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九 錢币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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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香貨，故必須分路（如顆鹽鈔隻可行於陝西，末鹽鈔隻可行於江淮之類），會子則公私買賣支給無往而不用，且自一貫造至二百，則是明以之代見錢矣。
又況以尺楮而代數斤之銅，赍輕用重，千裡之遠、數萬之缗，一夫之力克日可到，則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後來或廢或用，号令反覆，民聽疑惑乎？蓋兩淮、荊湖所造，朝廷初意欲暫用而即廢，而不知流落民間，便同見镪，所以後來收換生受，隻得再造，遂愈多而愈賤，亦是立法之初，講之不詳故也。
東萊呂氏曰："泉布之設，乃是阜通财貨之物，權财貨之所由生者。
考之於古，如《管子》論禹湯之币，禹以曆山之金，湯以莊山之金，皆緣兇年，故作币救民之饑。
考之《周官 司市》，凡國有兇荒，則市無征而作布。
又考單穆公谏景王之說，古者天災流行，於是量資币，權輕重，作币以救民。
以《管子》與《周禮》、單穆公之論，觀夏商之時所以作錢币，權一時之宜，移民通粟者，為救荒而設，本非先王财貨之本慮。
所以作錢币，論國用，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通制，則有九年之食，以為财貨之盛。
三登曰太平，王道之盛也。
以此知古人論财貨，但論九年之積，初未嘗論所藏者數萬千缗，何故？所論農桑，衣食财貨之本；錢布流通，不過權一時之宜而已。
先有所謂榖粟，泉布之權方有所施，若是無本，雖積镪至多，亦何補盈虛之數。
所以三代以前論财賦者，皆以榖粟為本，所謂泉布，不過權輕重，取之於民。
所以九貢、九賦用錢币為賦甚少，所謂俸祿亦是頒田制祿，君、卿、大夫不過以采地為多寡，亦未嘗以錢布為祿。
所以三代之人多地著，不為末作，蓋緣錢之用少。
如制祿既以田，不以錢，制賦又自以榖粟布帛，其間用錢甚少，所以錢之權輕，惟兇年饑荒所以作币。
先儒謂金銅無兇年，權時作此，以通有無，以均多少而已。
所以三代之前論布泉者甚少。
到得漢初有天下，尚自有古意，王公至佐吏以班職之高下，所謂萬石、千石、百石，亦是以榖粟制祿。
不過口、算，每人所納，百馀年尚未以錢布為重，至武帝有事四夷，是時國用不足，立告缗之法，以括責天下，自此古意漸失，錢币方重。
大抵三代以前，惟其以榖粟為本，以泉布為權，常不使權勝本，所以當時地利既盡，浮遊末作之徒少。
後世此制壞，以匹夫之家藏镪千萬，與公上争衡，亦是古意浸失，故後世貢禹之徒欲全廢此，惟以榖帛為本，此又卻是見害懲艾，矯枉過直之論。
大抵天下之事，所謂經權本末，常相為用，權不可勝經，末不可勝本，若徒見一時遊手末作之弊，欲盡廢之，如此則得其一，不知其二。
後世如魏文帝時天下盡不用錢，貢禹之論略已施行，遂有濕榖薄絹之弊，反以天下有用之物為無用，其意本要重榖帛，反以輕榖帛。
天下惟得中適平論最難，方其重之太過，一切盡用，及其廢之太過，一切盡不用，二者皆不得中。
