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名五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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糜芳。
博士仁見了吳軍從城外射進來的招降書信，心想：“關公恨我的意思很深，我不如早點投降東吳好。
”當即下令大開城門，請東吳招降使臣進城。
傅士仁投降後，又去招降糜芳，糜芳因為早就跟随劉備，一開始還不願投降，但傅士仁說，“關公臨走那天就痛斥我們二人一頓，非常恨我們二人。
如果他得勝回來，絕不會輕饒我們。
您仔細想想吧！”糜芳終被說動，也投降了東吳。
潘濬防守大意，傅、糜二将相繼投降，荊州地區全落入東吳手中，這一來，關雲長就失去了大部分地盤，而且陷入腹背受敵的艱難境地。
關雲長退到麥城後，又連犯錯誤。
東吳呂蒙用善待荊州軍兵家屬的辦法動搖了荊州軍心，關雲長卻不知撫慰關懷以安定軍心，而是一味責罰催逼，結果荊州軍兵在行軍路上紛紛開了小差，到達麥成已所剩無幾。
被困在麥城的關雲長，因兩次中曹軍箭傷，尤其第二次中的是毒箭，雖經華佗刮骨療毒，但因連續交戰、敗退，既得不到休息，更免不了焦急生氣，所以一直沒有完全恢複健康，已遠非當年過五關斬六将的關雲長了。
在小城之中，外無援軍，内無糧草，最後隻好突圍。
關雲長決定夜間從城北小路逃走，王甫卻建議走大路，以防小路有埋伏。
關雲長說：“即使有埋伏，我又怕什麼呢？”正是這次驕傲，使他落入東吳的埋伏。
原來，呂蒙早已料定他要走小路，遂派出數路軍兵沿路襲擊，最後，被東吳一個低級将領馬忠活捉。
曾經所向無敵、叱咤風雲的關雲長，終困驕傲自大而使自己内部有了隔閡，又因剛愎自用，幾次不聽别人的忠告，以緻落得徹底失敗。
而呂蒙、陸遜正是連連利用了他的錯誤，才獲得很大成功。
僅從以上三例便可充分證明，孫膑這篇文章把軍隊分為五種類型，是很準确的，針對五種情況提出的對付策略也是對症之藥，切實可行。
孫膑的論述，既可供帶兵将領作為臨敵時分析敵情，确定對敵策略戰術之用，又可作為帶兵将領作為自律的标準，防止犯這幾種錯誤，防止敵軍用以對付自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論述的“五恭五暴”，是論述己方軍隊進入敵對國家時應持的态度。
這是帶兵将領難于處理好的一個問題。
任何一支軍隊進入敵對國家時，都會遇到對方民衆自然的猜疑、不信任，甚至是不可避免的敵對情緒。
處理得好，可以逐步取得信任，從而站住腳跟；處理不好，則會加劇敵對情緒，使自己寸步難行，處處挨打，孫膑在這裡提的五恭和五暴，實際是兩種極端的态度，單純采取哪一種都是不行的：一味謙恭，會被對方民衆視作自覺理虧，軟弱可欺，自然對你毫無畏懼，更談不上尊重；一味兇暴則隻會加深仇恨，激發反抗，其結果也同樣不妙。
孫膑認為，二者應交替使用。
我們似乎可以理解為不卑不亢，不軟不暴，掌握适度。
既要理直氣壯，顯示出正義之師的威嚴，又要對敵國民衆表現出應有的尊重和愛護，讓他們對進入該國的軍隊既敬畏又信任。
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實在很難，但又非如此不可。
