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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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唐時猶沿之。
嗟乎，人君欲留心民事，而創百世之規，其亦運之掌上也已。
宋林勳作《本政》之書，而陳同父以為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于一變之後，豈非知言之士哉。
○開墾荒地明初，承元末大亂之後，山東、河南多是無人之地。
洪武中，诏有能開墾者，即為己業，永不起科。
至正統中，流民聚居，诏令占籍。
景泰六年六月丙申，戶部尚書張鳳等奏：“山東、河南、北直隸并順天府無額田地，甲方開荒耕種，乙即告其不納稅糧。
若不起科，争競之塗終難杜塞。
今後但告争者，宜依本部所奏，減輕起科，則例每畝科米三升三合，每糧一石科草二束，不惟永絕争競之端，抑且少助倉禀之積。
”從之。
戶科都給事中成章等劾鳳等不守祖制，不恤民怨，帝不聽。
然自古無永不起科之地。
國初但以招徕墾民，立法之過，反以啟後日之争端，而彼此告讦，投獻王府、勳戚及西天佛子，無怪乎經界之不正，賦稅之不均也。
○蘇松二府田賦之重丘浚《大學衍義補》曰：“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
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府又居兩漸十九也。
考洪武中，天下夏稅秋糧以石計者，總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府二百八十九千餘，松江府一百二十萬九千餘，常州府五十五萬二千餘。
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為重，其糧額比天下為多。
今國家都燕，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實京師。
而此五府者，幾居江西、湖廣、南直隸之半。
臣竊以蘇州一府計之，以準其餘。
蘇州一府七縣，其墾田九萬六千五百六頃，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中；而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稅糧，于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内。
其科征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
” 杜宗桓《上巡撫侍郎周忱書》曰：“五季錢氏稅兩浙之田，每畝三鬥。
宋時均兩浙田，每畝一鬥。
元入中國，定天下田稅，上田每畝稅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
至于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天下田稅亦不過三升、五升，而其最下有三合、五合者。
于是天下之民鹹得其所，獨蘇、松二府之民則因賦重而流移失所者多矣。
今之糧重去處，每裡有逃去一半上下者。
請言其故。
國初籍沒土豪田租，有因為張氏義兵而籍沒者，有因虐民得罪而籍沒者。
有司不體聖心，将沒入田地，一依租額起糧，每畝四五鬥，七八鬥，至一石以上，民病自此而生。
何也？田未沒入之時，小民于土豪處還租，朝往暮回而已。
後變私租為官糧，乃于各倉送納，運涉江湖，動經歲月，有二三石納一石者，有四五石納一石者，有遇風波盜賊者，以緻累年拖欠不足。
愚按宋華亭一縣，即公江一府。
當紹熙時，秋苗止十一萬二千三百餘石；景定中，賈似道買民田以為公田，益糧一十五萬八千二百餘石。
宋末，官民田地稅糧共四十二萬二千八百餘石，量加圓斛。
元初田稅比宋尤輕，然至大德間，沒入朱清、張田後，至元間又沒入朱國珍、管明等田，一府稅糧至有八十萬石。
迨至季年，張士誠又并諸撥屬财賦府，與夫營圍、沙職、僧道、站役等田。
至洪武以來，一府稅糧共一百二十餘萬石，租既太重，民不能堪。
于是皇上憐民重困，屢降德音，将天下系官田地糧額遞減三分、二分外，松江一府稅糧尚不下一百二萬九千餘石。
愚曆觀往古，自有田稅以來，未有若是之重者也。
以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供稅不足，則賣兒鬻女；又不足，然後不得已而逃，以至田地荒蕪，錢糧年年拖欠。
