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第十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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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也沒問就來到戈羅德。
他們把他接到斯薇特蘭娜那兒并答應第二天早上給他講清楚。
但遺憾的是這場大火壞了事。
就這些。
伏拉德看出斯塔爾科夫并不相信他。
可是他怕說出真相。
市長忙裡偷閑，正與夫人和内弟在一起玩牌。
市長稱得上儀表堂堂的中年美男子。
論所受的教育，他是位哲學家，而且是科學副博士。
在當上市政府的領導之前，他是一所大學教研室的主任。
講課、寫書、發表論文，可以說與世無争。
坐在市長的位置上，他依舊書生氣十足，遠離政界的污穢，保持着和善、誠實的作風，有時甚至顯得天真幼稚，他曆來熱心政治改革。
他真正相信英明和正确的領導可以使許多東西向好的方面轉化。
因此，當有人建議他參加競選活動時，他欣然同意了。
他經過缜密思考，認真起草了自己的競選綱領，又和他所信賴的以機敏和富有政治遠見著稱的内弟商讨了一番。
在競選中他終于獲得勝利。
“謝謝你，我欠了你的人情！”上任伊始的市長對自己的親戚說。
“你這麼說，我很高興，”内弟微微笑着說，“隻要你記住就好。
” 今天市長情緒特好，甚至對妻子出錯牌也沒說一句指摘的話。
市長拿起一副牌又放下，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問了一句： “有什麼新的犯罪嗎？” “和往常差不多，”内弟一邊分牌，一邊說，“殺人、搶劫、強-、偷盜。
什麼事人們想不出呢？很多案件早就有了，現在隻不過變變花樣。
但不管怎麼說，我們戈羅德市還是很平靜，你自己也知道。
對你來說，這不是莫斯科。
他們那兒每天都發生五六起兇殺案，而我們平均每周一起。
‘帕司’。
” “怎麼能比呢！”市長不平地說，“那裡的人口比我們多20倍。
我也‘帕司’。
翻上面那張。
” “人口多20倍，兇殺案的數量多35倍。
你可以看出哪裡更安全。
你呀，哲學家，你不能把‘2’和‘2’放在一起。
”當中學數學教師的妻子幹涉說。
市長不聲不響地數了數被吃掉的牌，做了記錄。
幾分鐘後他又回到他感興趣的話題上。
“你說，我們戈羅德市反犯罪鬥争的情況真的比莫斯科好嗎？” “當然，”在市内務處任參謀的内弟蠻有把握地說，“如果你要數字的話，我明天把部裡的統計材料給你帶來。
那裡有全國各個地區的資料可以比較。
你是個好市長，所以市裡也比較安定。
哪裡安定，哪裡就少一些恩怨，這是千真萬确的真理。
當然，兇殺案歸兇殺案，說老實話，很多殺人的事并不是犯罪，而是兇手自己的不幸。
嫉妒、不公平、不甘忍受污辱——這是人類社會共有的現象，沒法掩飾，任何制度都消除不掉。
過去有，現在有，将來還會有。
從個人偷盜和搶劫案來看，我們戈羅德市也比其他許多地方好多了，你要相信我。
” “那麼，有組織的犯罪呢？” “哪兒的話！”内弟哈哈大笑，摘下茶色眼鏡擦去笑出來的眼淚，“虧你想得出，我們市哪裡有什麼有組織的犯罪？正好，這裡有個例證。
在山谷療養院一個從莫斯科來療養的人被殺了。
我們，老實承認，很擔心是不是莫斯科的黑手黨把我們市作為報複點。
和莫斯科刑偵部門一聯系，立即就派來一個人。
我們到處調查，各個方面都查找了。
也考慮過是不是有組織的犯罪，你想最後怎樣呢？普通的嫉妒殺人，一點有組織的犯罪的根據都沒有。
說實在的，還真具有點現代色彩。
被害者是個雞-狂，而兇手是被他抛棄的情人。
” “莫斯科刑偵處的人還在這兒嗎？”市長突然問。
“現在還在，這兩天就走。
殺人案已經偵破了，他沒什麼事可做了。
” “你知道，我倒有個想法。
如果地方電視台做一個讨論犯罪問題的節目怎麼樣？請列普金、你和莫斯科來的年輕人談談莫斯科的治安怎麼差，我們這裡怎麼好。
