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講 兩千五百年儒學變遷概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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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遂不覺汗流浃背，于此可見陸學的門徑了。
第二是發明本心。
何謂發明本心？就是孟子所說“不失其赤子之心”。
陸子亦相信人性皆善，隻要恢複本心，自然是義不是利，自然能夠立大。
做學問的方法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本心放失，精神便衰頹，本心提起，志氣立刻振作。
好像一座大火爐，縱然飛下幾塊雪片，絕不能減其熱烈。
陸子這個話，從大程子出，大程子的“識得仁體”，就是陸子的“發明本心”。
以現在的話來說，又叫着認識自我。
人的本心，極其純潔，隻要認識他、恢複他，一切零碎壞事俱不能搖動。
人看事理不明，因本心為利害所蒙蔽了。
知識方面，朱子以為“天下之物，莫不有理”。
而其精蘊，則已具于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
陸子以為學問在書本上找，沒有多大用處，如果神氣清明，觀察外界事物自然能夠清楚。
修養方面，朱子教人用敬，謹嚴拘束，随時随事檢點。
陸子教人立大，不須仔細考察，隻要人格提高，事物即難搖動。
所以朱謂陸為空疏，陸謂朱為支離，二家異同，其要點如此。
陸不重書本，本身學問雖博，而門弟子多束書不觀，袖手清談，空疏之弊，在所難免。
朱子重書本，并且要“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但天下事物如此之多，幾十年精力，一件都不能窮，又安能即凡物而窮之呢？ 兩家主張不同，彼此辯論，互不相服。
後來有許多人，專講調和，或引朱入陸，或引陸入朱，而兩家門下則彼此對抗。
引陸入朱的人，以為自經鵝湖之會以後，象山領悟朱子，子壽尤為敬服。
引朱入陸的人，如王陽明，作《朱子晚年定論》，李穆堂又作《朱子晚年全論》，證明朱子晚年與陸子同走一條路。
然站在朱子方面的人，則目王、李為荒唐。
平心而論，兩派各走各路，各有好處，都不失為治學的一種好方法，互相攻擊，異常的無聊。
最好各随性之所近，擇一條路走去，不必合而為一，更不必援引那個，依附這個。
南宋學派，主要的是朱陸兩家，曆元明清三代，兩派互為消長，直至現在，仍然分立。
兩派之外，還有兩個人應當注意。
一個是張南軒，可以說他是朱學的附庸，死得很早，沒有多大成就，與朱子并為一派無妨。
南軒生在湖南，湖湘學派，與朱子學派，實在沒有什麼區别。
一個是呂東萊。
呂家世代都是有學問的人，所以呂家所傳中原文獻之學，一面講身心修養，一面講經世緻用，就是我們前次所說内聖外王的學問。
朱陸偏于内聖，東萊偏于外王。
東萊自己，家學淵源，很好很有名，雖然早死，而門弟子甚多，後來變為永嘉學派。
永嘉學派，最主要的有這幾個：（1）薛季宣号艮齋。
（2）陳傅良号止齋。
（3）陳亮号同甫。
（4）葉逋号水心。
他們都是溫州一帶的人。
艮齋、止齋，專講學以緻用，對于北宋周程一派，很多不滿的批評。
以為隻是内心修養，拘謹呆闆，變為迂腐，應當極力提倡學以緻用，才不會偏。
同甫氣魄更大，頗有遊俠之風，他的旗号是“王霸雜用，義利雙行”。
對于朱子的窮理格物固然反對，對于陸子的義利之辨亦很反對。
論年代，薛稍早，與朱陸差不多，二陳稍晚；論主張，艮齋和止齋相同，同甫走到極端。
東萊本來是浙人，浙江學者大半屬東萊門下。
東萊死，兄弟子侄門生，全走一條路，就是薛陳所走這條路，以後成為浙派。
