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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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昏禮篇》正先配而後祖。
然則鄭人昏禮，先配後祖；陳人昏禮，先祖後配也。
果周公所制之禮頒行天下，不應陳人獨不知；即不知，亦不當反以此為譏也。
王穆後崩，太子壽卒，晉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
”今《喪服篇》為妻期年。
叔向博通古今，楚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果周公所制之禮，叔向何容不知！叔向不知，天下之人又誰知之！蓋古者父、母、妻、長子，其體略同，又皆主人自主喪：妻之子為母三年，長子之子為父三年，故主喪者亦三年、其後蓋以婦人之故，不欲以大喪行之，故減而為期；其子亦降為期。
故《喪服篇》“父在為母期”，為是故也。
說者拘於此篇為周公所制，乃曲為之說，謂“天子絕期，故改而為三年”。
夫位尊則服降，尊尊也，重正統也；今以絕期之故，反改期為三年，以尊故而加服，豈不倒行逆施矣乎！《記》曰：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
”是《士喪禮》之文於孔子也。
以一反三，則他篇亦必非周公之筆。
蓋自周衰，禮樂散佚，聖賢采列國之文獻，參互考訂。
故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樂既有之，禮亦宜然。
故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然今《士喪禮篇》亦未必即孔子之所書。
司馬氏之《史記》，褚先生補之，後漢人續之矣。
劉向之《列女傳》，後漢人續之矣。
許慎之《說文》，徐铉更定之矣。
況於秦火以前，安能必其為當日之原本！猶不敢必為孔子之書，況欲笃信其為周公之書乎！惟是此書周密詳備，學者藉是可以考經傳之遺文，可以識三代之聲名文物，而聖人之大經大法亦於是焉可以得之，如是而已。
儒者必欲執為周公之制，遂使世之人疑古禮之斷不可複行於後世，而是今非古者接踵而起；儒者亦不得不分其咎也。
故今十七篇之作不載於《周公》之篇，而附論之如此。
△《周官》作於戰國之世 西漢末，《周官》一書出，向、歆之徒皆崇尚之；然猶以為記，未以為經也。
迄東漢末，鄭康成注之，名曰《周禮》，與《禮經》、《戴記》并行，於是世之學者鹹以《周官》為經，且以為周公所作；雖有宋諸大儒，莫不信之不疑。
餘按：此書條理詳備，誠有可觀，然遂以為周公所作，周一代之制，則非也。
九州之内，約方三千餘裡；外盡四海，不過五千裡。
故孟子曰：“海内之地，方千裡者九。
”《記》曰：“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裡。
”《書》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鹹建五長。
”今《周官》封國之制，諸公方五百裡，侯方四百裡，伯三百裡，子二百裡，男百裡；天子邦畿之外，分九畿，畿每面五百裡：通計為方萬裡。
四海之内，安所得如許地而封之，而畿之！今自洛陽東際海，西逾積石而西，亦不過五千馀裡，經傳之文較然可征，《周官》之誣亦已明矣。
國家之建，必本大而末小。
天子於諸侯，君臣也；公、侯、伯、子、男，伯仲也。
故天子之地百諸侯，公侯倍伯，伯倍子男，本末之别也。
今《周官》天子之地僅四諸公，而諸公之地乃二十五倍於男邦，正賈誼所謂“胫大如腰，指大如股”者，豈先王“辨上下，定民志”之大法乎！且春秋時列國吞并之馀，宋、魯猶不過二三百裡，鄭、許猶不過一二百裡，其故墟具在而可按也。
故孟子曰：“今魯，方百裡者五。
”當封國之初必小於是，不大於是，明矣。
魯即今曲阜，若果方四百裡，則曹、邾、滕、薛皆在境内，何容複有此四國乎！《春秋》宣十五年，“初稅畝”。
《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藉。
”又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
