廬山遊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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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氣清明,與昨日陰雨中所見稍不同。

     到觀音橋。

    此橋本名三峽橋,即栖賢橋,觀音橋是俗名。

    橋建于宋祥符時。

    橋長約八十尺,跨高岩,臨深淵,建築甚堅壯。

    橋下即宋人所謂“金井”,在橋下仰看橋身,始知其建築工程深合建築原理。

    橋石分七行,每行約二十餘石,每石兩頭刻作榫頭,互相銜接,漸灣作穹門,曆九百年不壞。

    昆三是學工程的,見此也很贊歎。

    他說:“古時人已知道這樣建築可以經久,可惜他們不研究何以能經久之理。

    ”橋下中行石上刻“維皇宋祥符七年歲次甲寅(一〇一四)二月丁巳朔,建橋,上願皇帝萬歲,法輪常轉,雨順風調,天下民安。

    謹題。

    ”(字已有不清楚的,此據《舊志》。

    )又刻“福州僧智朗勾當造橋,建州僧文秀教化造橋,江州匠陳智福,弟智汪,智洪。

    ”這是當日的工程師,其姓名幸得保存,不可不記。

    (也據《舊志》六,頁三十三) 金井是一深潭,上有急湍,至此穿石而下,成此深潭,形勢絕壯麗。

    蘇東坡《三峽橋詩》寫此處風景頗好,故抄其一部分: 吾聞泰山石,積日穿線溜。

    況此百雷霆,萬世與石鬥!深行九地底,險出三峽石。

    長輸不盡溪,欲滿無底窦。

    ……空濛煙雨間,澒洞金石奏。

    彎彎飛橋出,潋潋半月彀。

    ……垂瓶得清甘,可咽不可漱。

     我們又尋得小徑,走到上流,在石上久坐,方才離去。

     由此更東北行,約二裡,近栖賢寺,有“玉淵”,山勢較開朗,而奔湍穿石,怒濤飛沫,氣象不下乎“金井”。

    石上有南宋詩人張孝祥石刻“玉淵”二大字。

    英國人Berkin對我說,十幾年前,有一隊英國遊人過此地,步行過澗石上,其一人臨流洗腳,餘人偶回顧,忽不見此人,遍尋不得。

    大家猜為失腳卷入潭中,有一人會泅水,下潭試探,也不複出來了。

    餘人走回牯嶺,取得撈屍繩具,複至此地,至次日兩屍始撈得。

    此處急流直下,入潭成旋渦,故最善泅水的也無能為力。

    現在潭上築有很長的石欄,即是防此種意外的事的。

     金井與玉淵皆是山南的奇景,氣象不下于青玉峽。

    由玉淵稍往西,便是栖賢寺,也很衰落了。

    但寺僧招呼很敏捷,山南諸寺,招待以此處為最好。

    我們在此午飯。

     飯後啟行回牯嶺。

    過含鄱嶺,很陡峻,我同祖望都下轎步行。

    嶺上有石級,頗似徽州各嶺。

    莊百俞《遊記》說這些是民國七年柯鳳巢,關鶴舫等集款修築的,共長八千四百七十英尺。

    陳氏《指南》說有三千五百餘級,長二萬五千二百二十一尺。

    我們不曾考訂兩說的得失。

     嶺上有息肩亭,再上為歡喜亭,石上刻有“歡喜亭”三字,又小字“顧貞觀書”,大概是清初常州詞人顧貞觀。

    由此更上,到含鄱口,為此嶺最高點,即南北山分水之嶺。

    此地有張伯烈建的屋。

    含鄱嶺上可望漢陽峰。

    鄱陽湖則全被白雲遮了。

     夢旦測得高度如下表: 歸宗寺   五〇公尺 三峽橋   三九〇 栖賢寺   一六〇 (夢旦疑心此二處的高度有誤。

    ) 歡喜亭   七八〇 含鄱口   一二〇〇 《指南》說含鄱嶺高三千六百尺,與此數相符。

     過含鄱口下山,經俄租界,到黃龍寺。

    黃龍寺也是破廟,我們不願在廟裡坐,出門看寺外的三株大樹,其一為金果樹,葉似白果樹,據Berkin說,果較白果小的多,不可食。

    其二為柳杉,相傳為西域來的“寶樹”,真是山村和尚眼裡的寶呵!我們試量其一株,周圍共十八英尺。

    過大樹為黃龍潭,是一處陰涼的溪濑。

    我坐石上洗腳,水寒冷使人戰栗。

