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籍解題及其讀法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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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飲冰室書跋 陳慶笙《地名韻語》 《皇朝直省地名韻語》,新會陳慶笙先生所作也。

    書自順天府尹以下,十八行省府州廳縣皆編成四言,系以韻語。

    慶笙先生歸道山,餘獲遺稿,同人索觀傳鈔,不足應之,乃議付剞劂。

    而原書于東三省及新疆、台灣,編次皆阙。

    番禺韓君雲台,續而纂之,複附各省都會及道裡遠近于卷末。

    既成,遂椠諸闆,公之天下。

    癸巳十月刻竟,飲冰主人記。

     葉鞠裳《語石》 前清乾嘉以降,金石之學特盛。

    其派别亦三四:王蘭泉、孫淵如輩,廣搜碑目,考存佚源流,此一派也。

    錢竹汀、阮芸台輩專事考釋,以補翼經史,此又一派也。

    翁覃谿、包慎伯輩,特詳書勢,此又一派也。

    近人有颛校存碑之字畫石痕,别拓本之古近者,亦一派也。

    其不講書勢,專論碑版屬文義例者,亦一派也。

    此書專博不及諸家,而頗萃諸家之成,獨出己意,有近世科學之精神,可以名世矣。

    戊午正月二十七日購得,窮一日之力讀竟記。

     《巢經巢詩鈔》 鄭子尹詩,時流所極宗尚,範伯子、陳散原皆其傳衣,吾求之十年不得。

    茲本乃趙堯生所刻,癸醜入都,印數十以诒朋輩之好鄭詩者,此其一焉。

    時流鹹稱子尹詩為能自辟門戶,有清作者舉莫及。

    以餘觀之,吾鄉黎二樵之俦匹耳。

    立格選辭,有獨到處,惜意境狹。

     《高青丘集》 明有高青丘,略可比唐之陳子昂。

    惜後此何、李輩,力薄不堪負荷,故盛唐之盛,遂不可見,抑亦運會升降然耶?此本為二樵先生舊藏,有二樵手批數十則,良可珍秘。

    中間曾歸陶子正,同年邵學吾得之黃晦聞節許,時甲寅三月也。

    越四年戊午正月,校讀一過記之。

     康長素《法國革命史論》 此南海先生《歐洲十一國遊記》之一節也。

    以其論聳切懇摯,足以為病狂熱者之藥,故錄諸報中。

    全論凡三萬餘言,其最博深切明者,為末段論法國不得不革命之原因;而推求我國現在果有此原因與否,此俟續出各号乃能次第錄及焉。

    而右所錄諸段,其于法國破壞後不能建設之因果,固已若指諸掌矣。

    鄙人所以兢兢焉不敢附和激烈派之破壞論者,亦正以此故。

    本報前諸号,夫既屢言之矣,而論者或為之說曰:建設之目的良,則破壞之現象亦良,建設之目的惡,則破壞之現象亦惡。

    據此以推論中國曆史上革命之陳迹,謂颠覆政府,乃其破壞之手段,而帝制自為,則其建設之目的。

    革命之生内亂,非手段使然,而目的使然。

    于是得一結論焉,謂中國今後之革命,苟使為共和制而無君位之可争,則颠覆政府之後,革命家必不緻相争,争奪不生,則内亂必不作雲雲。

    其言自以為甚辯,不知此乃不許人反诘之一面的供詞而已。

    吾則還問諸彼,法國大革命時代,其革命黨所倡設之目的,良耶否耶?此彼輩所日日讴歌屍祝者也;其破壞之現象,惡耶否耶?彼輩雖有長舌,殆不能舉曆史上之事實而抹煞之也。

    夫當時法國諸黨,其非若我國曆朝鼎革之交諸豪傑之争為帝王,抑章章矣,而何以更疊相屠無一存者?禍且視争帝者倍蓰焉,豈不以群衆相集,其利害萬不能從同?況以一國之大,品彙萬殊,有緣所處之地位而利害絕相反者,不必貴族與平民也,即貧者與富者,乃至此省人與彼省人皆有之,不可悉舉。

    有緣學問見識之懸絕,同此一事,其利害本非相反,而此認為利彼則認為害者。

    此最普通而最可畏,讀者當平心察勘之。

    故意見無論如何,總不免于沖突,萬事付之衆議,則其沖突之程度愈甚。

    而在平時之沖突,則固有之法律及慣習,恒足以制裁之。

    若在秩序新破壞之時,慣習蕩然,舊法律全喪其效力,而新法律未立,即立矣而民未習,效力無自而強。

    于斯時也,沖突之起,非借腕力無從解決之。

    質言之,則能殺人者勝,見殺于人者敗而已。

    故欲實行其意見者,非假腕力末由,相屠之禍,所由不能免也。

    然此猶指彼實心公益無一毫自私自利之心者言耳。

    若夫其中有緣托美名以營其私者,又不在此論。

    夫當破壞時代,嘯聚種種社會,其不能無此輩廁于其間,則豈待問矣!故法國大革命之惡結果,乃事所必至,理所固然,非不幸而偶遇之也。

    謂建設之目的良,則破壞之現象必良者,其何以自解于此?論者又謂誠使今後之中國革命,盡力于民黨之調和而避其軋轹,則恐怖時代,可以不複見雲雲。

    此語抑誰不能言者,然天下事非言之難而實行之難,法之狄郎的士黨,即此文之及倫的黨也。

    吾前譯皆通用此名,故今仍之。

    抑何嘗不絞心血以求調和,而功卒不獲就者,豈非吾所謂學問識見之懸絕,與夫假美名以營其私者必廁乎其間,而終無有調和之道耶?中國人與法國人,同為人類之普通性,豈其于此而獨能免之?善夫!此文之言曰:破壞猶縱火也,不戢将自焚也。