你看這個建議怎麼樣？” “建議倒很有意義，”内弟又摘下眼鏡，緩慢地揩拭着鏡片，趁機思考着，随後謹慎地說，“但我擔心搞不成。
莫斯科的偵查員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走，我們誰也不想留他，而且他自己也要走。
做節目需要寫腳本并要認真準備一下。
這可不是一兩個小時能幹完了。
腳本、拍攝、剪輯，事情太多了。
” “太可惜了，”市長不無遺憾地說，“沒有那個莫斯科人，節目便沒有意義。
應當讓他親自講講莫斯科的犯罪情況和對我們這裡刑事犯罪的印象。
而如果做一次直播呢？我和電視台談談，他們不會拒絕我，我總還是一市之長嘛！叫莫斯科來的同志多呆一天，快一點安排，還是可行的。
你看呢？” “我想，”内弟無法馬上回答，仔細斟酌着說，“這完全沒有必要。
其他許多城市的事例都證明，人民并不是在問題真的出現時，而是在記者談論這個問題時，才想到這個問題。
人們平時習慣于文字媒體，如果記者談論起來，那就意味着事情不妙，幾乎大難臨頭了。
不要把睡覺的狗喚醒，親愛的。
” “要知道，我并不想談犯罪率上升，相反我是想說明我們的形勢相當好，比其他許多地方都好。
” “我明白，但讨論問題本身就可能起到消極作用。
請你聽聽我的建議，不要抓住不放嘛！” “好吧，我想想。
”市長冷冷地回了一句。
就在這天晚上，市長的内弟打電話給傑尼索夫。
“我那個親戚想在電視台安排一次讨論犯罪問題的節目。
” “什麼？”傑尼索夫一時摸不着頭腦，便說，“這有什麼不好的呢？讓他去做吧！這會提高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
” “他想進行直播，并且請莫斯科來的偵查員來，讓他證明莫斯科打擊有組織的犯罪不得力，而我們這裡非常成功。
這無論如何不行。
莫斯科的偵查員不是笨蛋。
當他知道哈甯的案件時，他一秒鐘也沒相信過，隻要看一看他那臉色就知道了。
其次，他和卡敏斯卡娅關系密切，他們經常交換有關案件的情報。
她一定會給他灌輸什麼東西的。
您想想如果讓他去直播，會發生什麼事嘛！而如果提前準備節目的内容，然後再進行剪輯，也沒有時間。
他就要走了。
市長知道後便催辦這件事。
” “謝謝你給我打電話，我會把一切都安排好。
”
他們把他接到斯薇特蘭娜那兒并答應第二天早上給他講清楚。
但遺憾的是這場大火壞了事。
就這些。
伏拉德看出斯塔爾科夫并不相信他。
可是他怕說出真相。
市長忙裡偷閑，正與夫人和内弟在一起玩牌。
市長稱得上儀表堂堂的中年美男子。
論所受的教育，他是位哲學家，而且是科學副博士。
在當上市政府的領導之前，他是一所大學教研室的主任。
講課、寫書、發表論文，可以說與世無争。
坐在市長的位置上，他依舊書生氣十足，遠離政界的污穢，保持着和善、誠實的作風，有時甚至顯得天真幼稚，他曆來熱心政治改革。
他真正相信英明和正确的領導可以使許多東西向好的方面轉化。
因此，當有人建議他參加競選活動時，他欣然同意了。
他經過缜密思考，認真起草了自己的競選綱領，又和他所信賴的以機敏和富有政治遠見著稱的内弟商讨了一番。
在競選中他終于獲得勝利。
“謝謝你，我欠了你的人情！”上任伊始的市長對自己的親戚說。
“你這麼說，我很高興，”内弟微微笑着說，“隻要你記住就好。
” 今天市長情緒特好，甚至對妻子出錯牌也沒說一句指摘的話。
市長拿起一副牌又放下，半開玩笑半認真地問了一句： “有什麼新的犯罪嗎？” “和往常差不多，”内弟一邊分牌，一邊說，“殺人、搶劫、強-、偷盜。
什麼事人們想不出呢？很多案件早就有了，現在隻不過變變花樣。
但不管怎麼說，我們戈羅德市還是很平靜，你自己也知道。
對你來說，這不是莫斯科。
他們那兒每天都發生五六起兇殺案，而我們平均每周一起。
‘帕司’。
” “怎麼能比呢！”市長不平地說，“那裡的人口比我們多20倍。
我也‘帕司’。
翻上面那張。
” “人口多20倍，兇殺案的數量多35倍。
你可以看出哪裡更安全。
你呀，哲學家，你不能把‘2’和‘2’放在一起。
”當中學數學教師的妻子幹涉說。