朱子自信甚堅，對于旁的學派，辯得很起勁。
朱子在學問上的兩大敵，一派是金溪（即象山），一派是永嘉（即薛、葉、二陳）。
朱子很痛心，本來東萊門下全都和他要好，後來都跑到永嘉一派去了。
文集中，與象山和止齋辯論的信很多；語錄中，批評陸派和永嘉的話亦很多。
朱陸在當時都很盛，朱子門下最得意的是黃勉齋、蔡元定，沒有多大氣魄，不能夠把他的學問開拓出來。
其後一變再變，成為考證之學。
朱子涵養用敬的工作，以後沒有多大發展；進學緻知的工作，開後來考證一派。
朱派最有光彩的是黃震（東發）、王應麟（伯厚）二人，黃的《黃氏日鈔》，王的《困學紀聞》，為朱派最有價值之書。
清代考證學者，就走他們這一條路。
象山門下，氣象比朱派大。
朱子對于象山雖不滿，而謂其門下光明俊偉，為自己門下所不及。
象山是江西人，在本地講學最久，但幾個大弟子都是浙東人，所謂甬上（甯波）四先生，即楊簡、袁燮、舒璘、沈煥，得象山的正統。
江浙二省，在學術上有密切關系。
象山是江西人，其學不傳于江西而傳于浙東。
陽明是浙東人，其學不傳于浙東而傳于江西。
楊、袁、舒、沈是浙東，呂、薛、陳、葉亦是浙東，後來陸派同永嘉結合，清代的黃梨洲、萬季野、邵念魯、章實齋，他們就是兩派結合的表現。
南宋四子，實際上隻有三派，即朱派、陸派及永嘉派，這三派在當時尚未合一。
南宋末年，幾乎握手，可惜沒有成功。
元明以後，朱學自為一派，陸永合為一派，其勢力直籠罩到現在。
南宋時代，南方的情形如此，北方的情形又怎麼樣呢？北方自金人入主後，中原殘破，衣冠之屬相繼南遷。
所以在宋金對峙時，南方的文化比北方高。
但金至世宗一朝——約與孝宗同時，四五十年間，太平安樂，極力模仿漢化，文運大昌。
金方所流行者，為三蘇一派，因為模仿東坡父子的文章，連帶模仿他們的學術。
所以那政治上宋金對峙，學術上洛蜀對峙。
北方的人，事事幼稚，文學不振，哲學更差。
唯有一人，應當注意，即李純甫号屏山。
宋儒無論哪一家，與佛都有因緣，但是表面排斥。
宋儒道學，非純儒學，亦非純佛學，乃儒佛混合後，另創的新學派。
屏山是宋人，自然要帶點佛學氣味，不過他很爽快，所著的《鳴道集》，直接承認是由佛學出來，對洛派二程異常反對，指為陽儒陰佛，表裡不一。
他所講的内容，好像李翺的《複性書》，發揮得更透徹明白。
朱子到晚年，一方面學派日昌，弟子遍于天下，一方面抵觸當道，頗幹朝廷厲禁。
其中如宋甯宗的宰相韓侂胄執政時，在朝的朱子，及在野的同黨，俱持反對态度。
侂胄亦指朱子為僞學，排斥不遺餘力。
北宋的元祐黨人、南宋的慶元黨人，俱以正士為朝廷所不容。
朱子死後，弟子不敢會葬，可見當時朱學所受壓迫的程度了。
又經幾十年，到理宗中葉及度宗初葉，僞學之禁既開，而當時講學大師，朱陸兩家門下（陸派亦在僞學禁中），俱在社會上很有聲譽，朝野兩方，對宋學異常尊崇，其勢複振。
不久，宋室滅亡，蒙古代興。
元朝以外族入主中國，文化不高，時間又短，在學術史上占不了重要位置。
内中隻有戲曲的文學差可撐持，天文數學亦放異彩，至于哲學方面則衰微已極。
元朝學者，唯許衡（魯齋）、劉因（靜修）、吳澄（草廬）三人，稍露頭角。
這幾位在元朝為大師，在全部學術史上，比前比後，俱算不了什麼。
固然朱學在元朝很發達，但朱學在宋末已為社會上所公認，元人不過保守權威，敷衍門面，無功可述，現在隻好略去不講。
明太祖初年，規模全屬草創，對于文化，未能十分提倡。
到永樂時，始漸注意，《性理大全》即于是時修成，以五子（周、程、張、朱）學術為主。
此書編得很壞，純屬官書，專供科舉取士之用，使學者考八股時，辨黑白而定一尊，除五子外，旁的俱所排斥。
明人編修《性理大全》，用以取士，号尊宋學，尤其是程朱一派；實則把宋學精神完全喪失，宋學注重修養，何嘗計及功名呢！ 中間有幾個著名大師，為明學啟蒙期的代表，如方孝孺（正學）、吳與弼（康齋）、薛瑄（敬軒）、曹端（月川）、胡居仁（敬齋），俱在科舉盛行時代一心研究學問，不圖獵取功名。