然三代以前更不得而考，自漢至隋，其泉布更易雖不可知，要知五铢之錢最為得中。
自漢至隋，屢更屢易，惟五铢之法終不可易。
自唐至五代，惟武德時初鑄'開元錢'最得其中，自唐至五代，惟'開元'之法終不可易。
論者蓋無不以此為當。
以此知數千載前有五铢，後有'開元'最可用。
何故？論太重，有所謂直百、當千之錢；論太輕，則有所謂榆莢、三铢之錢。
然而皆不得中，惟五铢、'開元'铢兩之多寡，鼓鑄之精密，相望不可易。
本朝初用開元為法，其錢皆可以久行。
自太宗以張齊賢為江南轉運，務欲多鑄錢，自此變'開元'錢法，錢雖多，其精密俱不及前代。
本朝張齊賢未變之前，所謂'太平錢'尚自可見，齊賢既變法之後，錢雖多，然甚薄惡不可用。
當時務要得多，不思大體。
國家之所以設錢以權輕重本末，未嘗取利。
論财計不精者，但以鑄錢所入多為利，殊不知鑄錢雖多，利之小者，權歸公上，利之大者。
南齊孔僟論鑄錢不可以惜銅愛工，若不惜銅，則鑄錢無利，若不得利，則私鑄不敢起，私鑄不敢起，則斂散歸公上，鼓鑄權不下分，此其利之大者。
徒徇小利，錢便薄惡，如此，奸民務之皆可以為。
錢不出於公上，利孔四散，乃是以小利失大利。
南齊孔僟之言乃是不可易之論。
或者自緣錢薄惡後，論者紛紛，或是立法以禁惡錢，或是以錢為國賦，條目不一，皆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
若是上之人不惜銅愛工，使奸民無利，乃是國家之大利。
泉布之法，總而論之，如周、如秦、如漢五铢、如唐開元，其規或可以為式，此是錢之正。
若一時之所鑄，如劉備鑄大錢以足軍市之财，第五琦鑄'乾元錢'，此是錢之權也。
如漢武帝以鹿皮為币，王莽以龜貝為币，此是錢之蠹也。
或見财貨之多，欲得廢錢；或見财貨之少，欲得鼓鑄。
皆一時矯枉之論，不可通行者也。
若是權一時之宜，如寇瑊之在蜀創置交子，此一時舉偏救弊之政，亦非錢布經久可行之制。
交子行之於蜀，則可；於他，利害大段不同。
何故？蜀用鐵錢，其大者以二十五斤為一千，其中者以十三斤為一千，行旅赍持不便，故當時之券會，生於鐵錢不便，緣輕重之推移，不可以挾持。
交子之法，出於民之所自為，託之於官，所以可行。
鐵錢不便，交子即便。
今則銅錢稍輕，行旅非不可挾持，欲行楮币，銅錢卻便，楮券不便。
昔者之便，今日之不便。
議者欲以楮币公行，參之於蜀之法，自可以相依而行，要非經久之制。
今日之所以為楮券，又欲為鐵錢，其原在於錢少，或稍為銅器，或邊鄙滲漏，或藏於富室。
今則所論利害甚悉。
财利之用，在於貿易，孔僟之論，宜不惜銅愛工，不計多寡，此最的當推本之論。
錢之為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至於百工之事，皆資以為生，不可缺者。
若是地力既盡，榖帛有馀，山澤之藏鹹得其利，錢雖少不過錢重。
錢雖重，彼此相權，國家之利，亦孔僟之論。
要當尋古義，識經權，然後可也。
" 水心葉氏曰："錢之利害有數說。
古者因物，權之以錢；後世因錢，權之以物。
錢币之所起，起於商賈通行，四方交至，遠近之制，物不可以自行，故以金錢行之。
然三代之世，用錢至少，自秦、漢以後浸多，至於今日，非錢不行。
三代以前，所以錢極少者，當時民有常業，一家之用，自榖米、布帛、蔬菜、魚肉，皆因其力以自緻，計其待錢而具者無幾。