    縱火之始,所焚者僅欲在此;而大風忽乘之,則将倒焚,無能自主。

    又曰:謬意縱火,豈能定大風從何方來耶?吾願世之狂奔于感情者,勿易其言以禍國家也。

     淵實君譯《中國詩樂之變遷與戲曲之關系》 上文承著者寄稿,自雲從東文譯出,惟未言原著者為誰氏。

    以餘讀之,殆譯者十之七八,而譯者所自附意見,亦十之二三也。

    其中所言沿革變遷及其動機,皆深衷事實,推見本原,誠可稱我國文學史上一傑構。

    惟其結論有清一代詩樂衰息之故,而專歸咎于異族之篡國,則竊以為未免偏至之論也。

    夫元之與清,其地位正同,元代法網之密,未見其不如清代,而戲曲反極盛于彼時,是知其原因别有所在。

    此不足為原因,即為原因,亦不過其小部分之原因,而非全部分之原因,且非重要部分之原因明矣。

    然則其原因究安在?自唐代以詩賦取士,宋初沿襲之。

    至王荊公代以經義,然旋興旋廢。

    宋熙甯四年,始罷詞賦,專用經義取士,凡十五年,至元祐元年複詞賦與經義并行。

    紹聖元年,複罷詞賦專用經義,凡三十五年。

    建炎二年,又兼用經賦,自是終宋之世。

    及元遂以詞曲承之,榮途所在,士趨若鹜,故元曲之發達,非直空前,且絕後焉。

    清承明舊,專用八股,八股之為物,其性質與詩樂最不能相容,是此學所以衰落之原因一也。

    宋代程、朱之學,正衣冠,尊瞻視,以堅苦刻厲,絕欲節性為教,名雖為儒,而實兼采墨、道,吾嘗謂宋儒之說理雜儒佛,其制行雜儒墨。

    故墨學非樂之精,于不知不覺間,相緣而起。

    樂者樂也,苦行主義與行樂主義,正相反對。

    然宋學在當時,政府指為僞學而禁之,其勢力之在社會者不甚大,逮元代而益微。

    及夫前明數百年間,朝廷以是為獎勵,士夫以是為風尚,其浸潤人心者已久。

    清代學術,雖生反動而學風已成,士夫與樂劇分途,不相雜廁,俨為一種之社會制裁力,莫之敢犯,是此學所以衰落之原因二也。

    與宋學代興者,為考證箋注之學,而其學幹燥無味,與樂劇适成反比例,高才之士,皆趨甲途,則乙途自無複問津者,是此學所以衰落之原因三也。

    宋元明以來,皆有所謂官伎者,而閥閱之家,又鹹自蓄聲伎,文人學士,莫不有焉,宋明時,文學家雖寒士,亦蓄聲伎,見于記載者甚多,不可枚舉。

    及本朝則自雍正七年,改教坊之名,除樂戶之籍,無複所謂官伎,而私家自蓄樂戶,且為令甲所禁,士夫之文采風流者,僅能為“目的詩”,至若“耳的詩”雖欲從事,其道末由,而音樂一科,遂全委諸俗伶之手,是此學所以衰落之原因四也。

