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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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學何學也？談心說性，初不切于實際，而其徒自視甚高。
世之言學問者，苟其所言，與理學家小有出入，則理學家必斥為俗學，與之斤斤争辯。
其所争者，不過毫厘之微，而其徒視之，不翅丘山之重。
此果何義哉？果其别有所見欤？抑實無所有，而姑枵然以自大也？ 随事應付，常人本自能之。
哲學家所以異于常人者，乃在每一問題，必追究到底，而不肯作就事論事之語。
此義前已言之。
理學亦一種哲學也。
故理學之異于尋常學問者，在于徹底。
（以一種學問與尋常人較，則尋常人之所言，恒不徹底，而學問家之所言，恒較徹底；以尋常學問與哲學較，則尋常學問之所言，恒不徹底，而哲學家之所言，恒較徹底。
故以尋常人與言學問者較，猶以尋常學問與哲學較也）徹底即追究到底之謂也。
理學家就宇宙間事物，追究到底，而得其不易之則焉，即其所謂理也。
此理也，自理學家言之：則亘古今而不變，通世界而無二。
大之至于書契所不能紀，巧曆所不能窮，而莫之能外；小之至于耳目所不能聽睹，心思所不能想象，而亦不能不由。
天下事由之則是，背之則非。
一切學問議論，與此合者，看似迂曲，實甚迳捷；看似背謬，實極得當。
而不然者，則皆似是而非；由之雖可得近功，而隐禍實已伏于其後者也。
是則所謂俗學也已（理學家曰：言天理而不能用諸人事，是謂虛無，是為異學。
言人事而不本之于天理，是為粗淺，是為俗學）。
職是故，理學家之行事，不求其有近功，而必求其根底上無絲毫破綻。
所以貴王賤霸者以此。
以一身論，亦必反諸己而無絲毫之慊，而後可以即安。
否則雖功蓋天下，澤被生民，猶為襲取，猶為僥幸也。
（理學家所以不肯輕出身任天下事者，有二義：（一）己不正，必不能善事。
朱子謂“多隻要求濟事。
不知自身不立，事決不能成。
自心若有一毫私意未盡，皆足敗事”是也。
（二）則論至精微處，天下至當不易之理，如幾何學之隻有一點。
此一點稍偏即不是，即必有後禍。
而有心為善，即已偏而與此點離矣。
鄒聚所曰：“今人要做忠臣的，隻倚着在忠上，便不中了。
為此驚世駭俗之事，便不庸了。
自聖人看，還是索隐行怪。
”理學家之精神，專注于内，事事求其至當不易，故覺得出身任事之時甚難）理學家之見解如此，其言，自不能不與尋常人大異。
尋常人目為迂曲、為背謬，彼正忻然而笑，以世人為未足與議也。
理學家之議論，自理論言之，周亦無以為難。
然天下事理，至無窮也。
凡事必從根柢上做起，不容絲毫苟且，固是一理。
然必先撐持目前，根柢上事，乃可徐圖，亦是一理。
（如謂産當公不當私，豈非正論。
然專将目前社會破壞，共産之蕲望，豈遂得達？欲求共産，有時或轉不得不扶翼私産矣。
世界大同，豈非美事？然欲跻世界于大同，必先自強其國。
若效徐偃、宋襄之為，轉足為世界和平之累也）以一人言之，必自己所學，十分到家，乃可出而任事。
又必事事照吾主張做去，不容有絲毫委曲，乃得免于枉尺直尋之诮，而其事亦無後災。
固是一理。
然如此，則天下将永無可為之日，而吾身亦永無出而任事之時。
以天下為己任者，正不容如此其拘。
亦是一理。
由前之說，則理學家之所以自處；由後之說，則非理學者之所以難理學家也。
宋時所謂浙學者即如此。
浙學分永嘉、永康二派。
永嘉一派，道源于薛艮齋，而大成于葉正則。
與宋時所謂理學者，根本立異。
永康一派，道源于呂東萊，變化于其弟子約及陳同甫。
其所争者，則以理學家所謂天理，範圍太隘，而欲擴而充之也。
今略述其說如下。
薛艮齋問學于袁道潔，袁道潔問學于二程，故永嘉之學，亦出伊洛。
艮齋好言禮樂兵農，而學始稍變。
陳君舉繼之，宗旨亦與艮齋同。
然不過講求實務，期見諸施行而已（君舉頗主《周官》，謂不能以王安石故，因噎廢食）。
于伊洛宗旨，未嘗顯有異同也。
至葉水心出，而其說大變。
水心之意，以為聖人之言，必務平實。
凡幽深玄遠者，皆非聖人之言。
理學巨子，當推周、張、二程，其哲理皆出于《易》。
故水心于《易》，力加排斥。
謂惟《彖》、《象》系孔子作，《十翼》不足信。
而後儒講誦，于此獨多。
魏晉而後，既與老莊并行，号為孔老。
佛說入中國，亦附會《十翼》，于是儒釋又并稱。
使儒與釋老相雜者，皆《十翼》為之。
世之好言《十翼》者，皆援儒以入釋老者也。
有範巽之者（名育，邠州三水人），受業于橫渠，而其序《正蒙》，謂其以“六經所未載，聖人所不言者，與浮屠老子辯，實為寇盜設郛郭，助之捍禦。
”水心深然其說。
