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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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朐西十裡逢山；俗傳逢萌隐處。
史：逢萌浮海，歸隐大勞，東萊守聘不出。
又萌，都昌亭長。
墓在今營丘昌樂地。
又都昌，昌邑也，皆與臨朐遠。
史：夏東方諸侯逢伯陵居青州，舊城在郡西二十裡馬山，李于鱗所謂“龍鬥馬山之陽”是也，距逢山四十裡，逢山以伯陵，非以萌也。
鄙著無此一事。
《漢地理志》：“臨朐有逢山祠。
”則先逢萌而有此山矣，李君言是。
《左氏昭十年傳》：“逢公以登。
”注雲：“逢公，殷諸侯，居齊地者。
”《二十年傳》：“有逢伯陵因之。
”注雲：“逢伯陵，殷諸侯，姜姓。
”今李君以殷為夏，未知其何所據也。
來劄：黃冠别說勞山有吳子宮，是吳子夫差請《靈寶度人經》處。
《春秋衆吳伐齊，至艾陵。
艾陵，齊南境，令郯城，去勞六七百裡。
甚為牽合難據。
足下來讀道書，道書雲：“許放陽弟子吳猛，東昌人，入勞，請《靈寶度人經》。
吳子、吳猛，非夫差。
道家所居皆曰宮，不僅候也。
此道家荒唐之說，不足辯。
《萊州府志》：“傳疑”一條雲：“春秋時，吳王夫差登勞山，得《靈寶度人經》。
”今欲去其年代，而改為吳猛，庸愈乎？按《晉書》，“吳猛，豫章人。
”晉時亦未有東昌之名也。
來劄：泰山無字碑非始皇，乃漢武時物，别史：“始皇移徂徕石，命李斯篆文，如琅邢、之罘碑。
因阻暴風雨，大怒罷。
”此可信者，漢武何故立無字碑？未敢以足下言為是。
鄙著《日知錄》，有《考泰山無字碑》一事，曰：嶽頂無字碑，世傳為秦始皇立。
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書，高不過四五尺，而銘文并二世诏書鹹具，不當又立此大碑也。
考之宋以前，亦無此說。
因取《史記》反複讀之，知為漢武帝所立也。
《史記秦始皇本紀》雲：“上泰山，立石封詞祀。
”其下雲：“刻所立石。
”是秦石有文字之證，今李斯碑是也。
《封禅書》雲：“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
上遂東巡海上，四月，還至奉高，上泰山封。
”而不言刻石，是漢石無文字之證，今碑是也。
《援漢書祭把志》亦雲：“上東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巅。
”然則此無字碑明為漢武帝所立，而後之不讀史者誤以為秦耳。
又曰：始皇刻石之處凡六，《史記》書之甚明。
于鄒峄山則上雲“立石”，下雲“刻石頌秦德”；于泰山，則上雲“立石”，下雲“刻所立石”；于之呆，則二十八年雲“立石”，二十九年雲“刻石”；于琅邪，則雲“立石刻頌秦德”；于會稽，則雲“立石刻頌秦德”，無不先言立，後言刻者。
惟于蠍石，則雲“刻碣石門”，門自是石，不須立也。
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
使秦皇别立此石，秦史焉得不紀？使漢武有文刻石，漢史又安敢不靈乎？ 李君似未見仆此論，不知其所謂别史者何書：将考千載以上之事，乃不征《史記》而征别史乎？古人立石以表其功德，元不必有字，今曰以風雨之阻，大怒罷之。
且如《水經注》：“孔子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
”此又何所怒而不刻也？又始皇之刻，李斯之文，其錄于《史記》而立之山者，固至今存矣。
罷其一，不罷其一，此又何解也？史言下山風雨暴至，在立石之後，刻石之前；今曰阻此而罷刻石，似以上山之日即刻石之時，又謬矣。
又曰“篆文如琅邪、之罘碑”，琅邪在本年封泰山之後，之罘在二十九年，天下有今年行事而比來年之例者乎？史言立石，不言碑，而碑之為制始于王莽，則見于劉熙《釋名》之書可考。
今以後人之名碑也而名之，抑又謬矣。
是其所引别史，不過二十馀字，而謬妄已有數端。
又考《山東通志》曰：“上有石表巍然，俗雲秦無字碑。
”此志作于嘉靖中，曰“俗者”，言其不出于古書之傳也。
又從而文之，無乃為前人所笑乎？ 來劄：俗以丈人為泰山。
唐明皇封禅，張說婿韋晤扈駕，以說婿，增三級。
後帝忘其故，問群臣。
伶官黃幡綽曰：“泰山之力也。
”困以丈人為泰山。