    綜此諸原因,故其退化之程度,每下愈況。

    然樂也者,人情所不能免,人道所不能廢也。

    士夫不主持焉,則移風易俗之大權,遂為市井無賴所握。

    故今後言社會改良者,則雅樂俗劇兩方面,其不可偏廢也。

     景祐《六壬神定經》二卷 宋楊維德奉敕撰。

    《通志·藝文略》、《宋史·藝文志》俱著錄,卷首有宋仁宗禦制序。

    據志維德所撰,向有遁甲七曜太一諸書,蓋皆奉敕撰也。

    仁宗号稱英主,乃迷信此等術士之言,蓋宋諸帝通習矣。

    然術數一科,在漢時已為七略之一,其源甚古,觀此亦可存古術之一斑也。

    戊午六月。

     《天問閣集》三卷存二卷,其下卷存一條 明李長祥撰。

    長祥四川達州人,崇祯十六年進士,國變後屢思仗義規複,事監國魯王,官至兵部左侍郎,《明史》無傳,其事迹見全祖望所為行狀。

    祖望稱此書丙戌以後作,杭人張南漪得之吳市書肆中雲。

    蓋修《明史》時所未見也。

    卷上為《甲申廷臣傳》、《新樂劉文炳傳》二篇,卷中有傳十篇,皆紀當時死難諸賢,多足補史編之缺。

    《廷臣傳》之末,有論一篇,論思陵失國之由,于廷臣略無恕詞,雖黃道周、劉宗周亦有微辭,所見殊多獨到處,而獨屢袒楊嗣昌、陳新甲,頗與時論異。

    謝山謂其不免愛憎之見,不知其果爾耶?抑時論有門戶,不足憑信也?謝山謂其于文不稱作家,然《新樂侯》一傳,法度森然,生氣遠出。

    吾于明人之文,乃罕見其比。

    戊午六月讀竟記。

     《西藏考》一卷 不著撰人名氏,趙之謙謂雍正初身至其地者,随筆記錄之冊也。

    中紀裡程頗詳核,所錄《唐盟碑》全文,尤可寶。

    《唐盟碑》殆我國與他國為國際上平等條約,傳世最古者。

    戊午六月。

     《讀史舉正》八卷 清張熷撰。

    熷浙江仁和人,字曦亮,号南漪,全謝山為之墓志銘,述其行誼,在卷端。

    此書蓋讀史考據之劄記,體例與錢竹汀之《考異》、王西莊之《商榷》略同,雖瑣碎亦有極精到者。

    戊午六月。

     孫與人《弟子職注》一卷 清孫同元撰。

    同元字與人,浙江仁和人。

    《弟子職》古代本别行,《漢志》列于孝經類,今惟附《管子》以傳耳。

    清代王元啟曾為單行注,同元此注晚出,糾正王注者頗多。

    同元為孫淵如門人,其學笃守漢師家法也。

    戊午六月。

     《馀生錄》一卷 明張茂滋撰。

    茂滋為福建巡撫張肯堂之孫。

    肯堂号鲵淵,國變後,死守翁洲,謀光複,不克死之。

    阖門從殉者二十七人,遺命茂滋毋死,以保宗嗣。

    茂滋出走,瀕于九死,而鲵淵門生故吏,及一時好義之士,百計脫之。

    事定後,茂滋記其崖略為此書。

    晚明忠義之盛,亘古所無,讀此亦使人興起也。

    戊午六月。

     楊星吾《留真譜》 楊君遊日本,獲見其國秘府及故家所藏唐宋以來寫椠古籍,依原書格式,景刊其首葉,殘本則景其所殘之葉,小本或全景之,如禦注《孝經》其有序跋藏記者并景之。

    凡經部二冊九十二種,小學一冊五十二種,史部一冊四十七種,子部二冊七十五種,醫部二冊六十八種,集部二冊七十五種,佛部一冊十九種,雜部一冊二種,都四百三十種。

    陳百鼎而各獻一脔,亦足餍味也已矣。

    楊君收藏稱當代第一,其遺籍今在國務院,非久恐為大力者負之以趨,惜不複見續編也。

    戊午六月初六日。

     成容若《渌水亭雜識》 容若小詞,直追李主。

    其刻《通志堂九經解》,為經學家津逮。

    此書為随手劄記之作。

    其紀地勝摭史實,多有佳趣;偶評政俗人物,見地亦超絕;詩文評益精到,蓋有所自得也。

    卷末論釋老,可謂明通。

    其言曰一家人相聚,隻說得一家話,自許英傑,不自知孤陋也,可謂僧儒辟異端者當頭一棒。

    翩翩一濁世公子,有此器識,且出自滿洲,豈不異哉!使永其年,恐清儒皆須讓此君出一頭地也。

    戊午八月,病中讀竟記。

     萬季野《庚申君遺事》 庚申君者,元順帝也。

    相傳實為宋末帝■之子,語似不經。

    季野先生此書,采《元史·順帝紀》、《虞集傳》及權衡之《庚申外史》、餘應之《讀庚申诏詩》、袁忠徹《苻台集》之《庚申君遺事》、葉盛《水東日記》之《瀛國公遺事》及何喬新、程敏政、黃訓所紀載,凡十二則,謹加考證。

