續纂淮關統志 卷二建置
關燈
小
中
大
淮關統志卷之二建置
《周禮·天官·太宰》：“以九賦斂财賄”。
“七曰關市之賦”。
又“太府掌九賦之貳”，“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
《地官·司關》：“司财貨之出入”，“掌其治禁，與其征廛”。
“國兇劄，則無關門之征”。
凡于抑末之中，時寓寬恤之意，亦示以不得已也。
範文正公曰：“與其取于民，莫若取于商，則征商甯有病哉！”顧古法雖未盡湮，而今制則随時異，乃志《建置》，而沿革系焉。
漢武帝元光元年，初算商賈。
元狩四年，初算缗錢。
後周闵帝初，除市門稅。
隋文帝受禅，除入市之稅。
宋（恭）［孝］武大明八年，诏自東晉至陳，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并十分稅一以入官。
淮水北有大市百餘、小市十餘所，各置官司收稅。
此條按時間順序應在“後周闵帝”條之前。
舊志雲：淮北收稅始見于此。
唐高宗武後長安二年，鳳閣舍人崔融上議，請免關市之賦。
按：崔融疏議有所謂此津才過，彼鋪又止，非惟國家稅錢，更遭司事者僦賂雲雲。
蓋彼時商賈之稅，所以充國家之用者什一，而所以資奸人之侵漁者十常四五也。
德宗時，因戶部侍郎趙贊請，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缗稅二十，以贍常平。
因屬軍用迫蹙，亦随耗竭，不能備常平之積。
文宗開成二年，勅淮泗通津，向來京國自有率稅，頗聞怨讟。
今依武甯軍節度張延賞奏停，其所置官司悉罷。
宋太祖建隆元年，诏所在不得苛留行旅、赍裝，非有貨币當算者，毋得發箧搜索。
又诏榜商稅則例于務門，毋得擅為增損。
太宗淳化二年，诏曰：關市之租，其來舊矣，用度所出，未遑削除。
征算之條，當從寬例。
宣令諸路轉運使，以部内州軍市征所算之名品，其參酌裁減以利細民。
真宗景德四年，诏京東、西、河北、陝西、江淮南民，以柴薪渡河者，勿稅。
仁宗時，诏常務稅課取一歲中數為額，外羨勿增，仍毋得抑配人戶，苛留商賈，求羨餘以希賞。
徽宗政和二年，宮觀寺院臣僚之家為商販者，令關津搜閱，如元豐法輸稅。
元太宗始立征收稅課。
世祖至元七年，定三十分取一之制。
二十二年，增商稅。
二十六年，大增天下商稅。
邱文莊曰：《元史·食貨志》：其利最廣者，鹽法、茶法、商稅、市舶，四者又有額外課，凡三十二則，謂之額外者。
歲課皆有額，而此課不在額中也。
明 宣德四年，令南京至北京沿河漷縣、臨清、濟甯、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客商辏集處，設立鈔關，收船料鈔。
時廷臣以鈔法不行，奏征天下官民客商船料鈔，差禦史及戶部官監收正餘銀二萬二千七百餘兩。
淮之鈔關疑立于是年。
正統六年，罷。
景泰元年，複。
成化元年，罷蘇州、淮、揚等處收船料鈔。
七年複設。
八年，罷各處鈔關，差官令府委官監收船料鈔，至弘治五年止。
弘治六年，定例：專差南京戶部一員，一年更代，不許再委。
嘉靖九年，令各鈔關主事，凡遇差滿，須待接管官員交代，方許離任。
四十一年，奏準淮安等各關主事監收歲額定數外，務将餘饒悉入公帑。
隆慶二年，各處鈔關主事各鑄給關防，撰給勅書。
所屬司局衙門等官，該關差滿，備開賢否送部，咨送吏部考察。
萬曆初年，仍宣德之舊例。
天啟三年、五年、七年，崇祯三年、八年、十二年，兩朝累加遼饷銀、新饷銀，代補鹽、桃二邑誤派遼饷銀，又新增饷銀、練饷銀諸名色不一，約加征銀五萬餘兩。
國朝 順治二年乙酉，照前明例設立鈔關，駐紮闆閘，為戶部耑司衙門，至差遣滿、漢官員督理。
國初為制不一，詳載《榷使》之首。
順治三年，定照萬曆初年《會計錄》原額征銀之數，将天啟、崇祯遞加饷銀減半數目。
詳載《令甲》。
順治八年，督關石特庫，于正額外，征解溢額銀兩。
九年，奉部劄準以為例，嗣後有節省銅斤水腳銀兩。
景山興慶閣教習藝業處公費銀兩、幫助翰林院庶吉士銀兩、解抵光祿寺行戶拖欠銀兩各數目，詳載《令甲》。
康熙二十五年，因淮關額内辦銅不敷，遵奉部文，每年加額銀萬餘兩。
雍正年間，各關盡征盡解正額有定，盈餘無定。
凡遇年歲豐稔，貨載絡繹，所收盈餘，間有浮于正額者。
乾隆十四年，奉上谕：關稅正額盈餘比較，總以雍正十三年征收數目為例。
乾隆十九年，又經部議，以本年收數比較上年銀數，以别盈绌。
乾隆四十一年，複奉上谕：仍以雍正十三年數目為定例。
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欽奉谕旨：揚關、淮關、鳳陽關稅課，節年比較短绌，着以上三年數目比較。