這種精神，極可佩服，而方孝孺風烈尤著，仗義不屈，為成祖誅其十族。
他們幾個人的學問，都出于程朱。
薛胡諸人，比較平正通達。
吳康齋的學問，由朱到陸，明代陸學之盛自康齋起。
明代中葉，新學派起，氣象異常光大。
有兩個大師，可以代表，一個是陳獻章（白沙），一個是王守仁（陽明）。
陳白沙是廣東新會的學者，離吾家不過十餘裡。
他是吳康齋的弟子，他的學問，在宋代幾位大師中，有點像大程子，又有點像邵康節。
那種蕭然自得的景象，與其謂之為學者，毋甯謂之為文學家。
古代的陶淵明，與之類似，文章相仿佛，學問亦相仿佛。
再遠一點，道家與之類似——老、莊之道，非陳、種之道，他的學風很像莊子。
孔門弟子中，曾點與之類似。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這種恬淡精神，兩人一樣。
白沙叫人用功的方法，就在“靜中養出端倪”一句話。
“端倪”二字太玄妙，我們知道他的下手功夫在用靜就得了。
白沙方法，與程朱不同，與象山亦不同。
程朱努力收斂身心，象山努力發揚志氣，俱要努力；白沙心境與自然契合，一點不費勁。
“端倪”二字實在不易解，或者可以說是老莊的明自然，常常脫離塵俗，與大自然一緻。
其自處永遠是一種鸢飛魚躍、光風霁月的景象，人格是高尚極了，感化力偉大極了，可惜不易效法，不易捉摸。
所以一時雖很光明，後來終不如陽明學派的發達。
白沙在家時多，出外時少。
總計生平，隻到過北京兩次，旁的地方都未曾去，交遊總算簡單。
他有一個弟子湛若水，号甘泉，亦是廣東人，與他齊名。
當時稱陳湛之學，或稱湛王之學。
甘泉做的官很大（禮部尚書），去的地方亦很多，所到之處就修白沙書院，陳學的光大算是靠他。
甘泉比陽明稍長，甘泉三十餘歲，陽明二十餘歲，同在北京做小京官，一塊研究學問。
陽明很受甘泉的影響，亦可以說很受白沙的影響。
王陽明，浙江餘姚人，他在近代學術界中，極其偉大；軍事上政治上，亦有很大的勳業。
以他的事功而論，若換給别個人，隻這一點，已經可以在曆史占很重要地位了。
陽明這麼大的事功，完全為他的學術所掩，變成附屬品，其偉大可想而知。
陽明的學問，得力于龍場一悟。
劉瑾當國，陽明彈劾他，位卑言高，谪貶龍場驿丞。
在驿三年，備受艱難困苦，回想到從前所讀的書、所做的事，切實體驗一番，于是恍然大悟。
這種悟法，是否與禅宗參禅有點相類，我們也不必強為辯護，但是他的方法，确能應時代的需要。
其時《性理大全》一派，變為迂腐凋敝，把人心弄得暮氣沉沉的，大多數士大夫盡管讀宋代五子的著作，然不過以為獵取聲名利祿的工具，其實心口是不一緻的。
陽明起來，大刀闊斧地矯正他們，所以能起衰救敝，風靡全國。
陽明的主要學說，即“緻良知”與“知行合一”二事。
前者為對于《大學》格物緻知的問題。
朱子講格物，教人“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這種辦法。
朱子認為：《大學》所謂“明明德”的張本，從“大學之道”起至“未之有也”止，是經，以下是傳。
“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有傳，唯有“格物緻知”無傳，文有颠倒斷節。
朱子替他補上，其學說的要點，即由此出。
陽明以為：讀古人書，有些地方加添，有些地方補正，這種方法固有價值，但是《大學》這篇，絕對不應如此解釋。
所以他發表古本，不從朱子改訂本。
主張格物緻知，即是誠意，因為原文說：“欲誠其意者，先緻其知。
”下面又說：“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慎獨，即是緻知，緻知的解釋，不是客觀的知識，乃孟子所謂“人之所不學而知者其良知也”的良知。
“緻”的意思，是擴充它，誠意功夫如此。
拿現在的話解釋，就是服從良心的第一命令，很有點像康德的學說，事到臨頭，良知自能判斷。