    知末帝入元,封瀛國公,時年實六歲,其生庚申君時,實五十歲。

    元之明宗,奪瀛國妻,庚申遂為明宗子。

    然明宗自言此非己子,元廷君臣,蓋共知之。

    且其遺像不肖元諸帝,而肖宋諸帝,則其為趙氏一塊肉,益無可疑。

    讀季野自為書後兩篇,蓋鐵案如山矣。

    呂嬴牛馬之事,前史屢懸疑案。

    然天道冥漠,實有莫為莫緻者,不得徑指為遺民快心之談也。

    清聖祖與海甯陳氏一公案,頗與此類,惜清代文網密,私家著述可為左證者少,後雖有季野,恐亦等于杞宋之無征也已。

    戊午八月六日,病榻讀一過記此。

     《南宋六陵遺事》 胡元妖僧楊琏真伽發掘南宋六陵事,為前史未聞之慘劇。

    世多知唐珏、林景熙兩義士掩護之功,而當時主持而先後者,尚大有人在,王修竹也,謝翺也,羅銳也,各有事焉。

    此書備采諸家記載,會通而證疏之,可謂發潛闡幽也已。

    戊午八月六日。

     浙江書局覆畢校本《呂氏春秋》 《呂氏春秋》,實類書之祖。

    後世《藝文類聚》、《太平禦覽》、《永樂大典》等,其編纂之方法及體裁,皆本于此。

    唐宋明存書今佚者,多賴諸類書見其崖略;先秦學說今亡者,多賴此書存其梗概,此亦陽翟大賈之善居奇貨也已。

     《呂氏春秋》次序,《史記·呂不韋傳》、《十二諸侯年表》,皆雲八覽六論十二紀,《太史公自序》又雲:“不韋遷蜀,世傳《呂覽》。

    ”蓋始于八覽,故亦以覽名其書也。

    今本以十二紀居覽論之前,恐非原次。

    季冬紀之末篇,曰序意篇,首維秦八年歲在涒灘雲雲,叙述著書之由,實全書總叙也。

    古書總叙,皆系全書之末,益可證紀本在覽論之後也。

    戊午八月病中點讀一過。

     《慎子》(四部叢刊本) 此書全是明人掇拾諸書所赝造。

    其中如《孟子》“魯欲使慎子為将軍”,其非慎到本甚明,竟牽入之。

    《戰國策》楚襄王之傳慎子,亦未即到也。

    《莊子·天下篇》,稱慎到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其人必為古代一苦行頭陀,安有爾許喋喋耶?守山閣輯本,是否原書已可疑,苟此本者,更不足道矣。

    外篇摭拾《列子》、《呂覽》、《檀弓》等尤可笑。

    缪氏寶此燕石甚矣,曲士不可以語于學也。

    庚申除夕。

     梁忠璇《經繹》 吾宗忠璇公鬥輝,著《經繹》九卷,胡石青得之坊肆以歸餘。

    謹案《縣志》:公花橋亭人,明萬曆二十五年舉人,以榷監羅織下诏獄五年,與馮應京等四十餘人,獄中講學不倦,著《經世實用》、《黃河議》、《薦辟人物考》、《馬政書》、《任官考》、《十三經繹》,皆獄中稿也。

