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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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北，聊取小弱以代辛螫，律以懷遠之道，豈不悖哉？又東越之王初保泉山，後徙居大澤中，去險阻而家平地，于漢何罪？而朱買臣襲取以為功，此又不與負固而抗衡上國者比也。
故先儒之論，漢置安邊都護而西域驚，元設征東行省而高麗懼，皆贻譏後世，非盛德之事。
善撫四夷者，亦靜之而已矣。
魏征曰，中國既安，四夷自服，不易之論也。
通好 安邊之計，無如修好，漢之和親，有五世之利，此從來所共覩也。
但講和既久，不能無反複，要其歸宿，終以此策為便。
文帝為趙佗置守冢人，尊官厚祿，寵其兄弟，然後遣一介之使，慰以溫言，遂得去其帝号，委質稱臣，信乎懷遠之道、駕馭之術皆無如此者。
其後祖逖與石勒通好，不聞于朝，自以己意專行于外，于國體甚尊，邊民亦安，朝廷之上拱手而受其成，但使方隅無事，王心載甯。
以邊事論，方叔之壯猷；以臣道論，則春秋公子結之義也。
然範仲淹曾一行之，舉朝以為大罪，不能如韓昌張猛，猶得見賞于其君而不毀其盟，不緻其辟。
所以境外之事，日見其難，為邊臣不敢自專，必歸其責于人主，人主亦不能獨斷，必取衷于公卿侍從，衆論不同，聚訟多端，而成南宋之局。
若得祖逖在邊，使和議不發于南而發于北，則盡善之舉也。
然而邊臣借款要功，往往受绐于外，勞費于内，必如明之宣宗，每聞請款之奏，即申敕邊臣，防其詐僞，戒嚴倍于他日，故君臣上下皆無惰窳之心，象胥夷使，亦寝僥幸之謀，為得法也。
呼韓邪入朝，此從古未有之事，禮以義起，豈可過于挹損，使在臣僚中乎？丞相禦史引先京師而接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之義自是事理之常。
蕭望之獨謂非正朔所加，宣待以不臣，從羁糜之義，此必斟酌理勢所宜，彼此所安，而後施行，未可于事後鹘突下駁議也。
荀悅起而非之，亦是論理之詞，故悅亦雲，漢之所行為得權時之宜，未嘗全以為非。
宋人有感當時之事，故為尊大中國之說。
今且平心以觀，假令元昊入觐，諒祚詣阙，持廟算者果用荀悅之論，抑姑以望之為成法？爾時夏竦之流，固不足校，即韓範處此，亦恐高論無益，必歸實際耳。
愚謂春秋之義，貴者無後，待之以初。
匈奴為敵國久，原不在三代五服之内，即以亡國之禮待之，亦當不臣寓公而臣其子孫，況慕義尚化而來，豈可無加隆之典？春秋邾儀父來盟，因其接我而裦之；荊人來聘，去州舉之名以獎慰之。
奈何違經義、戾事宜，以慕義之君寘班次之下而曰吾以伸中國之尊？學問不精，襲取嘉名，争小節而誤大事者，或有之矣，惜乎其不講于笃論也。
所可議者，呼韓入朝漢之禮，賜黃龍已浮甘露，竟甯複倍黃龍，至于河平又加厚焉，元壽又加厚焉，幾加厚若此而猶可常繼者，是亦不可不慮耳。
若夫降女之事，司馬公極言其謬矣。
愚考武帝時，江都王建、楚王戊皆漢之罪人。
江都女細君、楚女解憂，大率皆貸死而養于掖庭者，故遣嫁異域，即以此屬當之。
雖有降女之名，未失中國之體，非若唐室徑以人主愛女往遺之也。
此亦不可不辨。
防禦 邊境有必争之地，不可失也。
周之朔方，漢之新秦中，赫連之統萬城，皆西河之南，關右之屏蔽也。
朵顔三衛與漁陽僅隔一山，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亦漁陽之屏蔽也。
此二屏者，中國必争之地，所以唐之邊臣築三城于河外，置烽堠千八百所，據三面之險，當千裡之備，更回纥吐蕃之亂，朔方常為中國所有。
明自英宗以來，舍受降而衛東勝，又辍東勝以就延綏，以一面之險遮千裡之沖，遂以此失朔方。
深山大澤，顧在彼中，而甯夏外險，反備南河，此一失也。
