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九 經部十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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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類一
古稱議禮如聚訟。
然《儀禮》難讀，儒者罕通，不能聚訟。
《禮記》輯自漢儒，某增某減，具有主名，亦無庸聚訟。
所辨論求勝者，《周禮》一書而已。
考《大司樂》章先見于魏文侯時，理不容僞。
河間獻王但言阙《冬官》一篇，不言簡編失次，則竄亂移補者亦妄。
三《禮》并立，一從古本，無可疑也。
鄭康成《注》，賈公彥、孔穎達《疏》，于名物度數特詳。
宋儒攻擊，僅摭其好引谶緯一失，至其訓诂則弗能逾越。
蓋得其節文，乃可推制作之精意，不比《孝經》、《論語》可推尋文句而談。
本漢唐之《注》、《疏》，而佐以宋儒之義理，亦無可疑也。
謹以類區分，定為六目：曰《周禮》、曰《儀禮》、曰《禮記》、曰《三禮總義》、曰《通禮》、曰《雜禮書》。
六目之中，各以時代為先後，庶源流同異，可比而考焉。
△《周禮注疏》·四十二卷（内府藏本）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
玄有《易注》，已着錄。
公彥，洺州永年人。
永徽中，官至太學博士。
事迹具《舊唐書·儒學傳》。
《周禮》一書，上自河間獻王。
于諸經之中，其出最晚。
其真僞亦紛如聚訟，不可縷舉。
惟《橫渠語錄》曰：“《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
”鄭樵《通志》引孫處之言曰“周公居攝六年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
蓋周公之為《周禮》，亦猶唐之顯慶、開元禮，預為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也。
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略，俟其臨事而損益之。
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诰》、《洛诰》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雲雲（案此條所雲，惟《召诰》、《洛诰》、《孟子》顯相舛異，至《禹貢》乃唐虞之制，《武成》、《周官》乃梅赜古文《尚書》，《王制》乃漢文帝博士所追述，皆不足以為難，其說蓋離合參半），其說差為近之，然亦未盡也。
夫《周禮》作于周初，而周事之可考者，不過春秋以後。
其東遷以前三百馀年，官制之沿革，政典之損益，除舊布新，不知凡幾。
其初去成、康未遠，不過因其舊章，稍為改易。
而改易之人，不皆周公也。
于是以後世之法竄入之，其書遂雜。
其後去之愈遠，時移勢變，不可行者漸多，其書遂廢。
此亦如後世律令條格，率數十年而一脩，脩則必有所附益。
特世近者可考，年遠者無徵，其增删之迹，遂靡所稽，統以為周公之舊耳。
迨乎法制既更，簡編猶在，好古者留為文獻，故其書閱久而仍存。
此又如開元《六典》、政和《五禮》，在當代已不行用，而今日尚有傳本，不足異也。
使其作僞，何不全僞六官，而必阙其一，至以千金購之不得哉？且作僞者必剽取舊文，借真者以實其赝，古文《尚書》是也。
劉歆宗《左傳》，而《左傳》所雲《禮經》，皆不見于《周禮》。
《儀禮》十七篇，皆在《七略》所載古經七十篇中；《禮記》四十九篇，亦在劉向所錄二百十四篇中。
而《儀禮·聘禮》賓行饔饩之物、禾米刍薪之數、笾豆簠簋之實、铏壺鼎甕之列，與《掌客》之文不同。
又《大射禮》天子、諸侯侯數、侯制與《司射》之文不同。