    後遇赦,以天啟二年任湖廣通城縣教谕,擢國子監學正,遷太平府同知,執法不撓,稱鐵面江防。

    以事去官,卒年九十。

    據本書李序,則公之下獄,實由上書争弊政,故以此罹逆罹忌也。

    書似刻于太平,故發刻人姓氏,多太平僚友。

    此書不脫明人譚經窠臼,自是時代使然,惟公之大節醇德,藉此以傳一二,則吾子孫所宜永寶耳。

     本書自序雲:“萬曆壬寅孟冬識于北寺。

    ”壬寅為萬曆三十年,距今三百十九年前也。

    辛酉三月三十日。

     楊仁山《闡教篇》 石始佛教本純倡自力,淨土一門,像季後起,接引凡機,龍樹所以有易行品之作也。

    我國淨宗,已嫌他力氣味太重,滋生流弊,日本真宗之撥無聖道,失之益遠矣。

    居士茲作,可謂洞中症結。

    今國中自托淨門者日多,而自力日替此編甯宜久閟耶?十年五月十五日。

     陳蘭甫校本《夢溪筆談》 民國三年在廣州得舊書數十種,此其一焉。

    頃偶翻讀,書中有校識若幹條,圈點若幹處,其識語一望而辨為東塾先生遺墨,緻足寶也。

    十年十一月。

    廷燦謹案:此書無藏印。

    陶福祥刻本附校字記,其中有雲,據東塾校本改。

    所校之字皆與是書相同,然則中間曾藏愛廬耶? 《曲江集》 《曲江集》最有研究價值者,為卷八至卷十二所與邊将蕃國之敕書。

    若能細加考證,定有許多關于民族史之良資料。

    癸亥上元。

     《劉蛻集》 言之無物,務尖險,晚唐之極敝也。

    妄自尊大,彌資匿笑耳。

    癸亥上元。

     元和惠氏舊藏明萬曆本《路史》 羅長源《路史》,取司馬子長所謂搢紳先生難言者而言之,嗜博而荒之譏,信所不免。

    然其比類鈎索之勤,不可誣也。

    其國名紀之一部,條貫綿密,實史界創作;且其時《古本竹書紀年》及皇甫士安輩所著書,皆未亡佚,其所取材者,多今日所不及睹,故可寶也。

    此本為元和惠氏舊藏,每冊鹹有定宇先生名字小印,全部圈點,且有手批一百六十餘條,校補文字十餘處,雖未署名,觀其考證之精審,與書法之樸茂,則為定宇手澤無疑也。

    手批有朱墨兩種,墨筆亦十餘條異書勢者,惠家累代傳經,或其父子祖孫所經讀耶?得此如捧手與二百年前大師晤對,欣幸何極!癸亥二月十五日。

     第一冊目錄下有稽瑞樓小印,知嘗歸常熟陳氏。

    續檢《稽瑞樓書目》,雲《路史》二十四冊,惠半農閱本,然則批點又出定宇前矣。

    今此本正二十四冊,則襯紙亦惠氏之舊也。

    半農先生提學廣東,吾粵人知有漢學,實先生導之。

    吾家有半農手書立軸,當與此書同寶也。

    二月十六日再跋。

     《易馀籥錄》二十卷 書為理堂著《易》學三書時,旁涉他學,随手劄記之作,言《易》者反甚希也。

    吾未精讀,偶翻卷四論聲系,卷十七論曲劇各條,已覺多妙谛。

    癸亥三月。

     汪容甫《舊學蓄疑》一卷 分子史評詩雜錄四門,著随時劄記以作著述資料者。

    各條下間附劉文淇、成蓉鏡及其子喜孫案語。

    尤有題萱齡者,其姓待考。

    癸亥三月。

     阮文達撰《焦理堂傳》 此傳于理堂《易》學所闡發略盡。

    其最缺憾者,則于史學不置一詞也。

     集中上伊汀州、姚秋農兩書,深得治史症結,其識不在謝山下,是不宜簡置也。

    理堂于義理之學,其見地亦不在東原戴氏下,此傳所發未盡。

    又,《劇說》一書,亦理堂絕學之一,不當并書名而不叙也。

    癸亥三月,啟超記于翠微山之奇觚廬。

     陳蘭甫《聲律通考》 先生有《複曹葛民書》,叙述著此書之甘苦。

    末雲:“古人雲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今則無名山可藏,雖有門人數輩,皆為經生,不解音樂,欲傳其人而不知誰屬也。

    象州鄭小谷見此書,歎曰,有用之書也,君著此書辛苦,我讀此書亦辛苦。

    嗟乎,辛苦著書,吾所樂也,有辛苦讀之者,吾願足矣,若其有用,則吾不及見矣,其在數十年後乎?”啟超夙不治此學,雖欲辛苦讀之而不能也,顧深信言古樂未能逾先生書者。

    今國中沿海,西樂學者,既漸有其人,行且返而求諸吾國所固有,則舍先生奚以哉?所謂緻用在數十年後者,其懸記決不虛矣。

    先生複鄭小谷書,又言考聲律時,購求陳旸《樂書》不得,可見寒士治學之難,難如彼而所成如此,先生益過人遠矣。

    癸亥三月二十五日。

     陳蘭甫《切韻考》 《東塾集》四《與趙子韶書》雲:“仆考切韻,無一字漏略,蓋專門之學,必須如此;但恐有武斷處,如段茂堂之于《說文》耳。

    仆為此甚辛苦,若有疏誤,亦猶亭林先生之古韻,後人因而加密可耳。

    ”讀此可見先生著述之閱曆甘苦。

    惟書中即據《廣韻》為陸法言《切韻》,蓋由《切韻》久佚,先生不獲見也。

    光緒末,《切韻》殘卷發見于敦煌石室,其本今有巴黎圖書館王靜安影寫印布。

    據稱《廣韻》部目及其次序,皆與陸韻不同,然則先生所謂此書以明陸氏之學者,其果為陸學與否,尚俟商榷也。

    吾于茲學未嘗用力,不敢有所論列,記之以俟将來。

    癸亥三月。

     陳子砺《勝朝粵東遺民錄》 東莞陳子砺編修伯陶撰。

    子砺在晚清,仕至江蘇提學使,鼎革後不複出,賃庑九龍,自号九龍真逸,書成于民國四年乙卯。

    勝朝指前明,子砺為清遺民,宣統猶在,不忍亡清,故目明曰勝朝。

    晚明風節之盛冠前史,而浙中及吾粵節士又冠他省,浙士得全謝山表章,誦芬不衰,而粵顧暗然,繼今以往,且曶沒矣,子砺悉心鈎考于方志佚集中得二百九十餘人,以縣為次,自其行誼以至著述目錄,靡不具載,搜采至博而斷制至嚴,可謂良史矣。

    末附陳文忠、張文烈、陳忠愍三行狀,忠愍狀為獨漉撰,文烈狀為屈翁山撰,文忠狀失撰人名氏,三狀之辭,皆多為《明史》所不具者,文烈狀尤瑰特,能傳其人。

    癸亥臘不盡十日記。

     吾二十六七年前,習與子砺遊。

    見其人溫溫若無所試,于帖括外亦不甚治他學,未嘗敬之也,不意其晚節皭然不滓如此。

    且盡力鄉邦文獻,巋然不愧古作者之林,不讀此書,幾失吾友矣。

    又識。

     戴南山《孑遺錄》 《孑遺錄》以桐城一縣被賊始末為骨幹,而晚明流寇全部形勢,乃至明之所以亡者具見焉;而又未嘗離桐而有枝溢之辭,可謂極史家技術之能,無怪其毅然以明史自任而竊比遷、固也。