止是商賈之貿遷，與朝廷所以權天下之物，然後賴錢币之用。
如李悝平籴法，計民一歲用錢隻一千以上，是時已為多矣，蓋三代時尚不及此。
土地所宜，人力所食，非榖粟則布帛，與夫民之所自緻者，皆無待於金錢，而民安本著業，金錢亦為無用，故用之至少，所用之數，以歲計之，亦是臨時立法，制其多少。
後世不然，百物皆由錢起，故因錢制物，布帛則有丈尺之數，榖粟有斛鬥之數，其他凡世間飲食資生之具，皆從錢起，铢兩多少，貴賤輕重，皆由錢而制。
上自朝廷之運用，下自民間輸貢、州縣委藏、商賈貿易，皆主於錢，故後世用錢百倍於前。
然而三代不得不少，後世不得不多。
何者？三代各斷其國以自治，一國之物自足以供一國之用，非是天下通行不可阙之物，亦不至費心力以營之。
上又明立禁戒，不要使天下窮力遠須，故《書》曰'惟土物愛，厥心臧'。
《老子》曰：'緻治之極，民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其無所用錢如此，安得不少！後世天下既為一國，雖有州縣異名，而無秦、越不相知之患，臂指如一，天下之民安得不交通於四方？則商賈往來，南北互緻，又多於前世，金錢安得不多？古者以玉為服飾，以龜為寶，以金銀為币，錢隻處其一，朝廷大用度、大賜予，則是金盡用黃金。
既以玉為服飾，玉是質重之物，以之為飾，過於金、珠遠矣。
漢世猶用金銀為币，宣、元以後，金币始盡。
王莽欲複古制，分三等币，後不複行。
至東漢以後，黃金最少，又緣佛、老之教盛行，費為土木之飾，故金銀不複為币，反皆以為器用服玩之具。
玉自此亦益少，服飾卻用金銀，故币始專用錢，所以後世錢多。
此數者，皆錢之所由多。
用錢既多，制度不一，輕重、大小、厚薄皆随時變易，至唐以'開元錢'為準，始得輕重之中。
古錢極輕，今三代錢已無，如漢五铢、半兩，其在者尤輕薄不可用。
蓋古者以錢為下币，為其輕易，後世以錢為重币，則五铢、半兩之類宜不可用。
然大重則不可行，所以'開元'為輕重之中。
唐鑄此錢，漫衍天下，至今猶多有之，然唐世無錢尤甚。
宋朝則無時不鼓鑄，以'開元錢'為準，如太平、天禧錢又過於'開元'。
仁宗以前，如'太平錢'最好，自熙甯以後不甚佳。
國初惟要錢好，不計工費，後世惟欲其富，往往減工縮費，所以錢稍惡，若乾道、紹興錢又不及熙豐遠矣。
然而唐世所以惡錢多，正以朝廷不禁民之自鑄。
要之利權當歸於上，豈可與民共之？如劉秩之論與賈誼相似，當漢文帝欲以恭儉緻昇平，謂天下無用錢處，故不複收其權柄，使吳、鄧錢得布天下，吳王用之，卒亂東南。
唐以開元、天寶以後，天下苦於用兵，朝廷急於興利，一向務多錢以濟急，如茶、酒、鹽、鐵等末利既興，故自肅、代以來，漸漸以末利征天下，反求錢於民間。
上下相征，則雖私家用度，亦非錢不行，天下之物隐沒不見，而通行於世者惟錢耳！夫古今之變，世數之易，物之輕重，貨之貴賤，其間疊往疊來，不可逆知，然錢貨至神之物，無留藏積蓄之道，惟通融流轉，方見其功用。
今世富人既務藏錢，而朝廷亦盡征天下錢入於王府，已入者不使之出，乃立楮於外以待之。
不知錢以通行天下為利，錢雖積之甚多，與他物何異？人不究其本原，但以錢為少，隻當用楮，楮行而錢益少，故不惟物不可得而見，而錢亦将不可得而見。
然自古今之弊相續至於今日，事極則變，物變則反，必須更有作新之道，但未知其法當如何變得。
