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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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果失其真，論其本事何益？今《公羊》固非全不及事，特本為解經，故其述事但取足以說明經意而止耳。
然則弟子固非不知本事，安有所謂空言說經者，而有待于左丘明之論乎？故“左氏不傳春秋”，說實至确。
唯《公》、《谷》述事，既僅取足以解經，語焉不詳。
生當今日，而欲知《春秋》之本事，則《左氏》誠勝于二傳。
此則不徒以經作史讀者，不可不究心；即欲求《春秋》之義者，本事亦不可昧，《左氏》固仍必讀之書也）。
傳必釋經，儒家通義，故漢儒治此者，鄭衆、賈逵、服虔、許惠卿等，皆引《公》、《谷》之例以釋之。
至杜預，乃自立體例，謂“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
經之條貫，必出于《傳》；《傳》之義例，總歸于凡”。
于是《左氏》一書，始離《公》、《谷》而獨立矣。
今學說六經，皆以為孔子之制作，古學家乃推諸周公。
杜預以“凡五十為周公垂法，史書舊章，仲尼從而明之。
其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乃為孔子變例”。
而六經出周公之說，益完密矣。
杜預亦古學之功臣也。
釋例一書，已散入疏中，仍别有單行之本。
此可考見杜氏一家之學耳。
不獨非《春秋》義，即漢儒治《左氏》者，亦不如此也。
欲考杜以前《左氏》注，可看洪亮吉《春秋左傳诂》、李贻德《賈服注輯述》兩書。
《左氏》之專用杜義，亦唐定《正義》後始然。
前此主賈、服諸家者，與杜相攻頗甚；劉炫規過，尤為有名。
今之《孔疏》，往往襲劉炫規過之詞，轉以申杜。
劉文淇《曰疏考證》，将今疏中襲用舊疏者，一一考出，頗足考見《孔疏》以前之舊疏也。
《左氏》一書，本隻可作史讀。
故杜氏治此，即于史事極詳。
《釋例》而外，又有《世族譜盟會圖》、《長曆》，以考年月事迹世系。
後儒治此，亦多注重史事，其中最便考索者，當推馬骕《左傳事緯》、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兩書。
《事緯》系紀事本末體，讀《左氏》時參檢之，可助貫串。
《大事表》一書，将全書事迹分門别類，悉列為表，若網在綱，有條不紊，尤必須一讀。
不獨有裨于《左》，兼可取其法以讀他書耳。
唯以《左氏》作史讀，亦有不可不知者兩端：（一）則《左氏》記事，多不可信。
前人論者已多，無待贅述。
（二）則《左氏》記事，亦有須參證《公》、《谷》，乃能明白者。
《公》、《谷》述事，本為解經，故其所述，但取足說明經義而止，前已言之。
《左氏》則不然，故其記事之詳，十倍《公》、《谷》，且皆較為可信。
如邲之戰：據《公羊》，楚莊王幾于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而據《左氏》，則先以和诳晉，繼乃乘夜襲之，實不免于谲詐。
《公羊》之說，蓋雜以解經者之主觀矣。
然《左氏》雲：“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旋，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
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
”當交戰之時，而教敵人以遁逃，以緻反為所笑，殊不近情。
故有訓“惎”為“毒”，以“惎之”斷句者。
然如此，則晉人“顧曰”之語，不可解矣。
必知《公羊》“還師以佚晉寇”之說，乃知莊王此役，雖蓄謀以敗晉軍，而初不主于殺戮；故其下得教敵人以遁逃。
然則“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之語，蓋亦見莊王之寬大。
杜注謂譏晉師多而其将師不能用，殆非也。
此則非兼考《公羊》，不能明史事之真，并不能明《左氏》者矣。
舉此一事，餘可類推。
世之不信《公羊》者，每謂其不近情理；其實言《春秋》而不知《公羊》之條例，其事乃真不近情理。
即如《春秋》所記，諸侯盟會，前半皆寥寥數國，愈後而其國愈多。
若撥棄《公羊》之義，即作為史事讀，豈《春秋》諸國，其初皆不相往來者乎？ 宋人之治《春秋》，别為一派。
其端實啟于唐之啖助、趙匡。
二人始于“三傳”皆不置信，而自以意求之經文。
啖、趙皆未嘗著書。
其弟子陸淳，著《春秋集傳纂例》、《春秋微旨》，皆祖述啖、趙之說。
宋儒之不守“三傳”，亦與啖、趙同；而其用意則又各異。
宋儒所著之書，以孫複之《春秋尊王發微》、胡安國之《春秋傳》為最著。
孫書專主尊攘，蓋亦北宋時勢始然。
《胡傳》本經筵進講之書，時值南宋高宗，故尤發揮大複仇之義，欲激其君以進取；意有所主，不專于說經也。