如像殺人，頭一念叫你不要做。
又像職份上的犧牲，頭一念叫你盡管做去，這就是良知；第二念、第三念，便又壞了。
或者打算做好事，頭一念叫你做去，第二念覺得辛苦，第三念又怕危險，于是歇手不做，這種就是緻良知沒有透徹
第二是發明本心。
何謂發明本心？就是孟子所說“不失其赤子之心”。
陸子亦相信人性皆善，隻要恢複本心，自然是義不是利，自然能夠立大。
做學問的方法無他，“求其放心而已”。
本心放失，精神便衰頹，本心提起，志氣立刻振作。
好像一座大火爐，縱然飛下幾塊雪片，絕不能減其熱烈。
陸子這個話，從大程子出，大程子的“識得仁體”，就是陸子的“發明本心”。
以現在的話來說，又叫着認識自我。
人的本心，極其純潔，隻要認識他、恢複他，一切零碎壞事俱不能搖動。
人看事理不明，因本心為利害所蒙蔽了。
知識方面，朱子以為“天下之物，莫不有理”。
而其精蘊，則已具于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
陸子以為學問在書本上找，沒有多大用處，如果神氣清明，觀察外界事物自然能夠清楚。
修養方面，朱子教人用敬，謹嚴拘束，随時随事檢點。
陸子教人立大，不須仔細考察，隻要人格提高，事物即難搖動。
所以朱謂陸為空疏，陸謂朱為支離，二家異同，其要點如此。
陸不重書本，本身學問雖博，而門弟子多束書不觀，袖手清談，空疏之弊，在所難免。
朱子重書本，并且要“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但天下事物如此之多，幾十年精力，一件都不能窮，又安能即凡物而窮之呢？ 兩家主張不同，彼此辯論，互不相服。
後來有許多人，專講調和，或引朱入陸，或引陸入朱，而兩家門下則彼此對抗。
引陸入朱的人，以為自經鵝湖之會以後，象山領悟朱子，子壽尤為敬服。
引朱入陸的人，如王陽明，作《朱子晚年定論》，李穆堂又作《朱子晚年全論》，證明朱子晚年與陸子同走一條路。
然站在朱子方面的人，則目王、李為荒唐。
平心而論，兩派各走各路，各有好處，都不失為治學的一種好方法，互相攻擊，異常的無聊。
最好各随性之所近，擇一條路走去，不必合而為一，更不必援引那個，依附這個。
南宋學派，主要的是朱陸兩家，曆元明清三代，兩派互為消長，直至現在，仍然分立。
兩派之外，還有兩個人應當注意。
一個是張南軒，可以說他是朱學的附庸，死得很早，沒有多大成就，與朱子并為一派無妨。
南軒生在湖南，湖湘學派，與朱子學派，實在沒有什麼區别。
一個是呂東萊。
呂家世代都是有學問的人，所以呂家所傳中原文獻之學，一面講身心修養，一面講經世緻用，就是我們前次所說内聖外王的學問。
朱陸偏于内聖，東萊偏于外王。
東萊自己，家學淵源，很好很有名，雖然早死，而門弟子甚多，後來變為永嘉學派。
永嘉學派，最主要的有這幾個：（1）薛季宣号艮齋。
（2）陳傅良号止齋。
（3）陳亮号同甫。
（4）葉逋号水心。
他們都是溫州一帶的人。
艮齋、止齋，專講學以緻用，對于北宋周程一派，很多不滿的批評。
以為隻是内心修養，拘謹呆闆，變為迂腐，應當極力提倡學以緻用，才不會偏。
同甫氣魄更大，頗有遊俠之風，他的旗号是“王霸雜用，義利雙行”。
對于朱子的窮理格物固然反對，對于陸子的義利之辨亦很反對。
論年代，薛稍早，與朱陸差不多，二陳稍晚；論主張，艮齋和止齋相同，同甫走到極端。
東萊本來是浙人，浙江學者大半屬東萊門下。
東萊死，兄弟子侄門生，全走一條路，就是薛陳所走這條路，以後成為浙派。
朱子自信甚堅，對于旁的學派，辯得很起勁。
朱子在學問上的兩大敵，一派是金溪（即象山），一派是永嘉（即薛、葉、二陳）。
朱子很痛心，本來東萊門下全都和他要好，後來都跑到永嘉一派去了。
文集中，與象山和止齋辯論的信很多；語錄中，批評陸派和永嘉的話亦很多。
朱陸在當時都很盛，朱子門下最得意的是黃勉齋、蔡元定，沒有多大氣魄，不能夠把他的學問開拓出來。