《禮記·雜記》載子、男執圭與《典瑞》之文不同。
《禮器》天子、諸侯席數與《司幾筵》之文不同。
如斯之類，與二《禮》多相矛盾。
歆果赝托周公為此書，又何難牽就其文，使與經傳相合，以相證驗，而必留此異同，以啟後人之攻擊？然則《周禮》一書不盡原文，而非出依托，可概睹矣。
《考工記》稱鄭之刀，又稱秦無廬，鄭封于宣王時，秦封于孝王時，其非周公之舊典，已無疑義。
《南齊書》稱：“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奇，得十馀簡，以示王僧虔。
僧虔曰：是科鬥書《考工記》。
”則其為秦以前書亦灼然可知。
雖不足以當《冬官》，然百工為九經之一，其工為九官之一，先王原以制器為大事，存之尚稍見古制。
俞庭椿以下，紛紛割裂五官，均無知妄作耳。
鄭《注》《隋志》作十二卷，賈《疏》文繁，乃析為五十卷，《新、舊唐志》并同。
今本四十二卷，不知何人所并。
玄于三《禮》之學，本為專門，故所釋特精。
惟好引緯書，是其一短。
《歐陽修集》有《請校正五經劄子》，欲删削其書。
然緯書不盡可據，亦非盡不可據，在審别其是非而已，不必竄易古書也。
又好改經字，亦其一失。
然所注但曰“當作某”耳，尚不似北宋以後連篇累牍，動稱錯簡，則亦不必苛責于玄矣。
公彥之《疏》，亦極博核，足以發揮鄭學。
《朱子語錄》稱“《五經》疏中，《周禮疏》最好。
”蓋宋儒惟朱子深于《禮》，故能知鄭、賈之善雲。
△《周官新義》·十六卷、附《考工記解》·二卷（永樂大典本） 宋王安石撰。
安石事迹詳《宋史》本傳。
晁公武《讀書志》曰：“熙甯中置經義局，撰《三經義》，皆本王安石《經說》。
“三經”，《書》、《詩》、《周禮》也。
”新經《毛詩義》凡二十卷，《尚書義》凡十三卷，今并佚。
《周禮新義》本二十二卷，明萬曆中《重編内閣書目》尚載其名，故朱彜尊《經義考》不敢着其已佚，但注曰“未見”。
然外間實無傳本，即明以來内閣舊籍，亦實無此書。
惟《永樂大典》中所載最夥。
蓋《内閣書目》據《文淵閣書目》，《文淵閣書目》即修《永樂大典》所徵之書。
其時尚有完帙，故采之最詳也。
考蔡縧《鐵圍山叢談》曰“王元澤奉诏為《三經義》，時王丞相介甫為之提舉。
《詩》、《書》蓋多出元澤及諸門弟子手，《周禮新義》實丞相親為之筆削者。
政和中，有司上言，天府所籍吳氏資多有王丞相文書。
于是朝廷悉藏諸秘閣，用是吾得見之。
《周禮新義》，筆迹如斜風細雨，誠介甫親書”雲雲，然則《三經義》中惟《周禮》為安石手着矣。
安石以《周禮》亂宋，學者類能言之。
然《周禮》之不可行于後世，微特人人知之，安石亦未嘗不知也。
安石之意，本以宋當積弱之後，而欲濟之以富強。
又懼富強之說必為儒者所排擊，于是附會《經》義以鉗儒者之口，實非真信《周禮》為可行。
迨其後用之不得其人，行之不得其道，百弊叢生，而宋以大壞。
其弊亦非真緣《周禮》以緻誤。
羅大經《鶴林玉露》《詠安石放魚》詩曰：“錯認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疏。
”是猶為安石所绐，未究其假借六藝之本懷也。
因是而攻《周禮》，因是而攻安石所注之《周禮》，是寬其影附之巧謀，而科以迂腐之薄譴矣。
故安石怙權植黨之罪，萬萬無可辭。
安石解《經》之說，則與所立新法各為一事。
程子取其《易解》，朱子、王應麟均取其《尚書義》，所謂言各有當也。
今觀此書，惟訓诂多用《字說》，病其牽合。
其馀依《經》诠義，如所解“八則”之治都鄙，“八統”之馭萬民，“九兩”之系邦國者，皆具有發明，無所謂舞文害道之處。
故王昭禹、林之奇、王與之、陳友仁等注《周禮》，頗據其說，欽定《周官義疏》亦不廢采用。
又安可盡以人廢耶？安石神宗時所上《五事劄子》及《神宗日錄》，載安石所引《周官》及楊時《龜山集》中所駁平頒興積一條，其文皆在《地官》中。
今《永樂大典》阙《地官》、《夏官》二卷，其說遂不可考。
然所佚适屬其瑕類，則所存者益不必苛诋矣。
安石本未解《考工記》，而《永樂大典》乃備載其說。
