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四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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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命者。
若大種之豪，跋扈自矜，久已成習，視天子且不甚畏懼，何有于小族？但欲背叛天子，即不能不結小種以張其勢，然不免威劫行之，猶恐臨危相畔也。
常思以恩結而不可得。
若朝廷先攻小族，彼必匍訇救之，适中其施德之計。
小族既受大德而又歸怨天子，依附愈堅而不可招徕矣。
辛武賢守土之官，與進剿之将議論不合，亦不足怪，但武賢之意，以為小種孱弱，易于取勝，一戰而勝，既要爵賞于朝，又私鹵獲于外，計無便于此者。
所以極言罕開當擊，其實損威失刑而驅小種入大種，使羌勢益盛、羌黨益堅，則蔽而不言。
幸充國力争，宣帝轉環，魏相折衷，不然幾為所誤而羌事必壤，且贻隴右之憂矣。
蓋用兵之道，不可憚勞畏堅，蓄力以擊其難克者，則兵力不耗，一戰既勝，餘皆瓦解，奏功反易。
若耗散兵力用諸脆弱，而堅強之敵反不能克，一朝差跌，前功盡棄。
所貴決策帷幄者，情态洞悉而又無私好惡，有所左襢，庶不誤國事也。
至于屯田之計，所難決者。
初罷兵時，羌人竊發而不可禁，充國度羌人于漢非有積怨深怒，不過為奸人所詸，徼幸思逞，一戰不勝，其氣已奪，但以重兵在迩，不得不為應敵之計。
此時而罷騎兵，使知朝廷原無窮讨之心，安待不悔悟乎？且先零之兵日見削弱，又閑諜之人受言而去者，皆能為說以攻其倔強之心，而生其恐懼之念，有以知先零不敢動也。
先零既不動而騎兵不罷，兵雜聚處，閑隙易生，将士不協，卒伍相校，坐食無事，私出掠取，皆足以敗成謀，必兵罷而彼此心安，事乃可久。
非收諸羌無以緻先零，非罷兵無以安諸羌，二事缺一不可也。
推毂之臣多以避嫌畏咎，失事機之會，又以計劃未悉，有疏略之愆，雖其迹未嘗偾一身之事而事勢實大贻國家之憂，然後知充國得計而羌禍遂弭也。
東京之時，羌如故也，其患幾與一代相終始，失于阃阖外無成謀，廟算無長策，而宰相亦營私自便，三者參會，故遠境不靜，小醜日熾也。
要荒三 吐番亦羌種也，其師無饋饷，以鹵獲為資。
然自秦漢以來未為邊害，唐室失馭，而有大非川之敗，其勢遂振，亦以高宗溺于晏安，臣下莫适任患，又玄宗約和之後，樹碑赤領矣，邊将乃矯诏襲取，大獲其利，遂緻隴右盡喪，平涼劫盟，青海西入，乘輿東奔，豈非極重之勢必不可反，至于大壞而後息乎！自長慶以後，唐與吐蕃俱中衰，五代及宋，藩落自為君長，常倚中國為重，秦蜀二邊往往族居，内屬者為熟戶，餘為生戶，朝廷之上大抵皆以屬國法治之，取其相安，不拘文法，至今猶然爾。
宋太宗時，吐蕃弱矣，猶下诏曰，念其種類繁息，安土重遷，倘因攘除，必緻殺戮，所以置于度外，存而勿論。
蓋異域小族，撫以甘言，鮮不慕義向化。
可歎漢之武帝、唐之太宗，必欲利其土疆，取為己有，故漢有二羌之憂，以馴至于唐，終有吐蕃之禍也。
若西域諸國，形勢分而兵力弱，非中國敵也。
漢由渾邪降而得敦煌以内，故郡縣直接玉關，日逐降而得敦煌以外，故都護可治烏壘，然而郭舜請辭康居，杜欽論絕罽賓，皆以為無益之事。
班史亦雲，天地界絕，自為一區，種類衆多，不能統一，雖屬匈奴，不能為中國害，雖屬中國，亦不克制匈奴，所謂斷其右臂，幕南無王庭之語，皆非實錄也。
建武中，西域十八國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一切還其侍子，報書曰，大兵未能特出于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
後代傅誦此語，以為盛德。
其後班超以此立功，雖雲不費中國物力，而袁宏之論亦謂超非急務也。