其後一變再變，成為考證之學。
朱子涵養用敬的工作，以後沒有多大發展；進學緻知的工作，開後來考證一派。
朱派最有光彩的是黃震（東發）、王應麟（伯厚）二人，黃的《黃氏日鈔》，王的《困學紀聞》，為朱派最有價值之書。
清代考證學者，就走他們這一條路。
象山門下，氣象比朱派大。
朱子對于象山雖不滿，而謂其門下光明俊偉，為自己門下所不及。
象山是江西人，在本地講學最久，但幾個大弟子都是浙東人，所謂甬上（甯波）四先生，即楊簡、袁燮、舒璘、沈煥，得象山的正統。
江浙二省，在學術上有密切關系。
象山是江西人，其學不傳于江西而傳于浙東。
陽明是浙東人，其學不傳于浙東而傳于江西。
楊、袁、舒、沈是浙東，呂、薛、陳、葉亦是浙東，後來陸派同永嘉結合，清代的黃梨洲、萬季野、邵念魯、章實齋，他們就是兩派結合的表現。
南宋四子，實際上隻有三派，即朱派、陸派及永嘉派，這三派在當時尚未合一。
南宋末年，幾乎握手，可惜沒有成功。
元明以後，朱學自為一派，陸永合為一派，其勢力直籠罩到現在。
南宋時代，南方的情形如此，北方的情形又怎麼樣呢？北方自金人入主後，中原殘破，衣冠之屬相繼南遷。
所以在宋金對峙時，南方的文化比北方高。
但金至世宗一朝——約與孝宗同時，四五十年間，太平安樂，極力模仿漢化，文運大昌。
金方所流行者，為三蘇一派，因為模仿東坡父子的文章，連帶模仿他們的學術。
所以那政治上宋金對峙，學術上洛蜀對峙。
北方的人，事事幼稚，文學不振，哲學更差。
唯有一人，應當注意，即李純甫号屏山。
宋儒無論哪一家，與佛都有因緣，但是表面排斥。
宋儒道學，非純儒學，亦非純佛學，乃儒佛混合後，另創的新學派。
屏山是宋人，自然要帶點佛學氣味，不過他很爽快，所著的《鳴道集》，直接承認是由佛學出來，對洛派二程異常反對，指為陽儒陰佛，表裡不一。
他所講的内容，好像李翺的《複性書》，發揮得更透徹明白。
朱子到晚年，一方面學派日昌，弟子遍于天下，一方面抵觸當道，頗幹朝廷厲禁。
其中如宋甯宗的宰相韓侂胄執政時，在朝的朱子，及在野的同黨，俱持反對态度。
侂胄亦指朱子為僞學，排斥不遺餘力。
北宋的元祐黨人、南宋的慶元黨人，俱以正士為朝廷所不容。
朱子死後，弟子不敢會葬，可見當時朱學所受壓迫的程度了。
又經幾十年，到理宗中葉及度宗初葉，僞學之禁既開，而當時講學大師，朱陸兩家門下（陸派亦在僞學禁中），俱在社會上很有聲譽，朝野兩方，對宋學異常尊崇，其勢複振。
不久，宋室滅亡，蒙古代興。
元朝以外族入主中國，文化不高，時間又短，在學術史上占不了重要位置。
内中隻有戲曲的文學差可撐持，天文數學亦放異彩，至于哲學方面則衰微已極。
元朝學者，唯許衡（魯齋）、劉因（靜修）、吳澄（草廬）三人，稍露頭角。
這幾位在元朝為大師，在全部學術史上，比前比後，俱算不了什麼。
固然朱學在元朝很發達，但朱學在宋末已為社會上所公認，元人不過保守權威，敷衍門面，無功可述，現在隻好略去不講。
明太祖初年，規模全屬草創，對于文化，未能十分提倡。
到永樂時，始漸注意，《性理大全》即于是時修成，以五子（周、程、張、朱）學術為主。
此書編得很壞，純屬官書，專供科舉取士之用，使學者考八股時，辨黑白而定一尊，除五子外，旁的俱所排斥。
明人編修《性理大全》，用以取士，号尊宋學，尤其是程朱一派；實則把宋學精神完全喪失，宋學注重修養，何嘗計及功名呢！ 中間有幾個著名大師，為明學啟蒙期的代表，如方孝孺（正學）、吳與弼（康齋）、薛瑄（敬軒）、曹端（月川）、胡居仁（敬齋），俱在科舉盛行時代一心研究學問，不圖獵取功名。
這種精神，極可佩服，而方孝孺風烈尤著，仗義不屈，為成祖誅其十族。
他們幾個人的學問，都出于程朱。
薛胡諸人，比較平正通達。
吳康齋的學問，由朱到陸，明代陸學之盛自康齋起。
明代中葉，新學派起，氣象異常光大。
有兩個大師，可以代表，一個是陳獻章（白沙），一個是王守仁（陽明）。
陳白沙是廣東新會的學者，離吾家不過十餘裡。