據晁公武《讀書志》，蓋鄭宗顔輯安石《字說》為之，以補其阙。
今亦并錄其解，備一家之書焉。
△《周禮詳解》·四十卷（浙江巡撫采進本） 宋王昭禹撰。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昭禹，未詳何人。
近世為舉子業者多用之，其學皆宗王氏新說。
王與之作《周禮訂義》，類編姓氏、世次，列于龜山楊時之後，曰字光遠，亦不詳其爵裡。
當為徽、欽時人。
”今按其書，解“惟王建國”雲：“業格于上下謂之王，或而圍之謂之國。
”解“匪頒之式”雲：“散其所藏曰匪，以等級之曰頒。
故匪從匚從非，言其分而非藏也。
頒從分從頁，言自上而頒之下。
”解“圃”曰：“園有衆甫謂之圃。
”解“鮑魚”曰：“魚之鮮者包以緻之。
”解“鱐”曰：“魚之乾者肅以緻之。
”解“司徒”雲：“于文反後為司，蓋後從一從廠從口，則所以出命，司反之則守令而已。
從一則所以一衆，司反之則分衆以治之而已。
從廠則承上世之庇覆以君天下，司反之則以君之爵為執事之法而已。
”其附會穿鑿，皆遵王氏《字說》。
蓋當時《三經新義》列在學官，功令所懸，故昭禹因之不改。
然其發明義旨，則有不盡同于王氏之學者。
如解《泉府》“以國服為之息”雲：“各以其所服國事賈物為息。
若農以粟米，工以器械，皆以其所有也。
周之衰，不能為民正田制地，稅斂無度，又從而貸之，則兇年饑歲無以為償矣。
下無以償，上之人又必責之，則稱貸之法，豈特無補于民哉？求以國服為之息，恐收還其母而不得。
”蓋已目睹青苗之弊，而陰破其說矣。
至其闡發《經》義，有足訂《注》、《疏》之誤者。
如解《載師》“裡布屋粟”，謂“國宅無征，民居有征無布。
以其不毛，使之有裡布。
民出耕在田廬，入居在裡，其屋有田以出粟。
今不耕田，則計屋而斂之，謂之屋粟。
”不從先儒以裡布為二十五家之泉、屋粟為三夫之粟。
又解“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固當時正役，後因遠近劇易而制雲雲，皆為先儒所未發。
故宋人釋《周禮》者，如王與之《訂義》、林之奇《講義》多引其說，固不得以遵用新說而盡廢之也。
五官皆不載《叙官》。
宋末朱申作《句解》，蓋從其例，究為一失。
今姑仍舊本錄之。
内附載陸德明《釋文》，而卷首以德明之名冠昭禹前。
今考昭禹《自序》末雲：“因《釋文》而作。
”或後人所增入，以德明時代在前，遂題諸昭禹上欤？今仍錄其音釋而德明之名則附着于此，不複并列簡端焉。
然《儀禮》難讀，儒者罕通，不能聚訟。
《禮記》輯自漢儒，某增某減，具有主名，亦無庸聚訟。
所辨論求勝者，《周禮》一書而已。
考《大司樂》章先見于魏文侯時，理不容僞。
河間獻王但言阙《冬官》一篇，不言簡編失次，則竄亂移補者亦妄。
三《禮》并立，一從古本，無可疑也。
鄭康成《注》，賈公彥、孔穎達《疏》，于名物度數特詳。
宋儒攻擊，僅摭其好引谶緯一失，至其訓诂則弗能逾越。
蓋得其節文，乃可推制作之精意，不比《孝經》、《論語》可推尋文句而談。
本漢唐之《注》、《疏》，而佐以宋儒之義理，亦無可疑也。
謹以類區分，定為六目：曰《周禮》、曰《儀禮》、曰《禮記》、曰《三禮總義》、曰《通禮》、曰《雜禮書》。
六目之中，各以時代為先後，庶源流同異，可比而考焉。
△《周禮注疏》·四十二卷（内府藏本） 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
玄有《易注》，已着錄。
公彥，洺州永年人。
永徽中，官至太學博士。
事迹具《舊唐書·儒學傳》。
《周禮》一書，上自河間獻王。
于諸經之中，其出最晚。
其真僞亦紛如聚訟，不可縷舉。
惟《橫渠語錄》曰：“《周禮》是的當之書，然其間必有末世增入者。
”鄭樵《通志》引孫處之言曰“周公居攝六年之後，書成歸豐，而實未嘗行。
蓋周公之為《周禮》，亦猶唐之顯慶、開元禮，預為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實未嘗行也。