不知春秋時已有丈人峰，孔子遇文人榮啟期處也。
未敢以足下言為是。
此俚俗之言，亦不足辯。
乃謂春秋時有丈人峰，其何所據？《列子》：“孔子遊于泰山，見榮啟期行乎成阝之野。
”無“丈人”字。
夫紀載之文各有所本，今欲實此峰之名，即添一“丈人”字；欲移吳門于曲阜，即去一“阊”字。
用心之不平如此，而謂天下遂無讀《列子》、《論衡》二書之人哉？ 來劄：大公封營丘，地澤鹵，人民寡，固上古封建各有其國，未便奪其地，遂就其隙封之，非不置太公于上遊也。
古史萬國，商三千，周千八百，當伐纣時，不知其如何變置，殷都朝歌，千裡内不免改王畿為候國；周都鎬京，千裡内不免改侯國為王畿。
澗水東、瀍水西皆諸侯，營洛後能各守其地乎？王以東方諸候附纣者衆，故封大公以彈壓耳。
足下乃過信《貨殖傳》，未敢以足下為是。
鄙著《經解中》一事曰：舜都蒲坂，而封象于道州鼻亭，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誠為可疑。
如《孟子》所論“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來，何以不在中原近畿之地，而置之三千餘裡之外邪？蓋上古諸侯之封萬國，其時中原之地必無閑土可以封故也。
又考大公之于周，其功亦大矣，而僅封營丘。
營丘在今昌樂、濰二縣界，史言其地澙鹵，人民寡。
而《盂子》言其儉于百裡，又萊夷逼處，而與之争國。
且五世反葬于周，而地之相去二千餘裡。
夫尊為尚父，親為後父，功為元臣，而封止于此，豈非中原之地無閑土，故至薄姑氏之滅，而後乃封大公邪？或曰：禹封在陽翟，稷封在武功，何與？二臣者有安天下之大功，舜固不得以介弟而先之也，故象之封于遠，聖人之不得已也。
《漢書》曰：“齊地，虛、危之分野也。
少吳之世有爽鸠氏，虞夏時有季崱，湯時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為諸侯，國此地。
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為大公。
而《史記》以大公為武王所封。
當武王之時，而大公至國修政，人民多歸齊，為大國矣。
考《左氏傳》管仲之對楚子，展喜之對齊侯，并言成王，不言武王。
而鄭康成注《檀弓》，謂大公受封，留為大師，死葬于周。
又《金滕》之書有二公，則大公在周之明證。
二說未知孰是。
李君變置彈壓之論，恐亦是以後世之事而測量古人也。
初刻自序 炎武所著《日知錄》，因友人多欲鈔寫，患不能給，遂于上章閹茂之歲刻此八卷。
曆今六七年，老而益進，始悔向日學之不博，見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而其書已行于世，不可掩。
漸次增改，得二十餘卷，欲更刻之，而猶未敢自以為定，故先以舊本質之同志。
蓋天下之理無窮，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達，故昔日之得不足以為矜，後日之成不容以自限。
若其所欲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則有不盡于是刻者，須絕筆之後，藏之名山，以待撫世宰物者之求。
其無以是刻之陋而棄之，則幸甚！ 又與人書十 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于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
所鑄之錢既已粗惡，而又将古人傳世之寶舂剉碎散，不存于後，豈不兩失之乎？承問《日知錄》又成幾卷，蓋期之以廢銅；而某自别來一載，早夜誦讀，反複尋究，僅得十餘條，然庶幾采山之銅也。
又與人書二十五 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
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
某自五十以後，笃志經史。
其于音學，深有所得，今為五書，以續三百篇以來久絕之傳。
而别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
有王者起，将以見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為今人道也。