他是吳康齋的弟子，他的學問，在宋代幾位大師中，有點像大程子，又有點像邵康節。
那種蕭然自得的景象，與其謂之為學者，毋甯謂之為文學家。
古代的陶淵明，與之類似，文章相仿佛，學問亦相仿佛。
再遠一點，道家與之類似——老、莊之道，非陳、種之道，他的學風很像莊子。
孔門弟子中，曾點與之類似。
“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這種恬淡精神，兩人一樣。
白沙叫人用功的方法，就在“靜中養出端倪”一句話。
“端倪”二字太玄妙，我們知道他的下手功夫在用靜就得了。
白沙方法，與程朱不同，與象山亦不同。
程朱努力收斂身心，象山努力發揚志氣，俱要努力；白沙心境與自然契合，一點不費勁。
“端倪”二字實在不易解，或者可以說是老莊的明自然，常常脫離塵俗，與大自然一緻。
其自處永遠是一種鸢飛魚躍、光風霁月的景象，人格是高尚極了，感化力偉大極了，可惜不易效法，不易捉摸。
所以一時雖很光明，後來終不如陽明學派的發達。
白沙在家時多，出外時少。
總計生平，隻到過北京兩次，旁的地方都未曾去，交遊總算簡單。
他有一個弟子湛若水，号甘泉，亦是廣東人，與他齊名。
當時稱陳湛之學，或稱湛王之學。
甘泉做的官很大（禮部尚書），去的地方亦很多，所到之處就修白沙書院，陳學的光大算是靠他。
甘泉比陽明稍長，甘泉三十餘歲，陽明二十餘歲，同在北京做小京官，一塊研究學問。
陽明很受甘泉的影響，亦可以說很受白沙的影響。
王陽明，浙江餘姚人，他在近代學術界中，極其偉大；軍事上政治上，亦有很大的勳業。
以他的事功而論，若換給别個人，隻這一點，已經可以在曆史占很重要地位了。
陽明這麼大的事功，完全為他的學術所掩，變成附屬品，其偉大可想而知。
陽明的學問，得力于龍場一悟。
劉瑾當國，陽明彈劾他，位卑言高，谪貶龍場驿丞。
在驿三年，備受艱難困苦，回想到從前所讀的書、所做的事，切實體驗一番，于是恍然大悟。
這種悟法，是否與禅宗參禅有點相類，我們也不必強為辯護，但是他的方法，确能應時代的需要。
其時《性理大全》一派，變為迂腐凋敝，把人心弄得暮氣沉沉的，大多數士大夫盡管讀宋代五子的著作，然不過以為獵取聲名利祿的工具，其實心口是不一緻的。
陽明起來，大刀闊斧地矯正他們，所以能起衰救敝，風靡全國。
陽明的主要學說，即“緻良知”與“知行合一”二事。
前者為對于《大學》格物緻知的問題。
朱子講格物，教人“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這種辦法。
朱子認為：《大學》所謂“明明德”的張本，從“大學之道”起至“未之有也”止，是經，以下是傳。
“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有傳，唯有“格物緻知”無傳，文有颠倒斷節。
朱子替他補上，其學說的要點，即由此出。
陽明以為：讀古人書，有些地方加添，有些地方補正，這種方法固有價值，但是《大學》這篇，絕對不應如此解釋。
所以他發表古本，不從朱子改訂本。
主張格物緻知，即是誠意，因為原文說：“欲誠其意者，先緻其知。
”下面又說：“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慎獨，即是緻知，緻知的解釋，不是客觀的知識，乃孟子所謂“人之所不學而知者其良知也”的良知。
“緻”的意思，是擴充它，誠意功夫如此。
拿現在的話解釋，就是服從良心的第一命令，很有點像康德的學說，事到臨頭，良知自能判斷。
如像殺人，頭一念叫你不要做。
又像職份上的犧牲，頭一念叫你盡管做去，這就是良知；第二念、第三念，便又壞了。
或者打算做好事，頭一念叫你做去，第二念覺得辛苦，第三念又怕危險，于是歇手不做，這種就是緻良知沒有透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