    所志不遂而陷大僇,以子長蠶室校之,豈所謂九淵之下尚有天衢者耶?癸亥臘不盡十日。

     《憶書》六卷 《焦理堂遺稿》,趙叔跋而刻之,書中皆瑣碎劄記,内關于理堂本身傳記資料者不少。

    其餘關于當時社會風習,亦有可看者。

    癸亥十二月。

     南陵徐氏覆小宛堂景宋本《玉台新詠》 總集之選,貴有範圍,否則既失諸泛濫,又失諸挂漏,《隋志》總集百四十七部,今存者《文選》及《玉台新詠》而已。

    《文心雕龍》亦入總集實不當也。

    然《文選》之于詩,去取殊不當人意。

    《新詠》為孝穆承梁簡文意旨所編,目的在專提倡一種詩風,即所謂言情绮靡之作是也。

    其風格固卑卑不足道,其甄錄古人之作,尤不免強彼以就我。

    雖然,能成一家言,欲觀六代哀豔之作及其淵源所自,必于是焉。

    故雖漏略而不為病,且如魏武帝謝康樂詩一首不錄,阮詩僅錄二首,陶詩僅錄一首,然而不能議其隘陋者,彼所宗不在是,譬諸刻桷之匠,則楩楠豫章之合抱者無所用之也。

    故吾于此二選,甯右孝穆而左昭明,右其善志流别而已。

    趙氏小宛堂本,據宋刻審校,汰其羼續積餘重刻,更并雠諸本,附以劄記,蓋人間最善本矣。

    屬當草韻文史辄點讀一過,記所感焉。

    甲子十一月二日。

     王荊公選唐詩 茲選在初唐無王、楊、盧、駱,初盛之際,無陳射洪、張曲江,盛唐無李、杜及摩诘,中唐無韓、柳、元、白及東野,晚唐無長吉、義山、牧之、飛卿,而荊公自序言,欲知唐詩,觀此已足者,謂欲知此諸家以外之唐詩耳。

    不選大家,亦選家之一法,或此法竟是荊公所創也。

    《全唐詩話》亦無李杜。

    然荊公别裁甚精,凡所選諸家,皆能盡撷其菁華,吾侪終以其不選大家,不得見其去取為憾耳。

    書在乾道間,倪跋已恫其淪沒,清初宋牧仲得之,喜詫不自勝,委丘迩求重刻,今不及三百年,人間傳本又稀如星鳳矣。

    此為丘氏偉蕭草堂初印精本,可寶也。

    甲子十二月十一日。

     《谷音》 《谷音》二卷,宋遺民杜本所輯,宋元間節士幽人之遺什也。

    《四庫提要》著錄,粵雅堂有刻本,蓋據毛氏汲古閣本。

    茲編無毛跋,殆明人手鈔在子晉前者,但訛誤字不少。

     此編諸詩皆氣象俊偉,風遒道上,極可賞,各人小傳亦大佳。

     阮仲嘉《瀛舟筆談》 《瀛舟筆談》十二卷,儀征阮仲嘉亨所著,用以紀述其伯兄文達公元事業學術文章行誼家世交遊者。

    文達于嘉慶四年撫浙,十二年奉代入觐,旋移督吾粵。

    其在浙也,于節署之後園,葺屋三楹,榜曰瀛舟,故仲嘉以名其書焉,其所記亦以文達去浙之年為斷。

    卷一至卷三,記文達平海賊蔡牽事,卷一總叙始末,卷二卷三用日記體,頗多有益之史料。

    卷四卷五,記文達治浙其他政績。

    卷六記文達先德及其夫人事。

    卷七記文達重要著作,及其與當時諸經師之交誼。

    卷八卷九卷十,記文達與師友倡和之詩,及當時文界雜事。

    卷十一錄文達所著四庫未收書目提要。

    卷十二記積古齋中金石。

    仲嘉以文達為之兄,又師事焦理堂,故其學富于常識,亦頗有别裁,此書實一種别體之年譜。

    以子弟記其父兄,故纖悉周備,惜所記有年限,文達在粵之遺聞逸事,吾侪所最欲知者,不可得見也。

    書中記其他掌故,亦多有關系,如顧亭林嘗更名圭年,謝蘊山曾輯《史籍考》,(與畢秋帆似不相謀)談階平曾著《疇人傳》,(文達似未見其書)皆他書所未見也。

    甲子十二月二十七日夜,榻上浏覽,翌晨記之。

     題《洪範疏證》 古書中真僞及年代問題,以《尚書》為最糾紛難理。

    東晉晚出僞古文公案,曆宋明至清中葉,始完全解決。

    漢代今古文之争,迄清末尚未衷一是,而西漢以來公認為最可信之二十八篇,其編制之年代,亦次第發生疑問。

    最初為《金縢》,次則《堯典》、《禹貢》,皆在學者分别讨論中。

    《洪範》問題之提出,則自劉君子植此文始。

    劉君推定《洪範》為戰國末年作品,其最強之證據,如“皇”字之用例,如“聖肅謀哲乂”五名之襲用《詩·小旻》,如“無偏無黨”數語,墨子引作周詩,如東陽耕真之葉韻,與三百篇不相應,凡此皆經科學方法研究之結果,令反駁者極難容喙。