明初頒諸經于儒學，皆取宋人之注；以胡氏學出程氏，遂取其書。
學者乃并“三傳”而稱為“四傳”焉。
宋人講《春秋》者，多近空談；既未必得經之意，于史事亦鮮所裨益。
非研究宋學者，可以不必措意。
然則弟子固非不知本事，安有所謂空言說經者，而有待于左丘明之論乎？故“左氏不傳春秋”，說實至确。
唯《公》、《谷》述事，既僅取足以解經，語焉不詳。
生當今日，而欲知《春秋》之本事，則《左氏》誠勝于二傳。
此則不徒以經作史讀者，不可不究心；即欲求《春秋》之義者，本事亦不可昧，《左氏》固仍必讀之書也）。
傳必釋經，儒家通義，故漢儒治此者，鄭衆、賈逵、服虔、許惠卿等，皆引《公》、《谷》之例以釋之。
至杜預，乃自立體例，謂“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
經之條貫，必出于《傳》；《傳》之義例，總歸于凡”。
于是《左氏》一書，始離《公》、《谷》而獨立矣。
今學說六經，皆以為孔子之制作，古學家乃推諸周公。
杜預以“凡五十為周公垂法，史書舊章，仲尼從而明之。
其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乃為孔子變例”。
而六經出周公之說，益完密矣。
杜預亦古學之功臣也。
釋例一書，已散入疏中，仍别有單行之本。
此可考見杜氏一家之學耳。
不獨非《春秋》義，即漢儒治《左氏》者，亦不如此也。
欲考杜以前《左氏》注，可看洪亮吉《春秋左傳诂》、李贻德《賈服注輯述》兩書。
《左氏》之專用杜義，亦唐定《正義》後始然。
前此主賈、服諸家者，與杜相攻頗甚；劉炫規過，尤為有名。
今之《孔疏》，往往襲劉炫規過之詞，轉以申杜。
劉文淇《曰疏考證》，将今疏中襲用舊疏者，一一考出，頗足考見《孔疏》以前之舊疏也。
《左氏》一書，本隻可作史讀。
故杜氏治此，即于史事極詳。
《釋例》而外，又有《世族譜盟會圖》、《長曆》，以考年月事迹世系。
後儒治此，亦多注重史事，其中最便考索者，當推馬骕《左傳事緯》、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兩書。
《事緯》系紀事本末體，讀《左氏》時參檢之，可助貫串。
《大事表》一書，将全書事迹分門别類，悉列為表，若網在綱，有條不紊，尤必須一讀。
不獨有裨于《左》，兼可取其法以讀他書耳。
唯以《左氏》作史讀，亦有不可不知者兩端：（一）則《左氏》記事，多不可信。
前人論者已多，無待贅述。
（二）則《左氏》記事，亦有須參證《公》、《谷》，乃能明白者。
《公》、《谷》述事，本為解經，故其所述，但取足說明經義而止，前已言之。
《左氏》則不然，故其記事之詳，十倍《公》、《谷》，且皆較為可信。
如邲之戰：據《公羊》，楚莊王幾于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而據《左氏》，則先以和诳晉，繼乃乘夜襲之，實不免于谲詐。
《公羊》之說，蓋雜以解經者之主觀矣。
然《左氏》雲：“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惎之脫扃少進，馬旋，又惎之拔旆投衡，乃出。
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
”當交戰之時，而教敵人以遁逃，以緻反為所笑，殊不近情。
故有訓“惎”為“毒”，以“惎之”斷句者。
然如此，則晉人“顧曰”之語，不可解矣。
必知《公羊》“還師以佚晉寇”之說，乃知莊王此役，雖蓄謀以敗晉軍，而初不主于殺戮；故其下得教敵人以遁逃。
然則“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之語，蓋亦見莊王之寬大。
杜注謂譏晉師多而其将師不能用，殆非也。
此則非兼考《公羊》，不能明史事之真，并不能明《左氏》者矣。
舉此一事，餘可類推。
世之不信《公羊》者，每謂其不近情理；其實言《春秋》而不知《公羊》之條例，其事乃真不近情理。
即如《春秋》所記，諸侯盟會，前半皆寥寥數國，愈後而其國愈多。
若撥棄《公羊》之義，即作為史事讀，豈《春秋》諸國，其初皆不相往來者乎？ 宋人之治《春秋》，别為一派。
其端實啟于唐之啖助、趙匡。
二人始于“三傳”皆不置信，而自以意求之經文。
啖、趙皆未嘗著書。
其弟子陸淳，著《春秋集傳纂例》、《春秋微旨》，皆祖述啖、趙之說。
宋儒之不守“三傳”，亦與啖、趙同；而其用意則又各異。
宋儒所著之書，以孫複之《春秋尊王發微》、胡安國之《春秋傳》為最著。
孫書專主尊攘，蓋亦北宋時勢始然。
《胡傳》本經筵進講之書，時值南宋高宗，故尤發揮大複仇之義，欲激其君以進取；意有所主，不專于說經也。
明初頒諸經于儒學，皆取宋人之注；以胡氏學出程氏，遂取其書。
學者乃并“三傳”而稱為“四傳”焉。
宋人講《春秋》者，多近空談；既未必得經之意，于史事亦鮮所裨益。
非研究宋學者，可以不必措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