其決不可易者，廢交子，然後可使所藏之錢複出。
若夫富強之道，在於物多，物多則賤，賤則錢貴，錢貴然後輕重可權，交易可通。
今世錢至賤，錢賤由乎物少，其變通之道，非聖人不能也。
"
又況以尺楮而代數斤之銅，赍輕用重，千裡之遠、數萬之缗，一夫之力克日可到，則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後來或廢或用，号令反覆，民聽疑惑乎？蓋兩淮、荊湖所造，朝廷初意欲暫用而即廢，而不知流落民間，便同見镪，所以後來收換生受，隻得再造，遂愈多而愈賤，亦是立法之初，講之不詳故也。
東萊呂氏曰："泉布之設，乃是阜通财貨之物，權财貨之所由生者。
考之於古，如《管子》論禹湯之币，禹以曆山之金，湯以莊山之金，皆緣兇年，故作币救民之饑。
考之《周官 司市》，凡國有兇荒，則市無征而作布。
又考單穆公谏景王之說，古者天災流行，於是量資币，權輕重，作币以救民。
以《管子》與《周禮》、單穆公之論，觀夏商之時所以作錢币，權一時之宜，移民通粟者，為救荒而設，本非先王财貨之本慮。
所以作錢币，論國用，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以三十年通制，則有九年之食，以為财貨之盛。
三登曰太平，王道之盛也。
以此知古人論财貨，但論九年之積，初未嘗論所藏者數萬千缗，何故？所論農桑，衣食财貨之本；錢布流通，不過權一時之宜而已。
先有所謂榖粟，泉布之權方有所施，若是無本，雖積镪至多，亦何補盈虛之數。
所以三代以前論财賦者，皆以榖粟為本，所謂泉布，不過權輕重，取之於民。
所以九貢、九賦用錢币為賦甚少，所謂俸祿亦是頒田制祿，君、卿、大夫不過以采地為多寡，亦未嘗以錢布為祿。
所以三代之人多地著，不為末作，蓋緣錢之用少。
如制祿既以田，不以錢，制賦又自以榖粟布帛，其間用錢甚少，所以錢之權輕，惟兇年饑荒所以作币。
先儒謂金銅無兇年，權時作此，以通有無，以均多少而已。
所以三代之前論布泉者甚少。
到得漢初有天下，尚自有古意，王公至佐吏以班職之高下，所謂萬石、千石、百石，亦是以榖粟制祿。
不過口、算，每人所納，百馀年尚未以錢布為重，至武帝有事四夷，是時國用不足，立告缗之法，以括責天下，自此古意漸失，錢币方重。
大抵三代以前，惟其以榖粟為本，以泉布為權，常不使權勝本，所以當時地利既盡，浮遊末作之徒少。
後世此制壞，以匹夫之家藏镪千萬，與公上争衡，亦是古意浸失，故後世貢禹之徒欲全廢此，惟以榖帛為本，此又卻是見害懲艾，矯枉過直之論。
大抵天下之事，所謂經權本末，常相為用，權不可勝經，末不可勝本，若徒見一時遊手末作之弊，欲盡廢之，如此則得其一，不知其二。
後世如魏文帝時天下盡不用錢，貢禹之論略已施行，遂有濕榖薄絹之弊，反以天下有用之物為無用，其意本要重榖帛，反以輕榖帛。
天下惟得中適平論最難，方其重之太過，一切盡用，及其廢之太過，一切盡不用，二者皆不得中。
然三代以前更不得而考，自漢至隋，其泉布更易雖不可知，要知五铢之錢最為得中。
自漢至隋，屢更屢易，惟五铢之法終不可易。
自唐至五代，惟武德時初鑄'開元錢'最得其中，自唐至五代，惟'開元'之法終不可易。
論者蓋無不以此為當。
以此知數千載前有五铢，後有'開元'最可用。
何故？論太重，有所謂直百、當千之錢；論太輕，則有所謂榆莢、三铢之錢。