惟其未經行，故僅述大略，俟其臨事而損益之。
故建都之制，不與《召诰》、《洛诰》合，封國之制，不與《武成》、《孟子》合，設官之制，不與《周官》合，九畿之制，不與《禹貢》合”雲雲（案此條所雲，惟《召诰》、《洛诰》、《孟子》顯相舛異，至《禹貢》乃唐虞之制，《武成》、《周官》乃梅赜古文《尚書》，《王制》乃漢文帝博士所追述，皆不足以為難，其說蓋離合參半），其說差為近之，然亦未盡也。
夫《周禮》作于周初，而周事之可考者，不過春秋以後。
其東遷以前三百馀年，官制之沿革，政典之損益，除舊布新，不知凡幾。
其初去成、康未遠，不過因其舊章，稍為改易。
而改易之人，不皆周公也。
于是以後世之法竄入之，其書遂雜。
其後去之愈遠，時移勢變，不可行者漸多，其書遂廢。
此亦如後世律令條格，率數十年而一脩，脩則必有所附益。
特世近者可考，年遠者無徵，其增删之迹，遂靡所稽，統以為周公之舊耳。
迨乎法制既更，簡編猶在，好古者留為文獻，故其書閱久而仍存。
此又如開元《六典》、政和《五禮》，在當代已不行用，而今日尚有傳本，不足異也。
使其作僞，何不全僞六官，而必阙其一，至以千金購之不得哉？且作僞者必剽取舊文，借真者以實其赝，古文《尚書》是也。
劉歆宗《左傳》，而《左傳》所雲《禮經》，皆不見于《周禮》。
《儀禮》十七篇，皆在《七略》所載古經七十篇中；《禮記》四十九篇，亦在劉向所錄二百十四篇中。
而《儀禮·聘禮》賓行饔饩之物、禾米刍薪之數、笾豆簠簋之實、铏壺鼎甕之列，與《掌客》之文不同。
又《大射禮》天子、諸侯侯數、侯制與《司射》之文不同。
《禮記·雜記》載子、男執圭與《典瑞》之文不同。
《禮器》天子、諸侯席數與《司幾筵》之文不同。
如斯之類，與二《禮》多相矛盾。
歆果赝托周公為此書，又何難牽就其文，使與經傳相合，以相證驗，而必留此異同，以啟後人之攻擊？然則《周禮》一書不盡原文，而非出依托，可概睹矣。
《考工記》稱鄭之刀，又稱秦無廬，鄭封于宣王時，秦封于孝王時，其非周公之舊典，已無疑義。
《南齊書》稱：“文惠太子鎮雍州，有盜發楚王冢，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有奇，得十馀簡，以示王僧虔。
僧虔曰：是科鬥書《考工記》。
”則其為秦以前書亦灼然可知。
雖不足以當《冬官》，然百工為九經之一，其工為九官之一，先王原以制器為大事，存之尚稍見古制。
俞庭椿以下，紛紛割裂五官，均無知妄作耳。
鄭《注》《隋志》作十二卷，賈《疏》文繁，乃析為五十卷，《新、舊唐志》并同。
今本四十二卷，不知何人所并。
玄于三《禮》之學，本為專門，故所釋特精。
惟好引緯書，是其一短。
《歐陽修集》有《請校正五經劄子》，欲删削其書。
然緯書不盡可據，亦非盡不可據，在審别其是非而已，不必竄易古書也。
又好改經字，亦其一失。
然所注但曰“當作某”耳，尚不似北宋以後連篇累牍，動稱錯簡，則亦不必苛責于玄矣。
公彥之《疏》，亦極博核，足以發揮鄭學。
《朱子語錄》稱“《五經》疏中，《周禮疏》最好。
”蓋宋儒惟朱子深于《禮》，故能知鄭、賈之善雲。
△《周官新義》·十六卷、附《考工記解》·二卷（永樂大典本） 宋王安石撰。
安石事迹詳《宋史》本傳。
晁公武《讀書志》曰：“熙甯中置經義局，撰《三經義》，皆本王安石《經說》。
“三經”，《書》、《詩》、《周禮》也。
”新經《毛詩義》凡二十卷，《尚書義》凡十三卷，今并佚。
《周禮新義》本二十二卷，明萬曆中《重編内閣書目》尚載其名，故朱彜尊《經義考》不敢着其已佚，但注曰“未見”。
然外間實無傳本，即明以來内閣舊籍，亦實無此書。
惟《永樂大典》中所載最夥。
蓋《内閣書目》據《文淵閣書目》，《文淵閣書目》即修《永樂大典》所徵之書。
其時尚有完帙，故采之最詳也。
考蔡縧《鐵圍山叢談》曰“王元澤奉诏為《三經義》，時王丞相介甫為之提舉。
《詩》、《書》蓋多出元澤及諸門弟子手，《周禮新義》實丞相親為之筆削者。
政和中，有司上言，天府所籍吳氏資多有王丞相文書。
于是朝廷悉藏諸秘閣，用是吾得見之。