向時所傳刻本，乃其緒餘耳。
又與潘次耕書 《日知錄》再待十年，如不及年，此“年”字如“不複年”之年。
則以臨終絕筆為定。
彼時自有受之者，而非可預期也。
又與楊雪臣書 向者《日知錄》之刻，謬承許可。
比來學業稍進，亦多刊改，意在撥亂滌污，法古用夏，啟多聞于來學，待一治于後王。
自信其書之必傳，而未敢以示人也。
又與友人論門人書 所著《日知錄》三十餘卷，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
惟多寫數本以贻之同好，庶不為惡其害已者之所去。
而有王者起，得以酌焉，其亦可以畢區區之願矣。
史：逢萌浮海，歸隐大勞，東萊守聘不出。
又萌，都昌亭長。
墓在今營丘昌樂地。
又都昌，昌邑也，皆與臨朐遠。
史：夏東方諸侯逢伯陵居青州，舊城在郡西二十裡馬山，李于鱗所謂“龍鬥馬山之陽”是也，距逢山四十裡，逢山以伯陵，非以萌也。
鄙著無此一事。
《漢地理志》：“臨朐有逢山祠。
”則先逢萌而有此山矣，李君言是。
《左氏昭十年傳》：“逢公以登。
”注雲：“逢公，殷諸侯，居齊地者。
”《二十年傳》：“有逢伯陵因之。
”注雲：“逢伯陵，殷諸侯，姜姓。
”今李君以殷為夏，未知其何所據也。
來劄：黃冠别說勞山有吳子宮，是吳子夫差請《靈寶度人經》處。
《春秋衆吳伐齊，至艾陵。
艾陵，齊南境，令郯城，去勞六七百裡。
甚為牽合難據。
足下來讀道書，道書雲：“許放陽弟子吳猛，東昌人，入勞，請《靈寶度人經》。
吳子、吳猛，非夫差。
道家所居皆曰宮，不僅候也。
此道家荒唐之說，不足辯。
《萊州府志》：“傳疑”一條雲：“春秋時，吳王夫差登勞山，得《靈寶度人經》。
”今欲去其年代，而改為吳猛，庸愈乎？按《晉書》，“吳猛，豫章人。
”晉時亦未有東昌之名也。
來劄：泰山無字碑非始皇，乃漢武時物，别史：“始皇移徂徕石，命李斯篆文，如琅邢、之罘碑。
因阻暴風雨，大怒罷。
”此可信者，漢武何故立無字碑？未敢以足下言為是。
鄙著《日知錄》，有《考泰山無字碑》一事，曰：嶽頂無字碑，世傳為秦始皇立。
按秦碑在玉女池上，李斯篆書，高不過四五尺，而銘文并二世诏書鹹具，不當又立此大碑也。
考之宋以前，亦無此說。
因取《史記》反複讀之，知為漢武帝所立也。
《史記秦始皇本紀》雲：“上泰山，立石封詞祀。
”其下雲：“刻所立石。
”是秦石有文字之證，今李斯碑是也。
《封禅書》雲：“東上泰山，泰山之草木葉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
上遂東巡海上，四月，還至奉高，上泰山封。
”而不言刻石，是漢石無文字之證，今碑是也。
《援漢書祭把志》亦雲：“上東上泰山，乃上石，立之泰山巅。
”然則此無字碑明為漢武帝所立，而後之不讀史者誤以為秦耳。
又曰：始皇刻石之處凡六，《史記》書之甚明。
于鄒峄山則上雲“立石”，下雲“刻石頌秦德”；于泰山，則上雲“立石”，下雲“刻所立石”；于之呆，則二十八年雲“立石”，二十九年雲“刻石”；于琅邪，則雲“立石刻頌秦德”；于會稽，則雲“立石刻頌秦德”，無不先言立，後言刻者。
惟于蠍石，則雲“刻碣石門”，門自是石，不須立也。
古人作史，文字之密如此。
使秦皇别立此石，秦史焉得不紀？使漢武有文刻石，漢史又安敢不靈乎？ 李君似未見仆此論，不知其所謂别史者何書：将考千載以上之事，乃不征《史記》而征别史乎？古人立石以表其功德，元不必有字，今曰以風雨之阻，大怒罷之。
且如《水經注》：“孔子廟，漢魏以來列七碑，二碑無字。
”此又何所怒而不刻也？又始皇之刻，李斯之文，其錄于《史記》而立之山者，固至今存矣。
罷其一，不罷其一，此又何解也？史言下山風雨暴至，在立石之後，刻石之前；今曰阻此而罷刻石，似以上山之日即刻石之時，又謬矣。
又曰“篆文如琅邪、之罘碑”，琅邪在本年封泰山之後，之罘在二十九年，天下有今年行事而比來年之例者乎？史言立石，不言碑，而碑之為制始于王莽，則見于劉熙《釋名》之書可考。
今以後人之名碑也而名之，抑又謬矣。
是其所引别史，不過二十馀字，而謬妄已有數端。
又考《山東通志》曰：“上有石表巍然，俗雲秦無字碑。
”此志作于嘉靖中，曰“俗者”，言其不出于古書之傳也。
又從而文之，無乃為前人所笑乎？ 來劄：俗以丈人為泰山。
唐明皇封禅，張說婿韋晤扈駕，以說婿，增三級。
後帝忘其故，問群臣。
伶官黃幡綽曰：“泰山之力也。
”困以丈人為泰山。
不知春秋時已有丈人峰，孔子遇文人榮啟期處也。
未敢以足下言為是。
此俚俗之言，亦不足辯。