可以回憶一下董卓怔讨專權的宦官進京護駕的情況。
董卓的大軍進入京城和中原地區，當然不是敵對國家，但總是進入了原非他所管轄的地區，雖不至于有天然的敵對情緒，也總有不了解的一面。
董卓本是打着勤王的旗号進兵的，本可得到民衆的擁護，但他進入京城，占據中原之後，比原來把持朝政的宦官更兇殘，不但威逼皇帝、擅定興廢、淫亂宮廷，更是四處搶掠百姓，濫殺無辜，其殘暴兇惡，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
所以，董卓很快就激起各方面、各階層紛紛起來反抗、讨伐，他的專權沒多久就以失敗告終。
這說明，單純依靠兇暴是不行的。
倒是諸葛亮平南，可以給人們提供一個正确的範例。
他帶領的蜀兵蜀将，自是比盂獲的蠻兵厲害多了，所以一次又一次戰勝蠻兵。
但他從不施暴，對俘虜一律釋放，并給以種種優待，更不用說對普通百姓了。
他在寬大的同時，還不忘顯示實力，他曾帶領孟獲觀看蜀軍兵營、武器、糧草，目的是讓孟獲知道蜀軍的強大，啟發他不要作無謂的反抗。
諸葛亮的剛柔相濟，不但從武力上征服了南蠻，而且從内心收服了蠻邦上下。
在唐将征讨高麗中，也有這樣一段佳話。
從隋炀帝東征開始，到唐太宗禦駕東征，都無功而返。
到了唐高宗年間，征戰仍然不斷，朝鮮半島的高麗、百濟不斷反叛、侵邊。
後有劉仁願、劉仁軌二将率兵從半島中部登陸，打敗了百濟。
百濟滅亡後，劉仁軌留下鎮守，他安撫當地民衆，派人掩埋敵兵遺骸，清理戶口，重建被戰争毀壞的村莊，選拔當地官員協助治理，修橋鋪路，修塘補堤，教百濟民衆種桑養蠶，發展農業生産，救濟老弱孤殘等。
這些安定富民的措施一執行，便大得百濟民衆擁護，當地出現了安居樂業的繁榮景象。
這一反兩正的實例，可以幫助人們理解，在“敵對國度”中，該如何行事。
像董卓那樣兇殘貪婪，盡管在井非真正的敵國，仍是站不住腳，而像諸葛亮和劉仁軌那樣，在真正的異國他鄉，照樣能得到擁護。
總之，如何具體掌握“謙”與“暴”，大有學問。
博士仁見了吳軍從城外射進來的招降書信，心想：“關公恨我的意思很深，我不如早點投降東吳好。
”當即下令大開城門，請東吳招降使臣進城。
傅士仁投降後，又去招降糜芳，糜芳因為早就跟随劉備，一開始還不願投降，但傅士仁說，“關公臨走那天就痛斥我們二人一頓，非常恨我們二人。
如果他得勝回來，絕不會輕饒我們。
您仔細想想吧！”糜芳終被說動，也投降了東吳。
潘濬防守大意，傅、糜二将相繼投降，荊州地區全落入東吳手中，這一來，關雲長就失去了大部分地盤，而且陷入腹背受敵的艱難境地。
關雲長退到麥城後，又連犯錯誤。
東吳呂蒙用善待荊州軍兵家屬的辦法動搖了荊州軍心，關雲長卻不知撫慰關懷以安定軍心，而是一味責罰催逼，結果荊州軍兵在行軍路上紛紛開了小差，到達麥成已所剩無幾。
被困在麥城的關雲長，因兩次中曹軍箭傷，尤其第二次中的是毒箭，雖經華佗刮骨療毒，但因連續交戰、敗退，既得不到休息，更免不了焦急生氣，所以一直沒有完全恢複健康，已遠非當年過五關斬六将的關雲長了。
在小城之中，外無援軍，内無糧草，最後隻好突圍。
關雲長決定夜間從城北小路逃走，王甫卻建議走大路，以防小路有埋伏。
關雲長說：“即使有埋伏，我又怕什麼呢？”正是這次驕傲，使他落入東吳的埋伏。
原來，呂蒙早已料定他要走小路，遂派出數路軍兵沿路襲擊，最後，被東吳一個低級将領馬忠活捉。
