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六 征榷考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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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鹽場所出鹽以十分為率，四分支今降指揮以後交鈔，二分支今年九月以後交鈔，四分支建炎渡江以後文鈔。
先是，呂頤浩以對帶法不可用，令商人貼納錢，至是，複以分數如對帶法，於是始加嚴察矣。
三月，诏鹽場官煎賣鹽比租額增者推賞。
四年，诏淮、浙鹽每袋增貼納錢三貫文，并計綱赴行在，尋命廣鹽亦如之。
九月，以入納遲細，減所添錢。
然自建炎三年改鈔法，紹興三年九月又改，十一月又改，今年正月又改，及令所改，凡五變，而建炎舊鈔支發未絕，乃命以資次前後從上并支焉。
六年，趙鼎奏久不變法，建康日納鹽錢甚盛。
上曰："法既可信，自然悠久。
" 孝宗乾道六年，戶部侍郎葉衡奏："今日财賦之源，煮海之利居其半，然年來課入不增，商賈不行者，皆私販之害也。
且以淮東、二浙鹽貨出入之數言之，論鹽額則淮東之數多於兩浙五之一，以去歲賣鹽所得錢數論之，淮東多於二浙三之二，及以竈之多寡論之，兩浙反多淮東四之三，蓋二浙無非私販故也。
乞委官分路措置。
" 淳熙十三年，臣僚言總轄權制亭、竈，刻剝本錢，卻縱亭戶私煎盜賣，诏淮、浙場見差總轄并罷。
《朝野雜記》曰："淮、浙鹽額最多者，泰州歲産鹽一百六十一萬石，嘉興八十一萬石，通州七十八萬石，慶元三十九萬石。
淮、浙鹽一場十竈，每竈晝夜煎鹽六盤，一盤三百斤，遇雨則停。
淳熙末，議者謂總轄、甲頭權制亭、竈，兜請本錢，恣行刻剝，懼其赴愬，縱令私煎，且如一日雨，乃妄作三日申，若一季之間十日雨，則一場私鹽三十六萬斤矣。
而又有所謂镬子鹽，亭戶小火，一竈之下，無慮二十家，家皆有镬，一家通夜必煎兩镬，得鹽六十斤，十竈二百家，以一季計之，則镬子鹽又百馀萬斤矣。
一場之數已如此，諸路可知。
十三年九月己未，遂罷總轄，令亭戶自請本錢焉。
甯宗慶元元年二月诏循環鹽鈔住罷，将增剩鈔名改作五支文鈔給算，與日前已投在倉通理資次支請。
以淮東提舉陳損之言："循環、增剩兩等文鈔，據客人稱循環鈔多有弊。
蓋自宣和間客人先買一鈔，卻更重買一鈔，其先鈔号為舊鈔，而重買謂之新鈔。
舊鈔可以攙支，重買複為舊鈔，如此循環，實商賈之利也。
乞截日住罷，隻用一色增剩鈔支請。
"於是富商巨賈有頓為貧民者矣。
嘉泰四年十二月，诏支客鹽并以舊鈔七分、新鈔三分，以舊鈔理資次。
開禧以後，節次有繳納舊鈔換新鈔，指揮不一。
唐乾元初，第五琦為鹽鐵使，變鹽法，劉晏代之，當時舉天下鹽利才四十萬缗。
至大曆末，增至六百萬缗，天下之賦，鹽利居半。
宋朝元祐間，淮鹽與解池等歲四百萬缗，比唐舉天下之賦已三分之二。
紹興末年以來，泰州海甯一監支鹽三十馀萬席，為錢六七百萬缗，則是一州之數，過唐舉天下之數矣。
右《中興四朝食貨志》言，紹興間一州鹽利過唐時舉天下之數，其說固然矣。