向蒙恩赦，自永樂十三年至十九年，七年之間所免稅糧不下數百萬石。
永樂二十年至宣德三年，又複七年，拖欠折收輕赍亦不下數百萬石。
折收之後，兩奉诏書敕谕，自宣德七年以前，拖欠糧草鹽糧、屯種子粒、稅絲門攤課鈔，悉皆停征。
前後一十八年間，蠲免折收停征至不可算。
由此觀之，徒有重稅之名，殊無征稅之實。
願閣下轉達皇上，稽古稅法，斟酌取舍，以宜于今者而稅之，輕其重額，使民如期輸納。
此則國家有輕稅之名，又有征稅之實矣。
” 今按《宣廟實錄》：洪熙元年閏七月，廣西右布政使周幹，自蘇、常、嘉、湖等府巡視。
還言：“蘇州等處人民多有逃亡者，詢之耆老，皆雲由官府弊政困民所緻。
如吳江、昆山民田畝舊稅五升，小民佃種富室田畝，出私租一石。
後因沒入官，依私租減二鬥，是十分而取八也。
撥賜公侯、驸馬等項田，每畝舊輸租一石，後因事故還官，又如私租例盡取之。
且十分而取其八，民猶不堪，況盡取之乎？盡取則無以給私家，而必至凍餒，欲不逃亡不可得矣。
乞命所司，将沒官之田及公侯還官田租，俱照彼處官田起科，畝稅六鬥。
則田地無抛荒之患，而小民得以安生。
”下部議。
宣德五年二月癸巳，诏各處舊額官田起科不一，租糧既重，農民弗勝。
自今年為始，每田一畝，舊額納糧自一鬥至四鬥者，各減十分之二；自四鬥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各減十分之三，永為定例。
六年三月，巡撫侍郎周忱言：“松江府華亭、上海二縣，舊有官田，稅糧二萬七千九百餘石，俱是古額。
科糧太重，乞依民田起科，庶征收易完。
”上命行在戶部會官議，劾忱變亂成法，沽名要譽，請罪之。
上不七年三月庚申朔，诏但系官田地稅糧，不分古額、近額，悉依五年二月癸巳诏書減免，不許故違。
辛酉，上退朝，禦左順門，謂尚書胡氵熒曰：’朕昨以官田賦重，百姓苦之，诏減什之三，以蘇民力。
嘗聞外間有言，朝廷每下诏蠲除租賦，而戶部皆不準。
甚者文移戒約有司，有‘勿以诏書為辭’之語。
若然，則是廢格诏令，壅遏恩澤，不使下流，其咎若何！今減租之令務在必行。
《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甯。
’有子曰：‘百姓不足，尹孰與足？’卿等皆士人，豈不知此？朕昨有詩述此意，今以示卿，其念之毋忘。
”氵熒等皆頓首謝。
其詩曰：“官租頗繁重，在昔蓋有因。
而此服田者，本皆貧下民。
耕作既勞，輸納亦苦辛。
遂令衣食微，曷以贍其身？殷念恻予懷，故迹安得循？下诏減什三，行之四方均。
先王視萬姓，有右父子親。
茲惟重邦本，豈曰矜吾仁！”《英廟實錄》：正統元年閏六月丁卯，行在
嗟乎，人君欲留心民事，而創百世之規，其亦運之掌上也已。
宋林勳作《本政》之書，而陳同父以為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于一變之後，豈非知言之士哉。
○開墾荒地明初，承元末大亂之後，山東、河南多是無人之地。
洪武中，诏有能開墾者，即為己業，永不起科。
至正統中，流民聚居，诏令占籍。
景泰六年六月丙申，戶部尚書張鳳等奏：“山東、河南、北直隸并順天府無額田地，甲方開荒耕種，乙即告其不納稅糧。
若不起科，争競之塗終難杜塞。
今後但告争者，宜依本部所奏，減輕起科，則例每畝科米三升三合，每糧一石科草二束，不惟永絕争競之端，抑且少助倉禀之積。
”從之。
戶科都給事中成章等劾鳳等不守祖制，不恤民怨，帝不聽。
然自古無永不起科之地。
國初但以招徕墾民，立法之過，反以啟後日之争端，而彼此告讦，投獻王府、勳戚及西天佛子，無怪乎經界之不正，賦稅之不均也。
○蘇松二府田賦之重丘浚《大學衍義補》曰：“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
以今觀之，浙東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蘇、松、常、嘉、湖五府又居兩漸十九也。
考洪武中，天下夏稅秋糧以石計者，總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蘇州府二百八十九千餘，松江府一百二十萬九千餘，常州府五十五萬二千餘。
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為重，其糧額比天下為多。
今國家都燕，歲漕江南米四百餘萬石，以實京師。
而此五府者，幾居江西、湖廣、南直隸之半。
臣竊以蘇州一府計之，以準其餘。
蘇州一府七縣，其墾田九萬六千五百六頃，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中；而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稅糧，于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内。
