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九 經部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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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儒，故其書多與鄭康成《注》相剌缪。
然以绠參分寸之二為輪外兩邊有護牙者，以較為車箱前橫在式之上，則不合于輪輿之制；于倨句一矩有半，解仍鄭氏《注》。
其圖乃以鼓為倨，股為句，則不合于磬折之度；于戈之長内則折前，謂援與胡、句相并如磬之折；于臯鼓之倨句磬折，謂“鼓為圓物，何緣有倨句磬折之形？恐有脫文”：皆于古器制度未之詳核。
特以《經》文古奧，猝不易明。
希逸注明白淺顯，初學易以尋求。
且諸工之事非圖不顯，希逸以《三禮圖》之有關于《記》者，采摭附入，亦頗便于省覽。
故讀《周禮》者，至今猶傳其書焉。
△《周禮句解》·十二卷（浙江範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宋朱申撰。
申事迹無考，裡貫亦未詳。
按《江西通志》有朱申字繼宣，宋太學生。
又李心傳《道命錄》有淳祐十一年新安朱申《序》，其結銜題“朝散大夫知江州軍州兼管内勸農營田事”。
似為二人，不知此書誰所着也。
逐句诠釋，大略根據《注》、《疏》，義取簡約。
其中所見有與《注》、《疏》異者。
若太宰之職“五曰貢賦”，鄭《注》曰：“賦，口率出泉也。
貢，功也，九職之功所稅也。
”是書則易之曰：“賦，稅也。
貢，獻也。
”有力主《注》、《疏》而曲為引證者。
若《大司徒》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裡以下，則堅守注中“半為附庸”之說，而不執《孟子》、《王制》以疑《周禮》。
至于《注》、《疏》之疑不能決者，若《小司徒》“四丘為甸”以下，《注》謂旁加之數乃治洫浍之數；《大司樂》“圜锺為宮”以下，《注》謂天宮夾锺不用中呂等律，以其與地宮同位之類，則皆阙而不載。
雖循文诂義，無大發明。
而較之竄亂古《經》、橫生新義者，猶不失謹嚴之義。
惟《序官》乃《經》文之綱領，申以其無假诠釋，遂削而不載，頗乖體要。
是則因陋就簡之失矣。
△《周禮集說》·十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不着撰人名氏。
前有元初陳友仁《序》，稱其友“雲山沈則正近得此書于霅，編節條理與《東萊讀詩記》、《東齋書傳》相類，名氏則未聞也。
癸未攜以歸，訓诂未詳者，益以賈氏、王氏之疏說。
辨析未明者，附以前輩諸老之議論”雲雲，蓋友仁因宋人舊本重緝也。
友仁字君複，湖州人。
《序》題“丙子後九歲”。
丙子為宋亡之歲，友仁不題至元年号而上溯丙子以系年，蓋亦宋之遺民，故仿陶潛不書年号，但稱甲子之例。
然陶潛在晉諸詩，亦但題甲子，非以入宋之故。
原集具存，友仁未之詳考耳。
卷首有《總綱領》一篇、《官制總論》一篇、又《凡例》一篇，分條闡說，極為赅洽。
每官之前，又各為《總論》一篇，所引《注》、《疏》及諸儒之說，俱能撷其精粹，而于王安石《新經義》采摘尤多。