大甯之地，明太祖以甯王鎮之，其重可知。
靖難之初，首劫甯王以成功，成祖以其地與兀良哈，遂使遼東宣府聲援斷絕，而迤北南牧常狙伏此地以伺中國之閑，此又一失也。
漢武帝得朔方而棄造陽以北，論者猶謂失策。
王安石倡欲取故與之說，以筆畫地圖，棄雁門外五百裡，太原之陷無不歸咎焉。
明時兩地并失，所以一代邊事校往皆更難為也。
防禦之策，敵未至而廣征士馬則徒費刍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援不及事。
大兵既集，務遠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
或王旅纔至，彼已飽歸，假令不歸，則費役更廣。
又且衆論不齊，任議舛錯，平日先事之備，雖有智者善謀，而奉行之人必不甚力，或以虛文誤實事，或以小備易大防，如趙充國請籴邊糧，所需既有成數，司農僅許其半，至于有司奉行，僅供十二。
以十二之備支全事之用，必誤國矣。
夷狄之人不可使居中土，漢武帝得渾邪王衆，分處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所奪匈奴地則徙關東貧民以賞之，蓋處降胡于今河套而徙貧民于今甘肅，處降胡塞下，所以禦外侮。
徙貧民新郡，所以就膏腴，末嘗以遠人居内地，亦未嘗以吾民寘遐荒也。
趙營平、馬新息反遠人天性而居諸内地，欲以旦夕拘錄，制其狼子野心，然而盤結既久，萌芽辄生，辛有伊川之歎，複見于後世，範史所以咎二賢之始事也。
太宗初降突厥，欲徙居内地，既有五胡之覆轍，欲井牧其人，則天地無冠冕百蠻之理，即處之近塞，若漢之南庭，亦非無事之局。
故魏征直請驅諸漠北，顔師古、李百藥鹹欲居之遠方，分其部落。
太宗不從而從溫彥博進熟之說，卒似突厥宿衛，緻結社率之變，知事之不可而後從魏征言，乃知處事自有定理，紛纭異說，皆不足用，徒亂人意耳。
若夫沿邊要害，令土人結砦自保，如有寇盜，詐以撃其後隊，掠其歸路，亦可當前代屬國，猶愈弛刑減死、募戍遠荒者也。
邊關之禁不可不嚴，然以我有餘易彼有用，若以茶易馬之類，可無禁也。
其它物貨，若縱之使來而無程數，則權與利俱在彼而不在此，法宜謹之于始，約束明而号令肅，便互市之中，折沖之計已寓，則制勝之道也。
雜事 以夷攻夷，雖曰中國之利，然兵事甚變，亦未知利害所歸。
為中國計，不可見利辄動，恐招寇生事，未知所終也。
亦不宜有所左右而遣诘責之使，萬一拒命，豈不損？即飾詞應命而我無術以制之，亦為所侮。
閉關謝絕，為好言慰之，是長策也。
更有彼此相攻而以鈔掠所得歸功中國以邀賞賜，此夷人巧計，分怨仇于中國者也，于此尤宜慎重，稍有不當，兩國皆怨，邊境無甯日矣。
離間君臣，非禮義之事，不可以示遠人。
宋人欲離間元昊三大将以分弱其勢，仁宗不之行也。
觀王莽分北邊為十五單于，遂速其畔，分弱之說焉足用乎？通好之後受其朝貢，即不宜納其亡叛，谷永伊邪莫邪之議，謀略之善耳。
若周世宗論江南修守備，在經則顯比之義，在往事亦中行穆子克鼓法也。
邊境之上，雖雲空地，不可輕以假人，其以人者亦不可見利取之。
漢時河西一鎮半入夷中，所以隔絕羌人之路。
義渠安國為羌人請田湟水，朝廷雖未許，羌人竟緣此言抵冒渡湟，郡縣不能禁，卒有先零之叛。
此空地不謹而生釁也。
王根向單于求溫偶駼王之地，貪奇林竹箭鹫羽而示不義于鄰國，至于見拒，乃罷使臣以謝過，朝廷之恥孰大焉？此不講王者無求之義而取辱也。
東晉之時，武昌北岸有邾城，或勸陶侃分兵鎮之。
侃曰，邾城隔在江北，内無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民不堪命，必引敵入寇，乃緻禍之由也。
後庾亮戍之，果敗。
此貪慕境外而卒不能有之己事也。
故冒頓不棄瓯脫，武帝不有輪台，皆邊事可鑒者。
夷人入貢，道裡遠近，祖宗皆有微意，不可易迂回而從直捷，恐習熟之後或啟戎心。
至于已閉之道不可輕開，未辟之險不宜鏟削。