明時哈密之舉，乃成祖好大喜功，留此釁端。
弘治間大費經營，正德、嘉靖兩朝邊境之争猶小，朝廷之争更大。
最可笑者，邊境之事闌入議禮諸臣，攘臂其間，國是之亂至此極矣。
折衷之論，盡于秦中老人之言。
其說曰，我義未直，兵則何威？彼求方熾，予則何恩？況西域賈胡，倚玉石以射利，藉黃麞以厚生，苟馭之有備，又何患焉？蓋雲棄之無損于中國也。
爾時諸公近舍朔殘方，遠争哈密，不亦誣上而罔下乎？ 要荒四 箕子施八條之約以化東夷，故柔謹之風異于三方。
自衛滿以中土人雜擾其間，時有叛逆之事，然終不能為大害。
漢之玄菟、唐之熊津，其已事也。
日本去高麗已遠，未沾箕子之化，而又為海外最大之國，其喜盜輕生好殺，天性固然。
然亦無意中國，有時為害者，中國之人誘而緻之也。
洪武初，方張二僞既平，餘黨未誅者悉亡命入海，糾日本人入寇，以故爾時倭患最多，雖信國備海，築沿海五十九城，莫能弭也。
太祖招蜒戶島人漁丁賈豎盡籍為兵，海上惡少皆得衣食縣官，而方張餘黨亦老且死，沿海諸郡稍得休息。
然而華人習知海夷金寶之饒，番人亦習海口道裡遠近曲折，解構之奸，由此而生。
宣宗許其貢市，限以貢期，約以人數，凡貢不如期，人船逾數，卻而不受，或私挾兵器者，即以寇論。
然而夷人得我郵符方物戎器滿載而來，绐官兵以入貢，即不如期，守臣不敢诘，苟幸無事，為請俯順夷情，主客之司亦畫可條奏，但雲後不為例，其實彼此再至，亦複如是，不敢卻、不敢诘也。
雖朝廷以為無事，而夷人所至，肆恣殺掠，已不可禁。
加以世宗時，有市舶中官，颠倒夷使位次，坐其所私之人，于正使上，席間，授以兵器，縱其相殺，戕我備倭将臣，大掠旁海，言官上言，禍起市舶，禮部遂請罷市舶，不知所當罷者，乃市舶太監，非市舶也。
市舶之利，在中國數世，亦如東之馬市、西之茶市，所以通華夷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徽稅之利，使歸于上，減戍守之費以寬民力。
又以禁海賈、抑奸商，使無向導之憂，自市舶罷，而諸弊悉出，諸法盡壤。
外交内诇，幾無甯日。
海舶一至，奸商闌入其貨，不肯與直，夷人無如之何，不得已而投貴官之家，久之，貴官亦不償直，夷人乏食，不得已而為盜。
貴官利其亟去，辄為危言以撼有司，趣兵讨盜，實毆之也。
及兵将出，又漏言番人，且為好語啖之以沒前貨而市後恩，由是夷人又最恨貴官，而思掠其赀，相與盤踞海岸，徘徊觀望，内之兇徒逸囚猾吏黠僧及失職不得志，群不逞者，皆為之羽翼，攻城掠邑，劫庫縱囚，無不滿志矣。
加以朝廷之上出師命将用舍非人，賞罰不衷，戮力用命者往往得罪，奸貪敗衂者率皆漏網，是以兵出無功，禍久不解，數郡蕭條，瀛壖坵墟，夷人久亦飽肉揚帆而去，叫呼嘯聚者，十有八九當中土奸人，雖時複剿撫，莫能殄絕。
晚年海濱稍靖，而中州沸擾矣。
要荒五 南方之夷，連涉荊交之區，布濩巴庸之外，無教令等威之制，無宮室服用器業之資，生理既不足系其心，地險又可容其惡，是以樂縱恣而安悖亂。
然而性多荒惰，暗于事機，雖則易合，亦複易離，此其兇勇校算，薄于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焉。
秦時亦有郡縣其地者，至漢興而道閉。
高祖太宗不以介意，武帝以後往往用兵，雖時有勝敗，然卒取而有之，不惟隸乎象胥，亦且歸于職方，以其勢弱故也，得之不足彰威，滅之适以明忍。
善哉昔人之言曰，蠻類雖人，宜鳥獸畜之。
其小啁啾抵觸，驅而遠之耳。
若必擾伏制馭，使戾其天性，噪呼咆哮，駭起而奔突，乃欲追捕窮讨，則散漫山林，我敝而彼逸，非勝算也。
禦之之道，曰德曰威，曰廉曰信，當其無事，宜佚蕩簡易，寬小過，持大綱，正其疆域，不使鄰境相争；陳其宗庶，不使襲替相訟；别其區宇，不敢強弱相兼。
而又免其餞谷之輸，寬其方物之獻，或有蟊讧，則乘其未滋，霆沖電激，指的而中之，勿使疽食浸淫，此攻心伐謀之大略也。