蓋安石《三經新義》雖為宋人所攻，而《周官新義》則王昭禹述之于前（見所作《周禮詳解》），林之奇述之于後（案之奇學出呂本中，本元祐一派，而作《周禮全解》亦用安石之說，見王與之《周禮訂義》），故此書亦相承援引，不廢其文也。
《考工記》後附俞庭椿《周禮複古編》一卷，殊為疣贅，有失别裁。
然不肯變易古《經》而兼存其說，以待後人之論定，較庭椿之妄誕則略有間矣。
原佚《地官》二卷，其《春官總論》亦佚。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雲“關中劉儲秀嘗補注以行”，今未之見，亦姑仍其舊阙之焉。
△《周官集傳》·十六卷（永樂大典本） 元毛應龍撰。
案張萱《内閣書目》稱“應龍字介石，豫章人。
大德間嘗官澧州教授”，而江西志乘俱轶其名，始末已不可詳考矣。
是書于諸家訓釋，引據頗博，而于鄭锷之《解義》、徐氏之《音辨》及歐陽謙之之說，所采尤多。
其自出己意者，則題“應龍曰”以别之。
其中有沿襲誤說、未考古義者。
如《鐘師》“掌金奏，以鐘鼓奏《九夏》”，杜子春、鄭康成皆以“九夏”為樂曲，而應龍獨引歐陽謙之說，謂“《左傳襄四年》曰：‘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
’《文王》而曰工歌，是有詩而可歌者也。
《肆夏》而曰金奏，是徒有其聲，可以金奏而無詩可歌明矣”。
今考孔穎達《左傳疏》雲：“作樂先擊鐘，故稱金奏。
此晉人作樂先歌《肆夏》，《肆夏》是作樂之初，故于《肆夏》言金奏也。
次工歌《文王》，樂已先作，非複以金為始，故言工歌也。
”其說足與鄭《注》相發明。
如以《九夏》之文統“金奏”之下，即以為非樂曲，則《鐘師》又有“凡射，王奏《驺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之文貫于“金奏”下，豈亦均非樂曲乎？又《甸祝》“禂牲禂馬”，鄭《注》：“禂讀如誅之誅，今侏大字也。
為牲祭求肥充，為馬祭求肥健也。
”應龍亦主謙之說，謂：“禂，稠也，禱牲稠盛也。
”以康成改讀為非。
考禂、侏二字古音本通，非康成改讀。
揚雄《國三老箴》“負乘覆餗，奸寇侏張”，《晉書·慕容垂載記》苻堅報書曰“侏張幽顯”，《魏書·恩倖傳》“侏張不已”，《北齊書·源彪傳》“吳賊侏張”，侏張即诪張。
侏與诪，猶侏與禂，音同故義借，安得指為康成改讀乎？又《栗氏》為鬴，應龍引鄭锷之說曰：“《晏子》謂六鬥四升為鬴，《管子》謂百升而成釜，康成則謂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釜，為六鬥四升。
以下文觀之，其臀一寸，其實一豆。
豆當為鬥釜之臀，一寸而容一鬥，則釜之内方一尺而容十鬥，無可疑者。
十鬥則百升，正管仲所謂釜也。
康成謂四升曰豆，每四而加，故區至釜而六鬥四升。
彼殊不考之于《梓人》也。
梓人為飲器，爵一升，觚三升。
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
夫一獻則一升矣，三酬則九升也。
以一合九，非十升為豆而何？而康成謂四升為豆，失之矣。
”今考康成謂鬴六鬥四升，實據《經》文方尺、深尺以粟米法算之，蓋粟米法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乃容一石。
锷以鬴容一石，則是鬴方尺深尺六寸二分矣，其何以解于《經》文方尺、深尺耶？《管子·海王篇》：“鹽百升而釜。