然考之唐史，則至德間鹽每鬥十錢而已，至第五琦變鹽法而十倍其榷，然不過每鬥為錢一百一十。
而建炎初商人賈鈔，計鹽六石為一袋，至輸錢十八千，繼而每袋又增貼納錢三千，則其時鹽價比之第五琦所榷已是三倍有馀，而至德之價則又懸絕矣。
蓋鹽直比唐則愈貴，缗錢比唐則愈輕，所以其數之多如此，要亦未可全歸之征利之苛也。
閩、廣之鹽，自祖宗以來漕司官般官賣，以給司存。
建炎間，淮、浙之商不通，而閩、廣之鈔法行。
未幾，淮、浙之商既通，而閩、廣之鈔法遂罷。
然舊法，閩之上四州曰建、劍、汀、邵，行官賣鹽法；閩之下四州曰福、泉、漳、化，行産鹽法（随稅納鹽也）。
官賣之法既革，産鹽之法亦弊，鈔法一行，弊若可革，而民俗又有不便。
故當時轉運、提舉司申乞上四州依上項指揮，下四州且令從舊。
及鈔法既罷，歲令漕司認鈔錢二十萬缗納行在所榷茶務，自後或減或增，卒為二十二萬缗（紹興三年，诏榷免五萬貫。
五年，依舊認二十萬。
十二年，诏添十萬，計三十萬。
二十七年，特減八萬，為二十二萬）。
上四州用鈔法，以私販多鈔額，随即停鈔法，仍系官賣。
下四州随産納鹽，而州縣苛取，每産一文以上至二十文，皆納鹽五斤，而胥吏交納錢數又倍之。
嘉定間，臣僚奏乞行下，将産二十文以下合納鹽五斤者并行蠲免，從之。
二廣之鹽皆屬於漕司，量諸州歲用而給之鹽。
然廣東之俗富，猶可通商，廣西之地廣漠而彫瘁，食鹽有限，商賈難行。
況自東廣而出，乘大水而無灘碛，其勢甚易；自西廣而出，水小多灘碛，其勢甚難。
是廣西之鹽不得與廣東比倫也。
建炎末鬻鈔，未幾複止，然官般、客鈔亦屢有更革，東、西兩漕屢有分合。
紹興八年，诏廣西鹽歲以十分為率，二分令欽、廉、雷、高、化州官賣，馀八分行鈔法。
又诏廣東鹽九分鈔法，一分産鹽州縣出賣。
廣南土曠民貧，賦入不給，故漕司鬻鹽，以其息什四為州用，可以粗給，而民無加賦，若客鈔既行，州縣必緻缺乏。
孝宗乾道四年，罷鹽鈔，令廣西漕司自認鈔錢二十萬。
其後再行鈔法，而州縣間率以鈔抑售於民，其害甚於官般，乃诏官賣如故。
蜀鹽有隆州之仙井、邛州之蒲江、榮州之公井、大甯富順之井監、西和州之鹽官、長甯州之淯井，皆大井也。
若隆、榮等十七州，則皆卓筒、小井而已。
自祖宗以來，皆民間自煮之。
成都、童川、利路自元豐間，歲輸課利錢銀絹，總為八十萬缗，比軍興所輸，已增數倍矣。
然井有耗淡而鹽不成者，官司慮減課額，不肯相驗封閉。
高宗建炎二年十一月德音，令逐路漕臣躬親按視。
紹興二年九月，四川總領趙開初變鹽法，仿大觀法置合同場，收引稅錢，大抵與茶法相類，而嚴密過之。
每斤輸引錢二十有五，土産稅及增添約九錢四分，所過稅錢七分，住稅一錢有半，每引别輸提勘錢六十，其後又增貼納等錢。
凡四川四千九百馀井，歲産鹽約六千馀萬斤，引法初行，每百斤為一擔，又增十斤勿算以優之，其後遞增至四百馀萬缗。
二十九年十二月，诏減西和州賣鹽直之半。
先是，州之鹽官井歲産鹽七十馀萬斤，半為官吏柴茆之費，半鬻於西和、成、鳳州，歲得錢七萬缗，為西和州鑄錢本。
鹽多地狹，每斤為直四百，民甚苦之，故有是命。
初，趙開之立榷法也，令商人入錢請引，井戶但如額煮鹽，赴官輸土産稅而已。