乃謂春秋時有丈人峰，其何所據？《列子》：“孔子遊于泰山，見榮啟期行乎成阝之野。
”無“丈人”字。
夫紀載之文各有所本，今欲實此峰之名，即添一“丈人”字；欲移吳門于曲阜，即去一“阊”字。
用心之不平如此，而謂天下遂無讀《列子》、《論衡》二書之人哉？ 來劄：大公封營丘，地澤鹵，人民寡，固上古封建各有其國，未便奪其地，遂就其隙封之，非不置太公于上遊也。
古史萬國，商三千，周千八百，當伐纣時，不知其如何變置，殷都朝歌，千裡内不免改王畿為候國；周都鎬京，千裡内不免改侯國為王畿。
澗水東、瀍水西皆諸侯，營洛後能各守其地乎？王以東方諸候附纣者衆，故封大公以彈壓耳。
足下乃過信《貨殖傳》，未敢以足下為是。
鄙著《經解中》一事曰：舜都蒲坂，而封象于道州鼻亭，在三苗以南荒服之地，誠為可疑。
如《孟子》所論“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又且欲其源源而來，何以不在中原近畿之地，而置之三千餘裡之外邪？蓋上古諸侯之封萬國，其時中原之地必無閑土可以封故也。
又考大公之于周，其功亦大矣，而僅封營丘。
營丘在今昌樂、濰二縣界，史言其地澙鹵，人民寡。
而《盂子》言其儉于百裡，又萊夷逼處，而與之争國。
且五世反葬于周，而地之相去二千餘裡。
夫尊為尚父，親為後父，功為元臣，而封止于此，豈非中原之地無閑土，故至薄姑氏之滅，而後乃封大公邪？或曰：禹封在陽翟，稷封在武功，何與？二臣者有安天下之大功，舜固不得以介弟而先之也，故象之封于遠，聖人之不得已也。
《漢書》曰：“齊地，虛、危之分野也。
少吳之世有爽鸠氏，虞夏時有季崱，湯時有逢公柏陵，殷末有薄姑氏，皆為諸侯，國此地。
至周成王時，薄姑氏與四國共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是為大公。
而《史記》以大公為武王所封。
當武王之時，而大公至國修政，人民多歸齊，為大國矣。
考《左氏傳》管仲之對楚子，展喜之對齊侯，并言成王，不言武王。
而鄭康成注《檀弓》，謂大公受封，留為大師，死葬于周。
又《金滕》之書有二公，則大公在周之明證。
二說未知孰是。
李君變置彈壓之論，恐亦是以後世之事而測量古人也。
初刻自序 炎武所著《日知錄》，因友人多欲鈔寫，患不能給，遂于上章閹茂之歲刻此八卷。
曆今六七年，老而益進，始悔向日學之不博，見之不卓，其中疏漏往往而有，而其書已行于世，不可掩。
漸次增改，得二十餘卷，欲更刻之，而猶未敢自以為定，故先以舊本質之同志。
蓋天下之理無窮，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達，故昔日之得不足以為矜，後日之成不容以自限。
若其所欲明學術，正人心，撥亂世，以興太平之事，則有不盡于是刻者，須絕筆之後，藏之名山，以待撫世宰物者之求。
其無以是刻之陋而棄之，則幸甚！ 又與人書十 嘗謂今人纂輯之書，正如今人之鑄錢：古人采銅于山；今人則買舊錢，名之曰廢銅，以充鑄而已。
所鑄之錢既已粗惡，而又将古人傳世之寶舂剉碎散，不存于後，豈不兩失之乎？承問《日知錄》又成幾卷，蓋期之以廢銅；而某自别來一載，早夜誦讀，反複尋究，僅得十餘條，然庶幾采山之銅也。
又與人書二十五 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
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
某自五十以後，笃志經史。
其于音學，深有所得，今為五書，以續三百篇以來久絕之傳。
而别著《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共三十餘卷。
有王者起，将以見諸行事，以跻斯世于治古之隆，而未敢為今人道也。
向時所傳刻本，乃其緒餘耳。
又與潘次耕書 《日知錄》再待十年，如不及年，此“年”字如“不複年”之年。
則以臨終絕筆為定。
彼時自有受之者，而非可預期也。
又與楊雪臣書 向者《日知錄》之刻，謬承許可。
比來學業稍進，亦多刊改，意在撥亂滌污，法古用夏，啟多聞于來學，待一治于後王。
自信其書之必傳，而未敢以示人也。
又與友人論門人書 所著《日知錄》三十餘卷，平生之志與業皆在其中。
惟多寫數本以贻之同好，庶不為惡其害已者之所去。
而有王者起，得以酌焉，其亦可以畢區區之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