”房玄齡注謂：“鹽十二兩七铢一黍十分之一為升，當米六合四勺。
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七铢、二累為釜，當米六鬥四升。
”則是《海王篇》百升之釜，乃實百升之鹽，非實百升之粟也。
今锷以《管子》量鹽之鬴為《栗氏》量粟之鬴，比拟已為不倫。
至于康成注《梓人》，以豆為鬥，實以豆止四升，不及一獻三酬之數。
锷誤以豆為飲器，遂牽合十升之文，反诋改豆為鬥之非。
不知古以鬥飲，不以豆飲。
《詩·行葦篇》毛《傳》曰：“大鬥長三尺。
”《戰國策》曰：“令工人作為金鬥，長其尾，與代王飲，即因反鬥擊之。
”此鬥為飲器之證也。
《越語》曰：“觞酒豆肉。
”《韓子·外儲篇》曰：“取一豆肉。
”是豆實食器，而非飲器之證也。
又安得引《梓人》之文為《管子》之旁證乎？諸如此類，皆未免膠執舊文，疏于考核。
至于冕服車旗之度、廟祧昭穆之制、《司尊彜》之六尊六彜、《司幾筵》之五幾五席、方弓義弓之異名、正歲正月之并用，條列引證，頗為明晰。
宋以來諸家散佚之說，尚因是以存其崖略。
則蒐輯之功，固亦非鮮矣。
其書諸家着錄，皆雲二十四卷。
今散見于《永樂大典》者，《地官》、《夏官》适當阙帙。
其馀四官，首尾頗為完具。
謹錄為十六卷，以一官四卷，共得二十四卷，計之仍其舊第也。
應龍所着。
别有《周官或問》五卷，在《集傳》之外。
《永樂大典》割附《集傳》之後。
其存者僅《天官》十九條、《春官》十四條、《秋官》、《冬官》各一條，篇幅寥寥，不能别成一帙。
今仍附于各《傳》下，既免以畸零散佚，且使一家之說互相參證，亦足以資發明焉。
△《周禮傳》·十卷、《圖說》·二卷、《翼傳》·二卷（浙江範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王應電撰。
應電字昭明，昆山人。
嘉靖中遭倭亂，避居江西，遂終于泰和。
受業魏校之門，其書中稱“師雲”者，即述校語。
故《明史·儒林傳》即附之《校傳》後焉。
史稱“應電笃好《周禮》，謂《周禮》自宋以後，胡宏、季本各着書指摘其瑕釁至數十萬言，俞壽翁、吳澄則以為《冬官》不亡、雜見于五官中而更次之，近世何喬新、陳鳳梧、舒芬亦各以己意更定。
然此皆諸儒之《周禮》也。
乃覃研十數載，先求聖人之心，溯斯禮之源。
次考天象之文，原設官之意。
推五官離合之故，見綱維統體之極。
因顯以探微，因細以繹大，成《周禮傳诂》數十卷”雲雲，蓋應電于《周禮》之學，用力頗深。
此三書雖各為卷帙，實相輔而行。
核其大緻，亦瑕瑜互見。
其《傳》十卷，黜《考工記》不錄，猶曰專解古《經》，至割裂《序官》之文，凡同職相統者，使區分部居，各以類從，則頗嫌竄亂。
然論說頗為醇正，雖略于考證，而義理多所發明。
其《圖說》二卷，用以稽考《傳》義。
中如《職方氏》“九州”之類，有圖無說。
又有如女官、女奚、女奴諸辨，有說無圖。
上卷《明堂表》一篇，亦有錄無書。
蓋原本所阙。
下卷阙《井邑》、《邱甸》諸圖、則别見《翼傳》，故不複載也。
所說間有舛誤者。
如謂“社即地祗，夏至有事于方澤，乃祭大社”。
考《春官·司服》希冕以祀社稷、五祀序于毳冕以祀四望、山川之下，故鄭康成《酒正注》列社稷于小祭，其說本明。
應電以當地祗大祭，殊于《經》義有乖。
至謂明堂即王之六寝，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不得于王之寝地，當在南郊，與郊天同。
