也不能與政治改革聯系在一起，脫離政治的公羊學，遂為古史辨派的史學方法的有力依據。
顧颉剛先生是古史辨派的主将，他用《公羊》托古改制的理論而懷疑中國傳統的古史體系，遂有“古史辨”的産生。
在顧先生的思想體系中，我們也可以找到大一統的思想成分及各民族平等的進步思想。
這也是公羊學的光輝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