《周禮新義》，筆迹如斜風細雨，誠介甫親書”雲雲，然則《三經義》中惟《周禮》為安石手着矣。
安石以《周禮》亂宋，學者類能言之。
然《周禮》之不可行于後世，微特人人知之，安石亦未嘗不知也。
安石之意，本以宋當積弱之後，而欲濟之以富強。
又懼富強之說必為儒者所排擊，于是附會《經》義以鉗儒者之口，實非真信《周禮》為可行。
迨其後用之不得其人，行之不得其道，百弊叢生，而宋以大壞。
其弊亦非真緣《周禮》以緻誤。
羅大經《鶴林玉露》《詠安石放魚》詩曰：“錯認蒼姬六典書，中原從此變蕭疏。
”是猶為安石所绐，未究其假借六藝之本懷也。
因是而攻《周禮》，因是而攻安石所注之《周禮》，是寬其影附之巧謀，而科以迂腐之薄譴矣。
故安石怙權植黨之罪，萬萬無可辭。
安石解《經》之說，則與所立新法各為一事。
程子取其《易解》，朱子、王應麟均取其《尚書義》，所謂言各有當也。
今觀此書，惟訓诂多用《字說》，病其牽合。
其馀依《經》诠義，如所解“八則”之治都鄙，“八統”之馭萬民，“九兩”之系邦國者，皆具有發明，無所謂舞文害道之處。
故王昭禹、林之奇、王與之、陳友仁等注《周禮》，頗據其說，欽定《周官義疏》亦不廢采用。
又安可盡以人廢耶？安石神宗時所上《五事劄子》及《神宗日錄》，載安石所引《周官》及楊時《龜山集》中所駁平頒興積一條，其文皆在《地官》中。
今《永樂大典》阙《地官》、《夏官》二卷，其說遂不可考。
然所佚适屬其瑕類，則所存者益不必苛诋矣。
安石本未解《考工記》，而《永樂大典》乃備載其說。
據晁公武《讀書志》，蓋鄭宗顔輯安石《字說》為之，以補其阙。
今亦并錄其解，備一家之書焉。
△《周禮詳解》·四十卷（浙江巡撫采進本） 宋王昭禹撰。
陳振孫《書錄解題》曰：“昭禹，未詳何人。
近世為舉子業者多用之，其學皆宗王氏新說。
王與之作《周禮訂義》，類編姓氏、世次，列于龜山楊時之後，曰字光遠，亦不詳其爵裡。
當為徽、欽時人。
”今按其書，解“惟王建國”雲：“業格于上下謂之王，或而圍之謂之國。
”解“匪頒之式”雲：“散其所藏曰匪，以等級之曰頒。
故匪從匚從非，言其分而非藏也。
頒從分從頁，言自上而頒之下。
”解“圃”曰：“園有衆甫謂之圃。
”解“鮑魚”曰：“魚之鮮者包以緻之。
”解“鱐”曰：“魚之乾者肅以緻之。
”解“司徒”雲：“于文反後為司，蓋後從一從廠從口，則所以出命，司反之則守令而已。
從一則所以一衆，司反之則分衆以治之而已。
從廠則承上世之庇覆以君天下，司反之則以君之爵為執事之法而已。
”其附會穿鑿，皆遵王氏《字說》。
蓋當時《三經新義》列在學官，功令所懸，故昭禹因之不改。
然其發明義旨，則有不盡同于王氏之學者。
如解《泉府》“以國服為之息”雲：“各以其所服國事賈物為息。
若農以粟米，工以器械，皆以其所有也。
周之衰，不能為民正田制地，稅斂無度，又從而貸之，則兇年饑歲無以為償矣。
下無以償，上之人又必責之，則稱貸之法，豈特無補于民哉？求以國服為之息，恐收還其母而不得。
”蓋已目睹青苗之弊，而陰破其說矣。
至其闡發《經》義，有足訂《注》、《疏》之誤者。
如解《載師》“裡布屋粟”，謂“國宅無征，民居有征無布。
以其不毛，使之有裡布。
民出耕在田廬，入居在裡，其屋有田以出粟。
今不耕田，則計屋而斂之，謂之屋粟。
”不從先儒以裡布為二十五家之泉、屋粟為三夫之粟。
又解“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固當時正役，後因遠近劇易而制雲雲，皆為先儒所未發。
故宋人釋《周禮》者，如王與之《訂義》、林之奇《講義》多引其說，固不得以遵用新說而盡廢之也。
五官皆不載《叙官》。
宋末朱申作《句解》，蓋從其例，究為一失。
今姑仍舊本錄之。
内附載陸德明《釋文》，而卷首以德明之名冠昭禹前。
今考昭禹《自序》末雲：“因《釋文》而作。
”或後人所增入，以德明時代在前，遂題諸昭禹上欤？今仍錄其音釋而德明之名則附着于此，不複并列簡端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