迎屍則于明堂。
又謂郊天迎屍，亦當于明堂。
考《通典》載：“南郊去國五十裡，明堂在國三裡之外、七裡之内。
”則相距凡四十馀裡，安有祭時迎屍，遠在四十裡外者？《周禮·掌次》：“凡祭祀，張屍次。
”蓋屍幄切近壝宮，迎屍即于此幄。
應電未核《注
然以绠參分寸之二為輪外兩邊有護牙者，以較為車箱前橫在式之上，則不合于輪輿之制；于倨句一矩有半，解仍鄭氏《注》。
其圖乃以鼓為倨，股為句，則不合于磬折之度；于戈之長内則折前，謂援與胡、句相并如磬之折；于臯鼓之倨句磬折，謂“鼓為圓物，何緣有倨句磬折之形？恐有脫文”：皆于古器制度未之詳核。
特以《經》文古奧，猝不易明。
希逸注明白淺顯，初學易以尋求。
且諸工之事非圖不顯，希逸以《三禮圖》之有關于《記》者，采摭附入，亦頗便于省覽。
故讀《周禮》者，至今猶傳其書焉。
△《周禮句解》·十二卷（浙江範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宋朱申撰。
申事迹無考，裡貫亦未詳。
按《江西通志》有朱申字繼宣，宋太學生。
又李心傳《道命錄》有淳祐十一年新安朱申《序》，其結銜題“朝散大夫知江州軍州兼管内勸農營田事”。
似為二人，不知此書誰所着也。
逐句诠釋，大略根據《注》、《疏》，義取簡約。
其中所見有與《注》、《疏》異者。
若太宰之職“五曰貢賦”，鄭《注》曰：“賦，口率出泉也。
貢，功也，九職之功所稅也。
”是書則易之曰：“賦，稅也。
貢，獻也。
”有力主《注》、《疏》而曲為引證者。
若《大司徒》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裡以下，則堅守注中“半為附庸”之說，而不執《孟子》、《王制》以疑《周禮》。
至于《注》、《疏》之疑不能決者，若《小司徒》“四丘為甸”以下，《注》謂旁加之數乃治洫浍之數；《大司樂》“圜锺為宮”以下，《注》謂天宮夾锺不用中呂等律，以其與地宮同位之類，則皆阙而不載。
雖循文诂義，無大發明。
而較之竄亂古《經》、橫生新義者，猶不失謹嚴之義。
惟《序官》乃《經》文之綱領，申以其無假诠釋，遂削而不載，頗乖體要。
是則因陋就簡之失矣。
△《周禮集說》·十卷（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不着撰人名氏。
前有元初陳友仁《序》，稱其友“雲山沈則正近得此書于霅，編節條理與《東萊讀詩記》、《東齋書傳》相類，名氏則未聞也。
癸未攜以歸，訓诂未詳者，益以賈氏、王氏之疏說。
辨析未明者，附以前輩諸老之議論”雲雲，蓋友仁因宋人舊本重緝也。
友仁字君複，湖州人。
《序》題“丙子後九歲”。
丙子為宋亡之歲，友仁不題至元年号而上溯丙子以系年，蓋亦宋之遺民，故仿陶潛不書年号，但稱甲子之例。
然陶潛在晉諸詩，亦但題甲子，非以入宋之故。
原集具存，友仁未之詳考耳。
卷首有《總綱領》一篇、《官制總論》一篇、又《凡例》一篇，分條闡說，極為赅洽。
每官之前，又各為《總論》一篇，所引《注》、《疏》及諸儒之說，俱能撷其精粹，而于王安石《新經義》采摘尤多。
蓋安石《三經新義》雖為宋人所攻，而《周官新義》則王昭禹述之于前（見所作《周禮詳解》），林之奇述之于後（案之奇學出呂本中，本元祐一派，而作《周禮全解》亦用安石之說，見王與之《周禮訂義》），故此書亦相承援引，不廢其文也。