然而皆不得中，惟五铢、'開元'铢兩之多寡，鼓鑄之精密，相望不可易。
本朝初用開元為法，其錢皆可以久行。
自太宗以張齊賢為江南轉運，務欲多鑄錢，自此變'開元'錢法，錢雖多，其精密俱不及前代。
本朝張齊賢未變之前，所謂'太平錢'尚自可見，齊賢既變法之後，錢雖多，然甚薄惡不可用。
當時務要得多，不思大體。
國家之所以設錢以權輕重本末，未嘗取利。
論财計不精者，但以鑄錢所入多為利，殊不知鑄錢雖多，利之小者，權歸公上，利之大者。
南齊孔僟論鑄錢不可以惜銅愛工，若不惜銅，則鑄錢無利，若不得利，則私鑄不敢起，私鑄不敢起，則斂散歸公上，鼓鑄權不下分，此其利之大者。
徒徇小利，錢便薄惡，如此，奸民務之皆可以為。
錢不出於公上，利孔四散，乃是以小利失大利。
南齊孔僟之言乃是不可易之論。
或者自緣錢薄惡後，論者紛紛，或是立法以禁惡錢，或是以錢為國賦，條目不一，皆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
若是上之人不惜銅愛工，使奸民無利，乃是國家之大利。
泉布之法，總而論之，如周、如秦、如漢五铢、如唐開元，其規或可以為式，此是錢之正。
若一時之所鑄，如劉備鑄大錢以足軍市之财，第五琦鑄'乾元錢'，此是錢之權也。
如漢武帝以鹿皮為币，王莽以龜貝為币，此是錢之蠹也。
或見财貨之多，欲得廢錢；或見财貨之少，欲得鼓鑄。
皆一時矯枉之論，不可通行者也。
若是權一時之宜，如寇瑊之在蜀創置交子，此一時舉偏救弊之政，亦非錢布經久可行之制。
交子行之於蜀，則可；於他，利害大段不同。
何故？蜀用鐵錢，其大者以二十五斤為一千，其中者以十三斤為一千，行旅赍持不便，故當時之券會，生於鐵錢不便，緣輕重之推移，不可以挾持。
交子之法，出於民之所自為，託之於官，所以可行。
鐵錢不便，交子即便。
今則銅錢稍輕，行旅非不可挾持，欲行楮币，銅錢卻便，楮券不便。
昔者之便，今日之不便。
議者欲以楮币公行，參之於蜀之法，自可以相依而行，要非經久之制。
今日之所以為楮券，又欲為鐵錢，其原在於錢少，或稍為銅器，或邊鄙滲漏，或藏於富室。
今則所論利害甚悉。
财利之用，在於貿易，孔僟之論，宜不惜銅愛工，不計多寡，此最的當推本之論。
錢之為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至於百工之事，皆資以為生，不可缺者。
若是地力既盡，榖帛有馀，山澤之藏鹹得其利，錢雖少不過錢重。
錢雖重，彼此相權，國家之利，亦孔僟之論。
要當尋古義，識經權，然後可也。
" 水心葉氏曰："錢之利害有數說。
古者因物，權之以錢；後世因錢，權之以物。
錢币之所起，起於商賈通行，四方交至，遠近之制，物不可以自行，故以金錢行之。
然三代之世，用錢至少，自秦、漢以後浸多，至於今日，非錢不行。
三代以前，所以錢極少者，當時民有常業，一家之用，自榖米、布帛、蔬菜、魚肉，皆因其力以自緻，計其待錢而具者無幾。
止是商賈之貿遷，與朝廷所以權天下之物，然後賴錢币之用。
如李悝平籴法，計民一歲用錢隻一千以上，是時已為多矣，蓋三代時尚不及此。
土地所宜，人力所食，非榖粟則布帛，與夫民之所自緻者，皆無待於金錢，而民安本著業，金錢亦為無用，故用之至少，所用之數，以歲計之，亦是臨時立法，制其多少。