    其餘諸條,亦多妙解,亟宜公表之,以供學者之論難也。

    十六年十二月十日梁啟超記。

     跋劉子植《好大王碑考釋》 高句骊廣開士好大王紀功碑,立于晉安帝義熙十年,原文千八百字,在關内漢晉石刻中,文字多至如此者已不概見。

    若包含史料之豐富,則更無足與比者。

    晚清光宣以還,學者始稍稍重視而董理之,陸存齋、鄭叔問、楊星吾、羅叔韫、劉翰怡諸君,各有校釋或跋記,法人沙畹親至碑下,實測其所在地及高寬度數等,于是此碑年代地點形制皆确定,異文之可讀者亦什得八九矣。

    顧此碑所以為重于學術界者,在其史迹,而碑中所舉山水城邑部族之名稱逾百,實史迹之骨幹,非考知其今所在地及其與中外史傳所記述名稱之異同沿革,則尚論史迹無下手處,惜前賢舉未暇及此也。

    門人永嘉劉節字子植,承其鄉先輩孫氏父子、黃氏父子之學風,善能以核持博,在清華研究院兩年,所業益大進,此篇則其今夏畢業成績,得此而好大王碑之價值增重于疇昔者乃倍蓰矣。

    夫治史夙以明地理為難,而地理之在藩屬四裔者為尤難——舊史所載,什九非由躬曆,展轉傳述,已多影響訛謬,加以舌人重譯,音變實繁,時代嬗移,異稱踵出,其同地異名、同名異地者比比皆是,未經梳理,棼如亂絲,鈎甲稽乙,動辄違迕,自昔讀四裔史傳者,未有不以此為大苦也。

    子植所持術,在應用近代學者所發明之音變原則,而以極忠實之态度,準據地望,融通諸史異文,以求其是,例如挹婁之遞變為沃沮、夫租、夫馀、玄蒐乃至由沃沮遞變為烏稽、渥集、窩集,又别變為勿吉、靺鞨,以今日中土語讀之,若甚相遠,然細按聲變之則,持源以治其委,則其展轉異名之由來,一一可指也。

    子植又善能發見大共名以适用之于專别名——如奄利為大水,其異稱有淹、掩■、施掩、淹滞、盬、鹽難、鴨綠等,後乃成為鴨綠一大江之專名。

    如忽本為城邑,其異稱有忽、卒本、率賓、恤品乃至纥升骨、喙評等。

    通此一語,則本國舊傳及東史所記載涉類此諸文者皆可解也。

    子植所以能爬羅極複雜棼亂之地理名稱,使之若網在綱者,其操術大略如此。

    至如今平壤之外别有古平壤,而《括地志》所稱高句骊都平壤城即漢樂浪郡王險城者,并非今之平壤,如韓與實為一族,《逸周書》注之寒穢,即碑文之韓穢,如非靺鞨,東史所記漢魏晉間靺鞨強盛者,以碑文反證,皆乖事實,諸如此類,創見非一。

    自嘉定錢氏、青浦王氏盛倡以碑補史,以碑正史之論,學者頗矻矻緻力,然内地諸碑志,其碑主什九非曆史上重要人物,其文雖偶有可補史阙,或是正史之訛誤者,率皆末節,不足為輕重于學術界。

    晚近四裔碑版頗出,若吐蕃會盟,若阙特勤,及此好大王者,皆以一石為一種族興替唯一之史料,而治之較難,從事者卒少。

    子植之于此碑,雖未敢謂已盡發其秘,然循此塗以邁進,則金石證史之理想,庶着着可以實現矣。

    餘既未專治此碑,于東史常識且極貧乏,愧不能有以補子植所未及,或匡其舛訛。

    喜此篇之成,能為金石學界開一新路,故略述其用力及得力處跋之如右。

    戊辰孟秋新會梁啟超。

     跋程正伯《書舟詞》 程垓正伯《書舟詞》一卷,《直齋書錄解題》著錄,毛氏汲古閣有刻本,《四庫全書》采之。

    楊升庵《詞品》雲:“程正伯,東坡中表之戚,故盛以詞名,獨尤尚書以為正伯之文過于詞。

    ”毛子晉跋所刻《書舟詞》亦雲:“正伯與子瞻,中表兄弟也,故集中多混蘇作。

    ”清代官書皆沿此說,故《曆代詩馀》附錄詞話及詞人姓氏,皆置諸北宋蘇門四學士之間。

    《四庫提要》以列《山谷詞》後,《小山詞》前,然《直齋書錄》所序次,則後于稼軒,而先于白石,不以廁北宋作者之林也。

    朱氏《詞綜》同。

    餘讀正伯詞,愛其俊宕,其中确有學蘇而神似者。

    然通觀全集,終覺不似北宋人語。

    又怪正伯既東坡戚畹,集中詞逾百首,何以無一與元祐諸賢唱和之作,諸賢詩文詞集亦無一及之?又王灼《碧雞漫志》于北宋詞人評骘殆遍,尤推重蘇門諸子,何以亦無一語及正伯?又集中詞題屢稱臨安,不稱杭州,則諸詞作于南宋無疑。