《考工記》後附俞庭椿《周禮複古編》一卷，殊為疣贅，有失别裁。
然不肯變易古《經》而兼存其說，以待後人之論定，較庭椿之妄誕則略有間矣。
原佚《地官》二卷，其《春官總論》亦佚。
黃虞稷《千頃堂書目》雲“關中劉儲秀嘗補注以行”，今未之見，亦姑仍其舊阙之焉。
△《周官集傳》·十六卷（永樂大典本） 元毛應龍撰。
案張萱《内閣書目》稱“應龍字介石，豫章人。
大德間嘗官澧州教授”，而江西志乘俱轶其名，始末已不可詳考矣。
是書于諸家訓釋，引據頗博，而于鄭锷之《解義》、徐氏之《音辨》及歐陽謙之之說，所采尤多。
其自出己意者，則題“應龍曰”以别之。
其中有沿襲誤說、未考古義者。
如《鐘師》“掌金奏，以鐘鼓奏《九夏》”，杜子春、鄭康成皆以“九夏”為樂曲，而應龍獨引歐陽謙之說，謂“《左傳襄四年》曰：‘金奏《肆夏》之三，工歌《文王》之三。
’《文王》而曰工歌，是有詩而可歌者也。
《肆夏》而曰金奏，是徒有其聲，可以金奏而無詩可歌明矣”。
今考孔穎達《左傳疏》雲：“作樂先擊鐘，故稱金奏。
此晉人作樂先歌《肆夏》，《肆夏》是作樂之初，故于《肆夏》言金奏也。
次工歌《文王》，樂已先作，非複以金為始，故言工歌也。
”其說足與鄭《注》相發明。
如以《九夏》之文統“金奏”之下，即以為非樂曲，則《鐘師》又有“凡射，王奏《驺虞》，諸侯奏《貍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蘩》”之文貫于“金奏”下，豈亦均非樂曲乎？又《甸祝》“禂牲禂馬”，鄭《注》：“禂讀如誅之誅，今侏大字也。
為牲祭求肥充，為馬祭求肥健也。
”應龍亦主謙之說，謂：“禂，稠也，禱牲稠盛也。
”以康成改讀為非。
考禂、侏二字古音本通，非康成改讀。
揚雄《國三老箴》“負乘覆餗，奸寇侏張”，《晉書·慕容垂載記》苻堅報書曰“侏張幽顯”，《魏書·恩倖傳》“侏張不已”，《北齊書·源彪傳》“吳賊侏張”，侏張即诪張。
侏與诪，猶侏與禂，音同故義借，安得指為康成改讀乎？又《栗氏》為鬴，應龍引鄭锷之說曰：“《晏子》謂六鬥四升為鬴，《管子》謂百升而成釜，康成則謂四升曰豆，四豆曰區，四區曰釜，為六鬥四升。
以下文觀之，其臀一寸，其實一豆。
豆當為鬥釜之臀，一寸而容一鬥，則釜之内方一尺而容十鬥，無可疑者。
十鬥則百升，正管仲所謂釜也。
康成謂四升曰豆，每四而加，故區至釜而六鬥四升。
彼殊不考之于《梓人》也。
梓人為飲器，爵一升，觚三升。
獻以爵而酬以觚，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
夫一獻則一升矣，三酬則九升也。
以一合九，非十升為豆而何？而康成謂四升為豆，失之矣。
”今考康成謂鬴六鬥四升，實據《經》文方尺、深尺以粟米法算之，蓋粟米法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乃容一石。
锷以鬴容一石，則是鬴方尺深尺六寸二分矣，其何以解于《經》文方尺、深尺耶？《管子·海王篇》：“鹽百升而釜。
”房玄齡注謂：“鹽十二兩七铢一黍十分之一為升，當米六合四勺。
百升之鹽，七十六斤十二兩十七铢、二累為釜，當米六鬥四升。
”則是《海王篇》百升之釜，乃實百升之鹽，非實百升之粟也。
今锷以《管子》量鹽之鬴為《栗氏》量粟之鬴，比拟已為不倫。
至于康成注《梓人》，以豆為鬥，實以豆止四升，不及一獻三酬之數。