     從此回牯嶺,仍住胡金芳旅社。

    三日之遊遂完了。

    牯嶺此時還不到時候,故我們此時不去遊覽,隻好留待将來。

    我們本想明天下山時繞道去遊慧遠的東林寺,但因怕船到在上午,故決計直下山到九江,東西二林留待将來了。

     我作《廬山遊記》,不覺寫了許多考據。

    歸宗寺後的一個塔竟費了我幾千字的考據!這自然是性情的偏向,很難遏止。

    廬山有許多古迹都很可疑,我們有曆史考據癖的人到了這些地方,看見了許多捏造的古迹,心裡實在忍不住。

    陳氏《廬山指南》雲: 查廬山即古之敷淺原。

    ……今在紫霄嶺上(山之北部)尚有石刻“敷淺原”三字,足以證此。

    (頁一一二) 這裡寥寥四十個字,便有許多錯誤。

    紫霄峰即是歸宗寺後的高峰,即今日所謂金輪峰,考證見上文,并不在“山之北部”。

    康熙時李滢作《敷淺原辯》,引南康《舊志》說, 山南紫霄峰有“敷淺原”三大字,未詳何時劖石。

     這句話還有點存疑的态度。

    陳氏不知紫霄峰在何處,自然不曾見此三字。

    即使他見了這三字,也不能說這三字“足以證此”。

    一座山上刻着“飛來峰”三個大字,難道我們就相信此三字“足以證”此山真是飛來的了?又如禦碑亭上,明太祖刻了近二千字的《周颠仙人傳》,一個皇帝自己說的話,不但筆之于書,并且刻之于石:難道這二千字石刻就“足以證”仙人真有而“帝王自有真”了嗎? 一千八百多年前,王充說的真好: 世間書傳,多若等類,浮妄虛僞沒奪正是。

    心濆湧,筆手擾,安能不論?論則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虛之事,辄立證驗。

    (《論衡》,《對作篇》) 我為什麼要做這種細碎的考據呢?也不過“心濆湧,筆手擾”,忍耐不住而已。

    古人詩雲: 無端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求福人。

     黃梨洲《題東湖樵者祠》詩雲: 姓氏官名當世豔,一無憑據足千年。

     這樣無限的信心便是不可救藥的懶病,便是思想的大仇敵。

    要醫這個根本病,隻有提倡一點懷疑的精神,一點“打破沙鍋問到底”的習慣。

     昨天(四月十九日)《民國日報》的《覺悟》裡,有常乃惪先生的一篇文章,内中很有責備我的話。

    常先生說: 将一部《紅樓夢》考證清楚,不過證明《紅樓夢》是記述曹雪芹一家的私事而已。

    知道了《紅樓夢》是曹氏的家乘,試問對于二十世紀的中國人有何大用處?……試問他(胡适之)的做《紅樓夢》考證是“為什麼?” 他又說: 《紅樓夢》考證之類的作品是一種“玩物喪志”的小把戲;唱小醜打邊鼓的人可以做這一類的工作,而像胡先生這樣應該唱壓軸戲的人,偏來做這種工作,就未免太不應該了。

     常先生對于我的《紅樓夢考證》這樣大生氣,他若讀了我這篇《廬山遊記》,見了我考據一個塔的幾千字,他一定要氣的胡子發抖了。

    (且慢,相别多年,常先生不知留了胡子沒有,此句待下回見面時考證。

    ) 但我要答複常先生的質問。

    我為什麼要考證《紅樓夢》? 在消極方面,我要教人懷疑王夢阮,徐柳泉,蔡孑民一班人的謬說。

    在積極方面,我要教人一個思想學問的方法。

     我要教人疑而後信,考而後信,有充分證據而後信。

     我為什麼要替《水浒傳》作五萬字的考證?我為什麼要替廬山一個塔作四千字的考證?我要教人一個思想學問的方法。

    我要教人知道學問是平等的,思想是一貫的,一部小說同一部聖賢經傳有同等的學問上的地位,一個塔的真僞同孫中山的遺囑的真僞有同等的考慮價值。

    肯疑問佛陀耶舍究竟到過廬山沒有的人,方才肯疑問夏禹是神是人。

    有了不肯放過一個塔的真僞的思想習慣,方才敢疑上帝的有無。

     (十七,四,二十補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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