     縱謂東坡中表幼弟可以南渡後尚生存,亦太牽強矣。

    記王文诰《蘇詩總案》,于東坡母黨諸程考證綦詳,檢之确無名垓字正伯者,于是益大疑。

    及細讀本集卷首所載紹熙甲寅王稱序雲:“程正伯以詩詞名,鄉之人所知也,獨尚書尤公以為不然,曰正伯之文過于詩詞,今鄉人有欲刻正伯歌詞,求餘書其首,餘以此告之,且為言正伯方為當塗諸公以制舉論薦,使正伯惟以詞名世,豈不小哉……”玩其語氣,是王稱作序時正伯尚存,且甫被論薦,則正伯乃紹熙間人,上距東坡百餘年矣。

    嗣偶翻《渭南文集》卷三十一見有《跋程正伯所藏山谷帖》一條,文雲:“此卷不應攜在長安逆旅中,亦非貴人席帽金絡馬傳呼入省時所觀,程子他日幅巾筇杖渡青衣江,相羊喚魚潭瑞草橋清泉翠樾之間,與山中人共小巢龍鶴菜飯,掃石置風爐煮蒙頂紫茁,然後出此卷共讀乃稱耳。

    ”案文,明是正伯攜卷在臨安逆旅中請題者,則正伯與尤延之、陸放翁同時,其決非東坡中表,益信而有征矣。

    詞人姓氏及提要皆謂正伯眉山人,今考集中有“不知家在錦江頭”,“且是芙蓉城下水,還送歸舟”等語,則為蜀人無疑,是否眉山,尚待考也。

    楊升庵喜造故實以炫博,偶見正伯與坡公母黨同姓,遂信口指為中表,其述尤尚書語亦不過襲王序耳。

    後人以其以蜀人談蜀事,遂不複置疑,不知為所欺也。

    子晉跋謂“其詞多混蘇作,今悉删正”。

    今據鈔本吳文恪百家詞校之,阕數悉同毛刻,所謂删正者又不知何指也?正伯不失為宋詞一名家,其年代若錯誤,則尚論南北宋詞風者滋迷惑,故不辭詳辨之如右。

     跋四卷本《稼軒詞》 《文獻通考》著錄《稼軒詞》四卷,《宋史·藝文志》同。

    而引《直齋書錄解題》注其下雲:“信州本十二卷,視長沙本為多。

    ”或誤以為此四卷者即長沙本,實則直齋所著錄乃長沙本,隻一卷耳,十二卷之信州本,宋刻無傳。

    黃荛夫舊藏之元大德間廣信書院本,今歸聊城楊氏,而王半塘四印齋據以翻雕者,即彼本也。

    可見《稼軒詞》在宋有三刻,一為長沙一卷本,二為信州十二卷本,三即四卷本。

    明清以來,傳世者惟信州本,毛刻六十一家詞亦四卷,實乃割裂信州本以求合《通考》之卷數,毛氏常态如此,不足深怪。

    而使讀者或疑毛王二刻不同源,而毛刻即《通考》與《宋志》之舊,則大不可也。

    近武進陶氏景印宋元本詞集,中有《稼軒詞》甲乙丙三集,其編次與毛王本全别,文字亦多異同。

    餘讀之頗感興趣。

    顧頗怪其何以卷數畸零,與前籍所著錄者悉無合也。

    嗣從直隸圖書館假得明吳文恪讷所輯《唐宋名賢百家詞》,其《稼軒集》正采此本,而丁集赫然在焉,乃拍案叫絕,知馬貴與所見四卷本固未絕于人間也。

    甲集卷首有淳熙戊申正月元日門人範開序,稱:“開久從公遊,暇日裒集冥搜,才逾百首,皆親得于公者,以近時流布于海内者率多赝本,吾為此懼,故不敢獨閟,将以祛傳者之惑焉。

    ”範開貫曆無考,然信州本有贈送酬和範先之詞十首,而此本幾先之皆作廓之,蓋一人而有兩字。

    開與先與廓義皆相屬,疑即是人,誠從公遊最久矣。

    戊申為淳熙十五年,稼軒四十九歲,知甲集所載皆四十八歲以前作,稼軒年壽雖難确考,但六十八歲尚存,則集中有明證,乙丙丁三集所收,則戊申後十餘年間作也。

    其是否并出範開裒錄抑他人續輯,下文當更論之。

    此本最大特色,在含有編年意味,蓋信州本以同調名之調彙錄一處,長調在先,短調在後,少作晚作,無從甄辨,此本閱數年編集一次,雖每首作年難一一确指,然某集所收為某時期作品,可略推見。

    考稼軒以二十九歲通判建康府,三十一歲知滁州,三十五歲提點江西刑獄,三十七歲知江陵府,三十八歲移帥隆興(江西)僅三月被召内用,旋出為湖北轉運副使,四十歲移湖南,尋知潭州兼湖南安撫,四十二三歲之間轉知隆興府兼江西安撫,五十間(?)以言者落職,久之主管沖佑觀,五十二歲起福建提點刑獄,旋知福州兼福建安撫,五十四被召還行在,五十六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