漢武開拓三方，皆非吊伐之師，總欲利彼土地、私其奇玩，而南越之端尤為無罪，且因淫夫以蠱他國之母，更為中華羞。
唐宋之君，必恥而弗為也。
考其歲月，乃在衛霍絕幕、馬死大半之後，勢必不能得志
若大種之豪，跋扈自矜，久已成習，視天子且不甚畏懼，何有于小族？但欲背叛天子，即不能不結小種以張其勢，然不免威劫行之，猶恐臨危相畔也。
常思以恩結而不可得。
若朝廷先攻小族，彼必匍訇救之，适中其施德之計。
小族既受大德而又歸怨天子，依附愈堅而不可招徕矣。
辛武賢守土之官，與進剿之将議論不合，亦不足怪，但武賢之意，以為小種孱弱，易于取勝，一戰而勝，既要爵賞于朝，又私鹵獲于外，計無便于此者。
所以極言罕開當擊，其實損威失刑而驅小種入大種，使羌勢益盛、羌黨益堅，則蔽而不言。
幸充國力争，宣帝轉環，魏相折衷，不然幾為所誤而羌事必壤，且贻隴右之憂矣。
蓋用兵之道，不可憚勞畏堅，蓄力以擊其難克者，則兵力不耗，一戰既勝，餘皆瓦解，奏功反易。
若耗散兵力用諸脆弱，而堅強之敵反不能克，一朝差跌，前功盡棄。
所貴決策帷幄者，情态洞悉而又無私好惡，有所左襢，庶不誤國事也。
至于屯田之計，所難決者。
初罷兵時，羌人竊發而不可禁，充國度羌人于漢非有積怨深怒，不過為奸人所詸，徼幸思逞，一戰不勝，其氣已奪，但以重兵在迩，不得不為應敵之計。
此時而罷騎兵，使知朝廷原無窮讨之心，安待不悔悟乎？且先零之兵日見削弱，又閑諜之人受言而去者，皆能為說以攻其倔強之心，而生其恐懼之念，有以知先零不敢動也。
先零既不動而騎兵不罷，兵雜聚處，閑隙易生，将士不協，卒伍相校，坐食無事，私出掠取，皆足以敗成謀，必兵罷而彼此心安，事乃可久。
非收諸羌無以緻先零，非罷兵無以安諸羌，二事缺一不可也。
推毂之臣多以避嫌畏咎，失事機之會，又以計劃未悉，有疏略之愆，雖其迹未嘗偾一身之事而事勢實大贻國家之憂，然後知充國得計而羌禍遂弭也。
東京之時，羌如故也，其患幾與一代相終始，失于阃阖外無成謀，廟算無長策，而宰相亦營私自便，三者參會，故遠境不靜，小醜日熾也。
要荒三 吐番亦羌種也，其師無饋饷，以鹵獲為資。
然自秦漢以來未為邊害，唐室失馭，而有大非川之敗，其勢遂振，亦以高宗溺于晏安，臣下莫适任患，又玄宗約和之後，樹碑赤領矣，邊将乃矯诏襲取，大獲其利，遂緻隴右盡喪，平涼劫盟，青海西入，乘輿東奔，豈非極重之勢必不可反，至于大壞而後息乎！自長慶以後，唐與吐蕃俱中衰，五代及宋，藩落自為君長，常倚中國為重，秦蜀二邊往往族居，内屬者為熟戶，餘為生戶，朝廷之上大抵皆以屬國法治之，取其相安，不拘文法，至今猶然爾。
宋太宗時，吐蕃弱矣，猶下诏曰，念其種類繁息，安土重遷，倘因攘除，必緻殺戮，所以置于度外，存而勿論。
蓋異域小族，撫以甘言，鮮不慕義向化。
可歎漢之武帝、唐之太宗，必欲利其土疆，取為己有，故漢有二羌之憂，以馴至于唐，終有吐蕃之禍也。
若西域諸國，形勢分而兵力弱，非中國敵也。
漢由渾邪降而得敦煌以内，故郡縣直接玉關，日逐降而得敦煌以外，故都護可治烏壘，然而郭舜請辭康居，杜欽論絕罽賓，皆以為無益之事。
班史亦雲，天地界絕，自為一區，種類衆多，不能統一，雖屬匈奴，不能為中國害，雖屬中國，亦不克制匈奴，所謂斷其右臂，幕南無王庭之語，皆非實錄也。
建武中，西域十八國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天子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一切還其侍子，報書曰，大兵未能特出于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
後代傅誦此語，以為盛德。
其後班超以此立功，雖雲不費中國物力，而袁宏之論亦謂超非急務也。
明時哈密之舉，乃成祖好大喜功，留此釁端。
弘治間大費經營，正德、嘉靖兩朝邊境之争猶小，朝廷之争更大。
最可笑者，邊境之事闌入議禮諸臣，攘臂其間，國是之亂至此極矣。