市長不聲不響地數了數被吃掉的牌，做了記錄。
幾分鐘後他又回到他感興趣的話題上。
“你說，我們戈羅德市反犯罪鬥争的情況真的比莫斯科好嗎？” “當然，”在市内務處任參謀的内弟蠻有把握地說，“如果你要數字的話，我明天把部裡的統計材料給你帶來。
那裡有全國各個地區的資料可以比較。
你是個好市長，所以市裡也比較安定。
哪裡安定，哪裡就少一些恩怨，這是千真萬确的真理。
當然，兇殺案歸兇殺案，說老實話，很多殺人的事并不是犯罪，而是兇手自己的不幸。
嫉妒、不公平、不甘忍受污辱——這是人類社會共有的現象，沒法掩飾，任何制度都消除不掉。
過去有，現在有，将來還會有。
從個人偷盜和搶劫案來看，我們戈羅德市也比其他許多地方好多了，你要相信我。
” “那麼，有組織的犯罪呢？” “哪兒的話！”内弟哈哈大笑，摘下茶色眼鏡擦去笑出來的眼淚，“虧你想得出，我們市哪裡有什麼有組織的犯罪？正好，這裡有個例證。
在山谷療養院一個從莫斯科來療養的人被殺了。
我們，老實承認，很擔心是不是莫斯科的黑手黨把我們市作為報複點。
和莫斯科刑偵部門一聯系，立即就派來一個人。
我們到處調查，各個方面都查找了。
也考慮過是不是有組織的犯罪，你想最後怎樣呢？普通的嫉妒殺人，一點有組織的犯罪的根據都沒有。
說實在的，還真具有點現代色彩。
被害者是個雞-狂，而兇手是被他抛棄的情人。
” “莫斯科刑偵處的人還在這兒嗎？”市長突然問。
“現在還在，這兩天就走。
殺人案已經偵破了，他沒什麼事可做了。
” “你知道，我倒有個想法。
如果地方電視台做一個讨論犯罪問題的節目怎麼樣？請列普金、你和莫斯科來的年輕人談談莫斯科的治安怎麼差，我們這裡怎麼好。
你看這個建議怎麼樣？” “建議倒很有意義，”内弟又摘下眼鏡，緩慢地揩拭着鏡片，趁機思考着，随後謹慎地說，“但我擔心搞不成。
莫斯科的偵查員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走，我們誰也不想留他，而且他自己也要走。
做節目需要寫腳本并要認真準備一下。
這可不是一兩個小時能幹完了。
腳本、拍攝、剪輯，事情太多了。
” “太可惜了，”市長不無遺憾地說，“沒有那個莫斯科人，節目便沒有意義。
應當讓他親自講講莫斯科的犯罪情況和對我們這裡刑事犯罪的印象。
而如果做一次直播呢？我和電視台談談，他們不會拒絕我，我總還是一市之長嘛！叫莫斯科來的同志多呆一天，快一點安排，還是可行的。
你看呢？” “我想，”内弟無法馬上回答，仔細斟酌着說，“這完全沒有必要。
其他許多城市的事例都證明，人民并不是在問題真的出現時，而是在記者談論這個問題時，才想到這個問題。
人們平時習慣于文字媒體，如果記者談論起來，那就意味着事情不妙，幾乎大難臨頭了。
不要把睡覺的狗喚醒，親愛的。
” “要知道，我并不想談犯罪率上升，相反我是想說明我們的形勢相當好，比其他許多地方都好。
” “我明白，但讨論問題本身就可能起到消極作用。
請你聽聽我的建議，不要抓住不放嘛！” “好吧，我想想。
”市長冷冷地回了一句。
就在這天晚上，市長的内弟打電話給傑尼索夫。
“我那個親戚想在電視台安排一次讨論犯罪問題的節目。
” “什麼？”傑尼索夫一時摸不着頭腦，便說，“這有什麼不好的呢？讓他去做吧！這會提高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威信。
” “他想進行直播，并且請莫斯科來的偵查員來，讓他證明莫斯科打擊有組織的犯罪不得力，而我們這裡非常成功。
這無論如何不行。
莫斯科的偵查員不是笨蛋。
當他知道哈甯的案件時，他一秒鐘也沒相信過，隻要看一看他那臉色就知道了。
其次，他和卡敏斯卡娅關系密切，他們經常交換有關案件的情報。
她一定會給他灌輸什麼東西的。
您想想如果讓他去直播，會發生什麼事嘛！而如果提前準備節目的内容，然後再進行剪輯，也沒有時間。
他就要走了。
市長知道後便催辦這件事。
” “謝謝你給我打電話，我會把一切都安排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