其科征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
” 杜宗桓《上巡撫侍郎周忱書》曰：“五季錢氏稅兩浙之田，每畝三鬥。
宋時均兩浙田，每畝一鬥。
元入中國，定天下田稅，上田每畝稅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
至于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天下田稅亦不過三升、五升，而其最下有三合、五合者。
于是天下之民鹹得其所，獨蘇、松二府之民則因賦重而流移失所者多矣。
今之糧重去處，每裡有逃去一半上下者。
請言其故。
國初籍沒土豪田租，有因為張氏義兵而籍沒者，有因虐民得罪而籍沒者。
有司不體聖心，将沒入田地，一依租額起糧，每畝四五鬥，七八鬥，至一石以上，民病自此而生。
何也？田未沒入之時，小民于土豪處還租，朝往暮回而已。
後變私租為官糧，乃于各倉送納，運涉江湖，動經歲月，有二三石納一石者，有四五石納一石者，有遇風波盜賊者，以緻累年拖欠不足。
愚按宋華亭一縣，即公江一府。
當紹熙時，秋苗止十一萬二千三百餘石；景定中，賈似道買民田以為公田，益糧一十五萬八千二百餘石。
宋末，官民田地稅糧共四十二萬二千八百餘石，量加圓斛。
元初田稅比宋尤輕，然至大德間，沒入朱清、張田後，至元間又沒入朱國珍、管明等田，一府稅糧至有八十萬石。
迨至季年，張士誠又并諸撥屬财賦府，與夫營圍、沙職、僧道、站役等田。
至洪武以來，一府稅糧共一百二十餘萬石，租既太重，民不能堪。
于是皇上憐民重困，屢降德音，将天下系官田地糧額遞減三分、二分外，松江一府稅糧尚不下一百二萬九千餘石。
愚曆觀往古，自有田稅以來，未有若是之重者也。
以農夫蠶婦凍而織，餒而耕，供稅不足，則賣兒鬻女；又不足，然後不得已而逃，以至田地荒蕪，錢糧年年拖欠。
向蒙恩赦，自永樂十三年至十九年，七年之間所免稅糧不下數百萬石。
永樂二十年至宣德三年，又複七年，拖欠折收輕赍亦不下數百萬石。
折收之後，兩奉诏書敕谕，自宣德七年以前，拖欠糧草鹽糧、屯種子粒、稅絲門攤課鈔，悉皆停征。
前後一十八年間，蠲免折收停征至不可算。
由此觀之，徒有重稅之名，殊無征稅之實。
願閣下轉達皇上，稽古稅法，斟酌取舍，以宜于今者而稅之，輕其重額，使民如期輸納。
此則國家有輕稅之名，又有征稅之實矣。
” 今按《宣廟實錄》：洪熙元年閏七月，廣西右布政使周幹，自蘇、常、嘉、湖等府巡視。
還言：“蘇州等處人民多有逃亡者，詢之耆老，皆雲由官府弊政困民所緻。
如吳江、昆山民田畝舊稅五升，小民佃種富室田畝，出私租一石。
後因沒入官，依私租減二鬥，是十分而取八也。
撥賜公侯、驸馬等項田，每畝舊輸租一石，後因事故還官，又如私租例盡取之。
且十分而取其八，民猶不堪，況盡取之乎？盡取則無以給私家，而必至凍餒，欲不逃亡不可得矣。
乞命所司，将沒官之田及公侯還官田租，俱照彼處官田起科，畝稅六鬥。
則田地無抛荒之患，而小民得以安生。
”下部議。
宣德五年二月癸巳，诏各處舊額官田起科不一，租糧既重，農民弗勝。
自今年為始，每田一畝，舊額納糧自一鬥至四鬥者，各減十分之二；自四鬥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各減十分之三，永為定例。
六年三月，巡撫侍郎周忱言：“松江府華亭、上海二縣，舊有官田，稅糧二萬七千九百餘石，俱是古額。
科糧太重，乞依民田起科，庶征收易完。
”上命行在戶部會官議，劾忱變亂成法，沽名要譽，請罪之。
上不七年三月庚申朔，诏但系官田地稅糧，不分古額、近額，悉依五年二月癸巳诏書減免，不許故違。
辛酉，上退朝，禦左順門，謂尚書胡氵熒曰：’朕昨以官田賦重，百姓苦之，诏減什之三，以蘇民力。
嘗聞外間有言，朝廷每下诏蠲除租賦，而戶部皆不準。
甚者文移戒約有司，有‘勿以诏書為辭’之語。
若然，則是廢格诏令，壅遏恩澤，不使下流，其咎若何！今減租之令務在必行。
《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甯。
’有子曰：‘百姓不足，尹孰與足？’卿等皆士人，豈不知此？朕昨有詩述此意，今以示卿，其念之毋忘。
”氵熒等皆頓首謝。
其詩曰：“官租頗繁重，在昔蓋有因。
而此服田者，本皆貧下民。
耕作既勞，輸納亦苦辛。
遂令衣食微，曷以贍其身？殷念恻予懷，故迹安得循？下诏減什三，行之四方均。
先王視萬姓，有右父子親。
茲惟重邦本，豈曰矜吾仁！”《英廟實錄》：正統元年閏六月丁卯，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