折衷之論，盡于秦中老人之言。
其說曰，我義未直，兵則何威？彼求方熾，予則何恩？況西域賈胡，倚玉石以射利，藉黃麞以厚生，苟馭之有備，又何患焉？蓋雲棄之無損于中國也。
爾時諸公近舍朔殘方，遠争哈密，不亦誣上而罔下乎？ 要荒四 箕子施八條之約以化東夷，故柔謹之風異于三方。
自衛滿以中土人雜擾其間，時有叛逆之事，然終不能為大害。
漢之玄菟、唐之熊津，其已事也。
日本去高麗已遠，未沾箕子之化，而又為海外最大之國，其喜盜輕生好殺，天性固然。
然亦無意中國，有時為害者，中國之人誘而緻之也。
洪武初，方張二僞既平，餘黨未誅者悉亡命入海，糾日本人入寇，以故爾時倭患最多，雖信國備海，築沿海五十九城，莫能弭也。
太祖招蜒戶島人漁丁賈豎盡籍為兵，海上惡少皆得衣食縣官，而方張餘黨亦老且死，沿海諸郡稍得休息。
然而華人習知海夷金寶之饒，番人亦習海口道裡遠近曲折，解構之奸，由此而生。
宣宗許其貢市，限以貢期，約以人數，凡貢不如期，人船逾數，卻而不受，或私挾兵器者，即以寇論。
然而夷人得我郵符方物戎器滿載而來，绐官兵以入貢，即不如期，守臣不敢诘，苟幸無事，為請俯順夷情，主客之司亦畫可條奏，但雲後不為例，其實彼此再至，亦複如是，不敢卻、不敢诘也。
雖朝廷以為無事，而夷人所至，肆恣殺掠，已不可禁。
加以世宗時，有市舶中官，颠倒夷使位次，坐其所私之人，于正使上，席間，授以兵器，縱其相殺，戕我備倭将臣，大掠旁海，言官上言，禍起市舶，禮部遂請罷市舶，不知所當罷者，乃市舶太監，非市舶也。
市舶之利，在中國數世，亦如東之馬市、西之茶市，所以通華夷之情，遷有無之貨，收徽稅之利，使歸于上，減戍守之費以寬民力。
又以禁海賈、抑奸商，使無向導之憂，自市舶罷，而諸弊悉出，諸法盡壤。
外交内诇，幾無甯日。
海舶一至，奸商闌入其貨，不肯與直，夷人無如之何，不得已而投貴官之家，久之，貴官亦不償直，夷人乏食，不得已而為盜。
貴官利其亟去，辄為危言以撼有司，趣兵讨盜，實毆之也。
及兵将出，又漏言番人，且為好語啖之以沒前貨而市後恩，由是夷人又最恨貴官，而思掠其赀，相與盤踞海岸，徘徊觀望，内之兇徒逸囚猾吏黠僧及失職不得志，群不逞者，皆為之羽翼，攻城掠邑，劫庫縱囚，無不滿志矣。
加以朝廷之上出師命将用舍非人，賞罰不衷，戮力用命者往往得罪，奸貪敗衂者率皆漏網，是以兵出無功，禍久不解，數郡蕭條，瀛壖坵墟，夷人久亦飽肉揚帆而去，叫呼嘯聚者，十有八九當中土奸人，雖時複剿撫，莫能殄絕。
晚年海濱稍靖，而中州沸擾矣。
要荒五 南方之夷，連涉荊交之區，布濩巴庸之外，無教令等威之制，無宮室服用器業之資，生理既不足系其心，地險又可容其惡，是以樂縱恣而安悖亂。
然而性多荒惰，暗于事機，雖則易合，亦複易離，此其兇勇校算，薄于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焉。
秦時亦有郡縣其地者，至漢興而道閉。
高祖太宗不以介意，武帝以後往往用兵，雖時有勝敗，然卒取而有之，不惟隸乎象胥，亦且歸于職方，以其勢弱故也，得之不足彰威，滅之适以明忍。
善哉昔人之言曰，蠻類雖人，宜鳥獸畜之。
其小啁啾抵觸，驅而遠之耳。
若必擾伏制馭，使戾其天性，噪呼咆哮，駭起而奔突，乃欲追捕窮讨，則散漫山林，我敝而彼逸，非勝算也。
禦之之道，曰德曰威，曰廉曰信，當其無事，宜佚蕩簡易，寬小過，持大綱，正其疆域，不使鄰境相争；陳其宗庶，不使襲替相訟；别其區宇，不敢強弱相兼。
而又免其餞谷之輸，寬其方物之獻，或有蟊讧，則乘其未滋，霆沖電激，指的而中之，勿使疽食浸淫，此攻心伐謀之大略也。
漢武開拓三方，皆非吊伐之師，總欲利彼土地、私其奇玩，而南越之端尤為無罪，且因淫夫以蠱他國之母，更為中華羞。
唐宋之君，必恥而弗為也。
考其歲月，乃在衛霍絕幕、馬死大半之後，勢必不能得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