備載《令甲》。
常盈倉在清江浦，舊有《倉志》詳其事，今不可考。
三代封建
“七曰關市之賦”。
又“太府掌九賦之貳”，“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
《地官·司關》：“司财貨之出入”，“掌其治禁，與其征廛”。
“國兇劄，則無關門之征”。
凡于抑末之中，時寓寬恤之意，亦示以不得已也。
範文正公曰：“與其取于民，莫若取于商，則征商甯有病哉！”顧古法雖未盡湮，而今制則随時異，乃志《建置》，而沿革系焉。
漢武帝元光元年，初算商賈。
元狩四年，初算缗錢。
後周闵帝初，除市門稅。
隋文帝受禅，除入市之稅。
宋（恭）［孝］武大明八年，诏自東晉至陳，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并十分稅一以入官。
淮水北有大市百餘、小市十餘所，各置官司收稅。
此條按時間順序應在“後周闵帝”條之前。
舊志雲：淮北收稅始見于此。
唐高宗武後長安二年，鳳閣舍人崔融上議，請免關市之賦。
按：崔融疏議有所謂此津才過，彼鋪又止，非惟國家稅錢，更遭司事者僦賂雲雲。
蓋彼時商賈之稅，所以充國家之用者什一，而所以資奸人之侵漁者十常四五也。
德宗時，因戶部侍郎趙贊請，諸道津會置吏閱商賈錢，每缗稅二十，以贍常平。
因屬軍用迫蹙，亦随耗竭，不能備常平之積。
文宗開成二年，勅淮泗通津，向來京國自有率稅，頗聞怨讟。
今依武甯軍節度張延賞奏停，其所置官司悉罷。
宋太祖建隆元年，诏所在不得苛留行旅、赍裝，非有貨币當算者，毋得發箧搜索。
又诏榜商稅則例于務門，毋得擅為增損。
太宗淳化二年，诏曰：關市之租，其來舊矣，用度所出，未遑削除。
征算之條，當從寬例。
宣令諸路轉運使，以部内州軍市征所算之名品，其參酌裁減以利細民。
真宗景德四年，诏京東、西、河北、陝西、江淮南民，以柴薪渡河者，勿稅。
仁宗時，诏常務稅課取一歲中數為額，外羨勿增，仍毋得抑配人戶，苛留商賈，求羨餘以希賞。
徽宗政和二年，宮觀寺院臣僚之家為商販者，令關津搜閱，如元豐法輸稅。
元太宗始立征收稅課。
世祖至元七年，定三十分取一之制。
二十二年，增商稅。
二十六年，大增天下商稅。
邱文莊曰：《元史·食貨志》：其利最廣者，鹽法、茶法、商稅、市舶，四者又有額外課，凡三十二則，謂之額外者。
歲課皆有額，而此課不在額中也。
明 宣德四年，令南京至北京沿河漷縣、臨清、濟甯、徐州、淮安、揚州、上新河客商辏集處，設立鈔關，收船料鈔。
時廷臣以鈔法不行，奏征天下官民客商船料鈔，差禦史及戶部官監收正餘銀二萬二千七百餘兩。
淮之鈔關疑立于是年。
正統六年，罷。
景泰元年，複。
成化元年，罷蘇州、淮、揚等處收船料鈔。
七年複設。
八年，罷各處鈔關，差官令府委官監收船料鈔，至弘治五年止。
弘治六年，定例：專差南京戶部一員，一年更代，不許再委。
嘉靖九年，令各鈔關主事，凡遇差滿，須待接管官員交代，方許離任。
四十一年，奏準淮安等各關主事監收歲額定數外，務将餘饒悉入公帑。
隆慶二年，各處鈔關主事各鑄給關防，撰給勅書。
所屬司局衙門等官，該關差滿，備開賢否送部，咨送吏部考察。
萬曆初年，仍宣德之舊例。
天啟三年、五年、七年，崇祯三年、八年、十二年，兩朝累加遼饷銀、新饷銀，代補鹽、桃二邑誤派遼饷銀，又新增饷銀、練饷銀諸名色不一，約加征銀五萬餘兩。
國朝 順治二年乙酉，照前明例設立鈔關，駐紮闆閘，為戶部耑司衙門，至差遣滿、漢官員督理。
國初為制不一，詳載《榷使》之首。
順治三年，定照萬曆初年《會計錄》原額征銀之數，将天啟、崇祯遞加饷銀減半數目。
詳載《令甲》。
順治八年，督關石特庫，于正額外，征解溢額銀兩。
九年，奉部劄準以為例，嗣後有節省銅斤水腳銀兩。
景山興慶閣教習藝業處公費銀兩、幫助翰林院庶吉士銀兩、解抵光祿寺行戶拖欠銀兩各數目，詳載《令甲》。
康熙二十五年，因淮關額内辦銅不敷，遵奉部文，每年加額銀萬餘兩。
雍正年間，各關盡征盡解正額有定，盈餘無定。
凡遇年歲豐稔，貨載絡繹，所收盈餘，間有浮于正額者。
乾隆十四年，奉上谕：關稅正額盈餘比較，總以雍正十三年征收數目為例。
乾隆十九年，又經部議，以本年收數比較上年銀數，以别盈绌。
乾隆四十一年，複奉上谕：仍以雍正十三年數目為定例。
乾隆四十二年八月，欽奉谕旨：揚關、淮關、鳳陽關稅課，節年比較短绌，着以上三年數目比較。
備載《令甲》。
常盈倉在清江浦，舊有《倉志》詳其事，今不可考。
三代封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