一開之後未知利害所锺也，夷人之性主于趨利，利之所在有彌耳而伏者，有張吻以噬者，方其弭耳，不可屬望以道義，即其張吻，亦可劫脅以制其怒心。
最不可受其欺謾以朝貢相縻，而道路不敢诘其剽掠，邊圉不敢禦其寇盜，皆謀國之大失也。
故先儒之論，漢置安邊都護而西域驚，元設征東行省而高麗懼，皆贻譏後世，非盛德之事。
善撫四夷者，亦靜之而已矣。
魏征曰，中國既安，四夷自服，不易之論也。
通好 安邊之計，無如修好，漢之和親，有五世之利，此從來所共覩也。
但講和既久，不能無反複，要其歸宿，終以此策為便。
文帝為趙佗置守冢人，尊官厚祿，寵其兄弟，然後遣一介之使，慰以溫言，遂得去其帝号，委質稱臣，信乎懷遠之道、駕馭之術皆無如此者。
其後祖逖與石勒通好，不聞于朝，自以己意專行于外，于國體甚尊，邊民亦安，朝廷之上拱手而受其成，但使方隅無事，王心載甯。
以邊事論，方叔之壯猷；以臣道論，則春秋公子結之義也。
然範仲淹曾一行之，舉朝以為大罪，不能如韓昌張猛，猶得見賞于其君而不毀其盟，不緻其辟。
所以境外之事，日見其難，為邊臣不敢自專，必歸其責于人主，人主亦不能獨斷，必取衷于公卿侍從，衆論不同，聚訟多端，而成南宋之局。
若得祖逖在邊，使和議不發于南而發于北，則盡善之舉也。
然而邊臣借款要功，往往受绐于外，勞費于内，必如明之宣宗，每聞請款之奏，即申敕邊臣，防其詐僞，戒嚴倍于他日，故君臣上下皆無惰窳之心，象胥夷使，亦寝僥幸之謀，為得法也。
呼韓邪入朝，此從古未有之事，禮以義起，豈可過于挹損，使在臣僚中乎？丞相禦史引先京師而接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之義自是事理之常。
蕭望之獨謂非正朔所加，宣待以不臣，從羁糜之義，此必斟酌理勢所宜，彼此所安，而後施行，未可于事後鹘突下駁議也。
荀悅起而非之，亦是論理之詞，故悅亦雲，漢之所行為得權時之宜，未嘗全以為非。
宋人有感當時之事，故為尊大中國之說。
今且平心以觀，假令元昊入觐，諒祚詣阙，持廟算者果用荀悅之論，抑姑以望之為成法？爾時夏竦之流，固不足校，即韓範處此，亦恐高論無益，必歸實際耳。
愚謂春秋之義，貴者無後，待之以初。
匈奴為敵國久，原不在三代五服之内，即以亡國之禮待之，亦當不臣寓公而臣其子孫，況慕義尚化而來，豈可無加隆之典？春秋邾儀父來盟，因其接我而裦之；荊人來聘，去州舉之名以獎慰之。
奈何違經義、戾事宜，以慕義之君寘班次之下而曰吾以伸中國之尊？學問不精，襲取嘉名，争小節而誤大事者，或有之矣，惜乎其不講于笃論也。
所可議者，呼韓入朝漢之禮，賜黃龍已浮甘露，竟甯複倍黃龍，至于河平又加厚焉，元壽又加厚焉，幾加厚若此而猶可常繼者，是亦不可不慮耳。
若夫降女之事，司馬公極言其謬矣。
愚考武帝時，江都王建、楚王戊皆漢之罪人。
江都女細君、楚女解憂，大率皆貸死而養于掖庭者，故遣嫁異域，即以此屬當之。
雖有降女之名，未失中國之體，非若唐室徑以人主愛女往遺之也。
此亦不可不辨。
防禦 邊境有必争之地，不可失也。
周之朔方，漢之新秦中，赫連之統萬城，皆西河之南，關右之屏蔽也。
朵顔三衛與漁陽僅隔一山，朝發穹廬，暮至城郭，亦漁陽之屏蔽也。
此二屏者，中國必争之地，所以唐之邊臣築三城于河外，置烽堠千八百所，據三面之險，當千裡之備，更回纥吐蕃之亂，朔方常為中國所有。
明自英宗以來，舍受降而衛東勝，又辍東勝以就延綏，以一面之險遮千裡之沖，遂以此失朔方。
深山大澤，顧在彼中，而甯夏外險，反備南河，此一失也。
大甯之地，明太祖以甯王鎮之，其重可知。
靖難之初，首劫甯王以成功，成祖以其地與兀良哈，遂使遼東宣府聲援斷絕，而迤北南牧常狙伏此地以伺中國之閑，此又一失也。
漢武帝得朔方而棄造陽以北，論者猶謂失策。
王安石倡欲取故與之說，以筆畫地圖，棄雁門外五百裡，太原之陷無不歸咎焉。
明時兩地并失，所以一代邊事校往皆更難為也。