其後鹹脈有盈縮，月額有登耗，官以虛鈔赴之，而收其算，引法由是大壞。
井戶既為商人所要，因增其斤重與之，每擔有增及百六十斤者。
又逃廢絕沒之井，許人增額承認，小民利於得井，每界遞增，鹽課加多而不可售，公私皆病。
紹熙間，楊輔為總計，遣官核去虛額，棧閉廢井，申嚴合同場法。
先是，呂頤浩以對帶法不可用，令商人貼納錢，至是，複以分數如對帶法，於是始加嚴察矣。
三月，诏鹽場官煎賣鹽比租額增者推賞。
四年，诏淮、浙鹽每袋增貼納錢三貫文，并計綱赴行在，尋命廣鹽亦如之。
九月，以入納遲細，減所添錢。
然自建炎三年改鈔法，紹興三年九月又改，十一月又改，今年正月又改，及令所改，凡五變，而建炎舊鈔支發未絕，乃命以資次前後從上并支焉。
六年，趙鼎奏久不變法，建康日納鹽錢甚盛。
上曰："法既可信，自然悠久。
" 孝宗乾道六年，戶部侍郎葉衡奏："今日财賦之源，煮海之利居其半，然年來課入不增，商賈不行者，皆私販之害也。
且以淮東、二浙鹽貨出入之數言之，論鹽額則淮東之數多於兩浙五之一，以去歲賣鹽所得錢數論之，淮東多於二浙三之二，及以竈之多寡論之，兩浙反多淮東四之三，蓋二浙無非私販故也。
乞委官分路措置。
" 淳熙十三年，臣僚言總轄權制亭、竈，刻剝本錢，卻縱亭戶私煎盜賣，诏淮、浙場見差總轄并罷。
《朝野雜記》曰："淮、浙鹽額最多者，泰州歲産鹽一百六十一萬石，嘉興八十一萬石，通州七十八萬石，慶元三十九萬石。
淮、浙鹽一場十竈，每竈晝夜煎鹽六盤，一盤三百斤，遇雨則停。
淳熙末，議者謂總轄、甲頭權制亭、竈，兜請本錢，恣行刻剝，懼其赴愬，縱令私煎，且如一日雨，乃妄作三日申，若一季之間十日雨，則一場私鹽三十六萬斤矣。
而又有所謂镬子鹽，亭戶小火，一竈之下，無慮二十家，家皆有镬，一家通夜必煎兩镬，得鹽六十斤，十竈二百家，以一季計之，則镬子鹽又百馀萬斤矣。
一場之數已如此，諸路可知。
十三年九月己未，遂罷總轄，令亭戶自請本錢焉。
甯宗慶元元年二月诏循環鹽鈔住罷，将增剩鈔名改作五支文鈔給算，與日前已投在倉通理資次支請。
以淮東提舉陳損之言："循環、增剩兩等文鈔，據客人稱循環鈔多有弊。
蓋自宣和間客人先買一鈔，卻更重買一鈔，其先鈔号為舊鈔，而重買謂之新鈔。
舊鈔可以攙支，重買複為舊鈔，如此循環，實商賈之利也。
乞截日住罷，隻用一色增剩鈔支請。
"於是富商巨賈有頓為貧民者矣。
嘉泰四年十二月，诏支客鹽并以舊鈔七分、新鈔三分，以舊鈔理資次。
開禧以後，節次有繳納舊鈔換新鈔，指揮不一。
唐乾元初，第五琦為鹽鐵使，變鹽法，劉晏代之，當時舉天下鹽利才四十萬缗。
至大曆末，增至六百萬缗，天下之賦，鹽利居半。
宋朝元祐間，淮鹽與解池等歲四百萬缗，比唐舉天下之賦已三分之二。
紹興末年以來，泰州海甯一監支鹽三十馀萬席，為錢六七百萬缗，則是一州之數，過唐舉天下之數矣。
右《中興四朝食貨志》言，紹興間一州鹽利過唐時舉天下之數，其說固然矣。
然考之唐史，則至德間鹽每鬥十錢而已，至第五琦變鹽法而十倍其榷，然不過每鬥為錢一百一十。
而建炎初商人賈鈔，計鹽六石為一袋，至輸錢十八千，繼而每袋又增貼納錢三千，則其時鹽價比之第五琦所榷已是三倍有馀，而至德之價則又懸絕矣。
蓋鹽直比唐則愈貴，缗錢比唐則愈輕，所以其數之多如此，要亦未可全歸之征利之苛也。