曾經所向無敵、叱咤風雲的關雲長，終困驕傲自大而使自己内部有了隔閡，又因剛愎自用，幾次不聽别人的忠告，以緻落得徹底失敗。
而呂蒙、陸遜正是連連利用了他的錯誤，才獲得很大成功。
僅從以上三例便可充分證明，孫膑這篇文章把軍隊分為五種類型，是很準确的，針對五種情況提出的對付策略也是對症之藥，切實可行。
孫膑的論述，既可供帶兵将領作為臨敵時分析敵情，确定對敵策略戰術之用，又可作為帶兵将領作為自律的标準，防止犯這幾種錯誤，防止敵軍用以對付自這篇文章的第二部分論述的“五恭五暴”，是論述己方軍隊進入敵對國家時應持的态度。
這是帶兵将領難于處理好的一個問題。
任何一支軍隊進入敵對國家時，都會遇到對方民衆自然的猜疑、不信任，甚至是不可避免的敵對情緒。
處理得好，可以逐步取得信任，從而站住腳跟；處理不好，則會加劇敵對情緒，使自己寸步難行，處處挨打，孫膑在這裡提的五恭和五暴，實際是兩種極端的态度，單純采取哪一種都是不行的：一味謙恭，會被對方民衆視作自覺理虧，軟弱可欺，自然對你毫無畏懼，更談不上尊重；一味兇暴則隻會加深仇恨，激發反抗，其結果也同樣不妙。
孫膑認為，二者應交替使用。
我們似乎可以理解為不卑不亢，不軟不暴，掌握适度。
既要理直氣壯，顯示出正義之師的威嚴，又要對敵國民衆表現出應有的尊重和愛護，讓他們對進入該國的軍隊既敬畏又信任。
這說起來容易，做起來實在很難，但又非如此不可。
可以回憶一下董卓怔讨專權的宦官進京護駕的情況。
董卓的大軍進入京城和中原地區，當然不是敵對國家，但總是進入了原非他所管轄的地區，雖不至于有天然的敵對情緒，也總有不了解的一面。
董卓本是打着勤王的旗号進兵的，本可得到民衆的擁護，但他進入京城，占據中原之後，比原來把持朝政的宦官更兇殘，不但威逼皇帝、擅定興廢、淫亂宮廷，更是四處搶掠百姓，濫殺無辜，其殘暴兇惡，到了令人發指的地步。
所以，董卓很快就激起各方面、各階層紛紛起來反抗、讨伐，他的專權沒多久就以失敗告終。
這說明，單純依靠兇暴是不行的。
倒是諸葛亮平南，可以給人們提供一個正确的範例。
他帶領的蜀兵蜀将，自是比盂獲的蠻兵厲害多了，所以一次又一次戰勝蠻兵。
但他從不施暴，對俘虜一律釋放，并給以種種優待，更不用說對普通百姓了。
他在寬大的同時，還不忘顯示實力，他曾帶領孟獲觀看蜀軍兵營、武器、糧草，目的是讓孟獲知道蜀軍的強大，啟發他不要作無謂的反抗。
諸葛亮的剛柔相濟，不但從武力上征服了南蠻，而且從内心收服了蠻邦上下。
在唐将征讨高麗中，也有這樣一段佳話。
從隋炀帝東征開始，到唐太宗禦駕東征，都無功而返。
到了唐高宗年間，征戰仍然不斷，朝鮮半島的高麗、百濟不斷反叛、侵邊。
後有劉仁願、劉仁軌二将率兵從半島中部登陸，打敗了百濟。
百濟滅亡後，劉仁軌留下鎮守，他安撫當地民衆，派人掩埋敵兵遺骸，清理戶口，重建被戰争毀壞的村莊，選拔當地官員協助治理，修橋鋪路，修塘補堤，教百濟民衆種桑養蠶，發展農業生産，救濟老弱孤殘等。
這些安定富民的措施一執行，便大得百濟民衆擁護，當地出現了安居樂業的繁榮景象。
這一反兩正的實例，可以幫助人們理解，在“敵對國度”中，該如何行事。
像董卓那樣兇殘貪婪，盡管在井非真正的敵國，仍是站不住腳，而像諸葛亮和劉仁軌那樣，在真正的異國他鄉，照樣能得到擁護。
總之，如何具體掌握“謙”與“暴”，大有學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