防禦之策，敵未至而廣征士馬則徒費刍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援不及事。
大兵既集，務遠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
或王旅纔至，彼已飽歸，假令不歸，則費役更廣。
又且衆論不齊，任議舛錯，平日先事之備，雖有智者善謀，而奉行之人必不甚力，或以虛文誤實事，或以小備易大防，如趙充國請籴邊糧，所需既有成數，司農僅許其半，至于有司奉行，僅供十二。
以十二之備支全事之用，必誤國矣。
夷狄之人不可使居中土，漢武帝得渾邪王衆，分處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為屬國，所奪匈奴地則徙關東貧民以賞之，蓋處降胡于今河套而徙貧民于今甘肅，處降胡塞下，所以禦外侮。
徙貧民新郡，所以就膏腴，末嘗以遠人居内地，亦未嘗以吾民寘遐荒也。
趙營平、馬新息反遠人天性而居諸内地，欲以旦夕拘錄，制其狼子野心，然而盤結既久，萌芽辄生，辛有伊川之歎，複見于後世，範史所以咎二賢之始事也。
太宗初降突厥，欲徙居内地，既有五胡之覆轍，欲井牧其人，則天地無冠冕百蠻之理，即處之近塞，若漢之南庭，亦非無事之局。
故魏征直請驅諸漠北，顔師古、李百藥鹹欲居之遠方，分其部落。
太宗不從而從溫彥博進熟之說，卒似突厥宿衛，緻結社率之變，知事之不可而後從魏征言，乃知處事自有定理，紛纭異說，皆不足用，徒亂人意耳。
若夫沿邊要害，令土人結砦自保，如有寇盜，詐以撃其後隊，掠其歸路，亦可當前代屬國，猶愈弛刑減死、募戍遠荒者也。
邊關之禁不可不嚴，然以我有餘易彼有用，若以茶易馬之類，可無禁也。
其它物貨，若縱之使來而無程數，則權與利俱在彼而不在此，法宜謹之于始，約束明而号令肅，便互市之中，折沖之計已寓，則制勝之道也。
雜事 以夷攻夷，雖曰中國之利，然兵事甚變，亦未知利害所歸。
為中國計，不可見利辄動，恐招寇生事，未知所終也。
亦不宜有所左右而遣诘責之使，萬一拒命，豈不損？即飾詞應命而我無術以制之，亦為所侮。
閉關謝絕，為好言慰之，是長策也。
更有彼此相攻而以鈔掠所得歸功中國以邀賞賜，此夷人巧計，分怨仇于中國者也，于此尤宜慎重，稍有不當，兩國皆怨，邊境無甯日矣。
離間君臣，非禮義之事，不可以示遠人。
宋人欲離間元昊三大将以分弱其勢，仁宗不之行也。
觀王莽分北邊為十五單于，遂速其畔，分弱之說焉足用乎？通好之後受其朝貢，即不宜納其亡叛，谷永伊邪莫邪之議，謀略之善耳。
若周世宗論江南修守備，在經則顯比之義，在往事亦中行穆子克鼓法也。
邊境之上，雖雲空地，不可輕以假人，其以人者亦不可見利取之。
漢時河西一鎮半入夷中，所以隔絕羌人之路。
義渠安國為羌人請田湟水，朝廷雖未許，羌人竟緣此言抵冒渡湟，郡縣不能禁，卒有先零之叛。
此空地不謹而生釁也。
王根向單于求溫偶駼王之地，貪奇林竹箭鹫羽而示不義于鄰國，至于見拒，乃罷使臣以謝過，朝廷之恥孰大焉？此不講王者無求之義而取辱也。
東晉之時，武昌北岸有邾城，或勸陶侃分兵鎮之。
侃曰，邾城隔在江北，内無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民不堪命，必引敵入寇，乃緻禍之由也。
後庾亮戍之，果敗。
此貪慕境外而卒不能有之己事也。
故冒頓不棄瓯脫，武帝不有輪台，皆邊事可鑒者。
夷人入貢，道裡遠近，祖宗皆有微意，不可易迂回而從直捷，恐習熟之後或啟戎心。
至于已閉之道不可輕開，未辟之險不宜鏟削。
一開之後未知利害所锺也，夷人之性主于趨利，利之所在有彌耳而伏者，有張吻以噬者，方其弭耳，不可屬望以道義，即其張吻，亦可劫脅以制其怒心。
最不可受其欺謾以朝貢相縻，而道路不敢诘其剽掠，邊圉不敢禦其寇盜，皆謀國之大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