後世不然，百物皆由錢起，故因錢制物，布帛則有丈尺之數，榖粟有斛鬥之數，其他凡世間飲食資生之具，皆從錢起，铢兩多少，貴賤輕重，皆由錢而制。
上自朝廷之運用，下自民間輸貢、州縣委藏、商賈貿易，皆主於錢，故後世用錢百倍於前。
然而三代不得不少，後世不得不多。
何者？三代各斷其國以自治，一國之物自足以供一國之用，非是天下通行不可阙之物，亦不至費心力以營之。
上又明立禁戒，不要使天下窮力遠須，故《書》曰'惟土物愛，厥心臧'。
《老子》曰：'緻治之極，民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其無所用錢如此，安得不少！後世天下既為一國，雖有州縣異名，而無秦、越不相知之患，臂指如一，天下之民安得不交通於四方？則商賈往來，南北互緻，又多於前世，金錢安得不多？古者以玉為服飾，以龜為寶，以金銀為币，錢隻處其一，朝廷大用度、大賜予，則是金盡用黃金。
既以玉為服飾，玉是質重之物，以之為飾，過於金、珠遠矣。
漢世猶用金銀為币，宣、元以後，金币始盡。
王莽欲複古制，分三等币，後不複行。
至東漢以後，黃金最少，又緣佛、老之教盛行，費為土木之飾，故金銀不複為币，反皆以為器用服玩之具。
玉自此亦益少，服飾卻用金銀，故币始專用錢，所以後世錢多。
此數者，皆錢之所由多。
用錢既多，制度不一，輕重、大小、厚薄皆随時變易，至唐以'開元錢'為準，始得輕重之中。
古錢極輕，今三代錢已無，如漢五铢、半兩，其在者尤輕薄不可用。
蓋古者以錢為下币，為其輕易，後世以錢為重币，則五铢、半兩之類宜不可用。
然大重則不可行，所以'開元'為輕重之中。
唐鑄此錢，漫衍天下，至今猶多有之，然唐世無錢尤甚。
宋朝則無時不鼓鑄，以'開元錢'為準，如太平、天禧錢又過於'開元'。
仁宗以前，如'太平錢'最好，自熙甯以後不甚佳。
國初惟要錢好，不計工費，後世惟欲其富，往往減工縮費，所以錢稍惡，若乾道、紹興錢又不及熙豐遠矣。
然而唐世所以惡錢多，正以朝廷不禁民之自鑄。
要之利權當歸於上，豈可與民共之？如劉秩之論與賈誼相似，當漢文帝欲以恭儉緻昇平，謂天下無用錢處，故不複收其權柄，使吳、鄧錢得布天下，吳王用之，卒亂東南。
唐以開元、天寶以後，天下苦於用兵，朝廷急於興利，一向務多錢以濟急，如茶、酒、鹽、鐵等末利既興，故自肅、代以來，漸漸以末利征天下，反求錢於民間。
上下相征，則雖私家用度，亦非錢不行，天下之物隐沒不見，而通行於世者惟錢耳！夫古今之變，世數之易，物之輕重，貨之貴賤，其間疊往疊來，不可逆知，然錢貨至神之物，無留藏積蓄之道，惟通融流轉，方見其功用。
今世富人既務藏錢，而朝廷亦盡征天下錢入於王府，已入者不使之出，乃立楮於外以待之。
不知錢以通行天下為利，錢雖積之甚多，與他物何異？人不究其本原，但以錢為少，隻當用楮，楮行而錢益少，故不惟物不可得而見，而錢亦将不可得而見。
然自古今之弊相續至於今日，事極則變，物變則反，必須更有作新之道，但未知其法當如何變得。
其決不可易者，廢交子，然後可使所藏之錢複出。
若夫富強之道，在於物多，物多則賤，賤則錢貴，錢貴然後輕重可權，交易可通。
今世錢至賤，錢賤由乎物少，其變通之道，非聖人不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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