謂浮屠之道非吾道，學者援《大傳》“天地缊”、“通晝夜之道而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思“誠之不可掩”，孟子“大而化，聖而不可知”，而曰：吾所有之道固若是，實陽儒
世之言學問者，苟其所言，與理學家小有出入，則理學家必斥為俗學，與之斤斤争辯。
其所争者，不過毫厘之微，而其徒視之，不翅丘山之重。
此果何義哉？果其别有所見欤？抑實無所有，而姑枵然以自大也？ 随事應付，常人本自能之。
哲學家所以異于常人者，乃在每一問題，必追究到底，而不肯作就事論事之語。
此義前已言之。
理學亦一種哲學也。
故理學之異于尋常學問者，在于徹底。
（以一種學問與尋常人較，則尋常人之所言，恒不徹底，而學問家之所言，恒較徹底；以尋常學問與哲學較，則尋常學問之所言，恒不徹底，而哲學家之所言，恒較徹底。
故以尋常人與言學問者較，猶以尋常學問與哲學較也）徹底即追究到底之謂也。
理學家就宇宙間事物，追究到底，而得其不易之則焉，即其所謂理也。
此理也，自理學家言之：則亘古今而不變，通世界而無二。
大之至于書契所不能紀，巧曆所不能窮，而莫之能外；小之至于耳目所不能聽睹，心思所不能想象，而亦不能不由。
天下事由之則是，背之則非。
一切學問議論，與此合者，看似迂曲，實甚迳捷；看似背謬，實極得當。
而不然者，則皆似是而非；由之雖可得近功，而隐禍實已伏于其後者也。
是則所謂俗學也已（理學家曰：言天理而不能用諸人事，是謂虛無，是為異學。
言人事而不本之于天理，是為粗淺，是為俗學）。
職是故，理學家之行事，不求其有近功，而必求其根底上無絲毫破綻。
所以貴王賤霸者以此。
以一身論，亦必反諸己而無絲毫之慊，而後可以即安。
否則雖功蓋天下，澤被生民，猶為襲取，猶為僥幸也。
（理學家所以不肯輕出身任天下事者，有二義：（一）己不正，必不能善事。
朱子謂“多隻要求濟事。
不知自身不立，事決不能成。
自心若有一毫私意未盡，皆足敗事”是也。
（二）則論至精微處，天下至當不易之理，如幾何學之隻有一點。
此一點稍偏即不是，即必有後禍。
而有心為善，即已偏而與此點離矣。
鄒聚所曰：“今人要做忠臣的，隻倚着在忠上，便不中了。
為此驚世駭俗之事，便不庸了。
自聖人看，還是索隐行怪。
”理學家之精神，專注于内，事事求其至當不易，故覺得出身任事之時甚難）理學家之見解如此，其言，自不能不與尋常人大異。
尋常人目為迂曲、為背謬，彼正忻然而笑，以世人為未足與議也。
理學家之議論，自理論言之，周亦無以為難。
然天下事理，至無窮也。
凡事必從根柢上做起，不容絲毫苟且，固是一理。
然必先撐持目前，根柢上事，乃可徐圖，亦是一理。
（如謂産當公不當私，豈非正論。
然專将目前社會破壞，共産之蕲望，豈遂得達？欲求共産，有時或轉不得不扶翼私産矣。
世界大同，豈非美事？然欲跻世界于大同，必先自強其國。
若效徐偃、宋襄之為，轉足為世界和平之累也）以一人言之，必自己所學，十分到家，乃可出而任事。
又必事事照吾主張做去，不容有絲毫委曲，乃得免于枉尺直尋之诮，而其事亦無後災。
固是一理。
然如此，則天下将永無可為之日，而吾身亦永無出而任事之時。
以天下為己任者，正不容如此其拘。
亦是一理。
由前之說，則理學家之所以自處；由後之說，則非理學者之所以難理學家也。
宋時所謂浙學者即如此。
浙學分永嘉、永康二派。
永嘉一派，道源于薛艮齋，而大成于葉正則。
與宋時所謂理學者，根本立異。
永康一派，道源于呂東萊，變化于其弟子約及陳同甫。
其所争者，則以理學家所謂天理，範圍太隘，而欲擴而充之也。
今略述其說如下。
薛艮齋問學于袁道潔，袁道潔問學于二程，故永嘉之學，亦出伊洛。
艮齋好言禮樂兵農，而學始稍變。
陳君舉繼之，宗旨亦與艮齋同。
然不過講求實務，期見諸施行而已（君舉頗主《周官》，謂不能以王安石故，因噎廢食）。
于伊洛宗旨，未嘗顯有異同也。
至葉水心出，而其說大變。
水心之意，以為聖人之言，必務平實。
凡幽深玄遠者，皆非聖人之言。
理學巨子，當推周、張、二程，其哲理皆出于《易》。
故水心于《易》，力加排斥。
謂惟《彖》、《象》系孔子作，《十翼》不足信。
而後儒講誦，于此獨多。
魏晉而後，既與老莊并行，号為孔老。
佛說入中國，亦附會《十翼》，于是儒釋又并稱。
使儒與釋老相雜者，皆《十翼》為之。
世之好言《十翼》者，皆援儒以入釋老者也。
有範巽之者（名育，邠州三水人），受業于橫渠，而其序《正蒙》，謂其以“六經所未載，聖人所不言者，與浮屠老子辯，實為寇盜設郛郭，助之捍禦。
”水心深然其說。
謂浮屠之道非吾道，學者援《大傳》“天地缊”、“通晝夜之道而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思“誠之不可掩”，孟子“大而化，聖而不可知”，而曰：吾所有之道固若是，實陽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