锷誤以豆為飲器，遂牽合十升之文，反诋改豆為鬥之非。
不知古以鬥飲，不以豆飲。
《詩·行葦篇》毛《傳》曰：“大鬥長三尺。
”《戰國策》曰：“令工人作為金鬥，長其尾，與代王飲，即因反鬥擊之。
”此鬥為飲器之證也。
《越語》曰：“觞酒豆肉。
”《韓子·外儲篇》曰：“取一豆肉。
”是豆實食器，而非飲器之證也。
又安得引《梓人》之文為《管子》之旁證乎？諸如此類，皆未免膠執舊文，疏于考核。
至于冕服車旗之度、廟祧昭穆之制、《司尊彜》之六尊六彜、《司幾筵》之五幾五席、方弓義弓之異名、正歲正月之并用，條列引證，頗為明晰。
宋以來諸家散佚之說，尚因是以存其崖略。
則蒐輯之功，固亦非鮮矣。
其書諸家着錄，皆雲二十四卷。
今散見于《永樂大典》者，《地官》、《夏官》适當阙帙。
其馀四官，首尾頗為完具。
謹錄為十六卷，以一官四卷，共得二十四卷，計之仍其舊第也。
應龍所着。
别有《周官或問》五卷，在《集傳》之外。
《永樂大典》割附《集傳》之後。
其存者僅《天官》十九條、《春官》十四條、《秋官》、《冬官》各一條，篇幅寥寥，不能别成一帙。
今仍附于各《傳》下，既免以畸零散佚，且使一家之說互相參證，亦足以資發明焉。
△《周禮傳》·十卷、《圖說》·二卷、《翼傳》·二卷（浙江範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王應電撰。
應電字昭明，昆山人。
嘉靖中遭倭亂，避居江西，遂終于泰和。
受業魏校之門，其書中稱“師雲”者，即述校語。
故《明史·儒林傳》即附之《校傳》後焉。
史稱“應電笃好《周禮》，謂《周禮》自宋以後，胡宏、季本各着書指摘其瑕釁至數十萬言，俞壽翁、吳澄則以為《冬官》不亡、雜見于五官中而更次之，近世何喬新、陳鳳梧、舒芬亦各以己意更定。
然此皆諸儒之《周禮》也。
乃覃研十數載，先求聖人之心，溯斯禮之源。
次考天象之文，原設官之意。
推五官離合之故，見綱維統體之極。
因顯以探微，因細以繹大，成《周禮傳诂》數十卷”雲雲，蓋應電于《周禮》之學，用力頗深。
此三書雖各為卷帙，實相輔而行。
核其大緻，亦瑕瑜互見。
其《傳》十卷，黜《考工記》不錄，猶曰專解古《經》，至割裂《序官》之文，凡同職相統者，使區分部居，各以類從，則頗嫌竄亂。
然論說頗為醇正，雖略于考證，而義理多所發明。
其《圖說》二卷，用以稽考《傳》義。
中如《職方氏》“九州”之類，有圖無說。
又有如女官、女奚、女奴諸辨，有說無圖。
上卷《明堂表》一篇，亦有錄無書。
蓋原本所阙。
下卷阙《井邑》、《邱甸》諸圖、則别見《翼傳》，故不複載也。
所說間有舛誤者。
如謂“社即地祗，夏至有事于方澤，乃祭大社”。
考《春官·司服》希冕以祀社稷、五祀序于毳冕以祀四望、山川之下，故鄭康成《酒正注》列社稷于小祭，其說本明。
應電以當地祗大祭，殊于《經》義有乖。
至謂明堂即王之六寝，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不得于王之寝地，當在南郊，與郊天同。
迎屍則于明堂。
又謂郊天迎屍，亦當于明堂。
考《通典》載：“南郊去國五十裡，明堂在國三裡之外、七裡之内。
”則相距凡四十馀裡，安有祭時迎屍，遠在四十裡外者？《周禮·掌次》：“凡祭祀，張屍次。
”蓋屍幄切近壝宮，迎屍即于此幄。
應電未核《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