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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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名學家穆勒約翰有言:“欲考一國之文字語言,而能見其理極,非谙曉數國之言語文字者不能也。

    ”斯言也,吾始疑之,乃今深喻笃信,而歎其說之無以易也。

    豈徒言語文字之散者而已,即至大義微言,古之人殚畢生之精力,以從事于一學。

    當其有得,藏之一心則為理,動之口舌、著之簡策則為詞。

    固皆有其所以得此理之由,亦有其所以載焉以傳之故。

    嗚呼!豈偶然哉! 自後人讀古人之書,而未嘗為古人之學,則于古人所得以為理者,已有切膚精怃之異矣。

    又況曆時久遠,簡牍沿訛,聲音代變,則通段難明;風俗殊尚,則事意參差。

    夫如是,則雖有故訓疏義之勤,而于古人诏示來學之旨,愈益晦矣。

    故曰:讀古書難。

    雖然,彼所以托焉而傳之理,固自若也,使其理誠精,其事誠信,則年代國俗,無以隔之。

    是故不傳于茲,或見于彼,事不相謀而各有合。

    考道之上,以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證諸吾古人之所傳,乃澄湛精瑩,如寐初覺。

    其親切有味,較之觇畢為學者,萬萬有加焉。

    此真治異國語言文字者之至樂也。

     今夫六藝之于中國也,所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者爾。

    而仲尼之于六藝也,《易》、《春秋》最嚴。

    司馬遷曰:“《易》本隐而之顯。

    《春秋》推見至隐。

    ”此天下至精之言也。

    始吾以謂本隐之顯者,觀象系辭以定吉兇而已;推見至隐者,誅意褒貶而已。

    及觀兩人名學,則見其于格物緻知之事,有内籀之術焉,有外籀之術焉。

    内籀雲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執其微以會其通者也。

    外籀雲者,據公理以斷衆事者也,設定數以逆未然者也。

    乃推卷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學也。

    遷所謂本隐之顯者,外籀也;所謂推見至隐者,内籀也。

    其言若诏之矣。

    二者即物窮理之最要塗術也。

    而後人不知廣而用之者,未嘗事其事,則亦未嘗咨其術而已矣。

     近二百年,歐洲學術之盛,遠邁古初。

    其所得以為名理公例者,在在見極,不可複搖。

    顧吾古人之所得,往往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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