閩、廣之鹽，自祖宗以來漕司官般官賣，以給司存。
建炎間，淮、浙之商不通，而閩、廣之鈔法行。
未幾，淮、浙之商既通，而閩、廣之鈔法遂罷。
然舊法，閩之上四州曰建、劍、汀、邵，行官賣鹽法；閩之下四州曰福、泉、漳、化，行産鹽法
官賣之法既革，産鹽之法亦弊，鈔法一行，弊若可革，而民俗又有不便。
故當時轉運、提舉司申乞上四州依上項指揮，下四州且令從舊。
及鈔法既罷，歲令漕司認鈔錢二十萬缗納行在所榷茶務，自後或減或增，卒為二十二萬缗
五年，依舊認二十萬。
十二年，诏添十萬，計三十萬。
二十七年，特減八萬，為二十二萬）。
上四州用鈔法，以私販多鈔額，随即停鈔法，仍系官賣。
下四州随産納鹽，而州縣苛取，每産一文以上至二十文，皆納鹽五斤，而胥吏交納錢數又倍之。
嘉定間，臣僚奏乞行下，将産二十文以下合納鹽五斤者并行蠲免，從之。
二廣之鹽皆屬於漕司，量諸州歲用而給之鹽。
然廣東之俗富，猶可通商，廣西之地廣漠而彫瘁，食鹽有限，商賈難行。
況自東廣而出，乘大水而無灘碛，其勢甚易；自西廣而出，水小多灘碛，其勢甚難。
是廣西之鹽不得與廣東比倫也。
建炎末鬻鈔，未幾複止，然官般、客鈔亦屢有更革，東、西兩漕屢有分合。
紹興八年，诏廣西鹽歲以十分為率，二分令欽、廉、雷、高、化州官賣，馀八分行鈔法。
又诏廣東鹽九分鈔法，一分産鹽州縣出賣。
廣南土曠民貧，賦入不給，故漕司鬻鹽，以其息什四為州用，可以粗給，而民無加賦，若客鈔既行，州縣必緻缺乏。
孝宗乾道四年，罷鹽鈔，令廣西漕司自認鈔錢二十萬。
其後再行鈔法，而州縣間率以鈔抑售於民，其害甚於官般，乃诏官賣如故。
蜀鹽有隆州之仙井、邛州之蒲江、榮州之公井、大甯富順之井監、西和州之鹽官、長甯州之淯井，皆大井也。
若隆、榮等十七州，則皆卓筒、小井而已。
自祖宗以來，皆民間自煮之。
成都、童川、利路自元豐間，歲輸課利錢銀絹，總為八十萬缗，比軍興所輸，已增數倍矣。
然井有耗淡而鹽不成者，官司慮減課額，不肯相驗封閉。
高宗建炎二年十一月德音，令逐路漕臣躬親按視。
紹興二年九月，四川總領趙開初變鹽法，仿大觀法置合同場，收引稅錢，大抵與茶法相類，而嚴密過之。
每斤輸引錢二十有五，土産稅及增添約九錢四分，所過稅錢七分，住稅一錢有半，每引别輸提勘錢六十，其後又增貼納等錢。
凡四川四千九百馀井，歲産鹽約六千馀萬斤，引法初行，每百斤為一擔，又增十斤勿算以優之，其後遞增至四百馀萬缗。
二十九年十二月，诏減西和州賣鹽直之半。
先是，州之鹽官井歲産鹽七十馀萬斤，半為官吏柴茆之費，半鬻於西和、成、鳳州，歲得錢七萬缗，為西和州鑄錢本。
鹽多地狹，每斤為直四百，民甚苦之，故有是命。
初，趙開之立榷法也，令商人入錢請引，井戶但如額煮鹽，赴官輸土産稅而已。
其後鹹脈有盈縮，月額有登耗，官以虛鈔赴之，而收其算，引法由是大壞。
井戶既為商人所要，因增其斤重與之，每擔有增及百六十斤者。
又逃廢絕沒之井，許人增額承認，小民利於得井，每界遞增，鹽課加多而不可售，公私皆病。
紹熙間，楊輔為總計，遣官核去虛額，棧閉廢井，申嚴合同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