”孟子曰：“夏後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是三代取民之制未有過於十一者也。
今《周官》乃雲“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其非周公之法明矣。
孟子曰：“廛無夫裡之布，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為之氓矣。
”是三代正賦之外未有絲毫課於民也。
今《周官》乃雲“宅不毛者有裡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其非周公之法又明矣。
後儒乃曲為之解，謂“戰國時宅雖毛，亦有裡布；民雖有職事，亦有夫家之征。
孟子所謂‘無夫裡之布’者，謂宅毛及民有職事者耳，非謂一概無之也。
”夫不毛無職事而使出夫裡之布，是有夫裡之布乎？是無夫裡之布乎？孟子謂“無夫裡之布”而儒者謂“有夫裡之布”，吾未見其可信也！蓋此書撰於戰國之時，彼固見當時有此法而遂以為其初固然耳，不必強取孟子之言以曲就之也。
《書》雲：“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記》雲：“郊特牲而社稷太牢。
”又雲：“帝牛不吉，以為稷牛。
”又雲：“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
”是古者止有一郊，祭天乃於郊，而祭地則於社也。
今《周官》乃雲“冬至祭天於南郊，夏至祭地於北郊。
”果爾，則周公於洛何以止一郊？即兼祭天地，亦不當同日而郊。
況如此巨典，記禮者尤不應竟無一人知之也。
《春秋》中書“郊”者凡九，皆但書郊，未有書南北郊者。
果有兩郊，不應混而同之。
則其說之出於後人所臆度明矣。
統言之，則曰“朝”；切指之，則曰“觐”。
故《書》曰“群後四朝”；詩曰“君子來朝”；《春秋》曰“公朝於王所”。
觐，猶“見”也。
故書曰“乃日觐四嶽群牧”；《詩》曰“以其介圭，入觐于王”；《春秋傳》曰“王觐為可”；又曰“受策以出，出入三觐”。
朝之外别無所謂觐也。
“遇”者，不期而值之謂，故《春秋》曰“公及宋公遇于清”。
諸侯修歲事於天子，不可謂之遇也。
《書》曰“江漢朝宗于海”，朝即朝廷之朝，宗即宗子之宗；《記》所謂宗人莫之宗”、《史記》所謂“學者宗之”是也。
朝者，君臣之事；宗者，族姓之事。
以人喻水，故謂之“朝宗”；非諸侯于天子又有所謂“宗”者也。
今《周官》之文乃以為“春朝，夏宗，秋觐，冬遇”：經傳有此事乎！有此文乎！蓋撰此書者亦當夫籍去之後，故不得其實而妄以意度之也。
若夫土圭之法，景朝景夕之言，尤為乖謬，蓋景但有長短之殊，并無朝夕之異。
今東去數百裡則日出入先一刻，西去數百裡則日出入後一刻；無論何地，置表待晝漏之半，日莫不在正南：安得有所謂景朝景夕者！此必不通曆法，不遊四方者
然則鄭人昏禮，先配後祖；陳人昏禮，先祖後配也。
果周公所制之禮頒行天下，不應陳人獨不知；即不知，亦不當反以此為譏也。
王穆後崩，太子壽卒，晉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
”今《喪服篇》為妻期年。
叔向博通古今，楚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果周公所制之禮，叔向何容不知！叔向不知，天下之人又誰知之！蓋古者父、母、妻、長子，其體略同，又皆主人自主喪：妻之子為母三年，長子之子為父三年，故主喪者亦三年、其後蓋以婦人之故，不欲以大喪行之，故減而為期；其子亦降為期。
故《喪服篇》“父在為母期”，為是故也。
說者拘於此篇為周公所制，乃曲為之說，謂“天子絕期，故改而為三年”。
夫位尊則服降，尊尊也，重正統也；今以絕期之故，反改期為三年，以尊故而加服，豈不倒行逆施矣乎！《記》曰：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
”是《士喪禮》之文於孔子也。
以一反三，則他篇亦必非周公之筆。
蓋自周衰，禮樂散佚，聖賢采列國之文獻，參互考訂。
故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樂既有之，禮亦宜然。
故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然今《士喪禮篇》亦未必即孔子之所書。
司馬氏之《史記》，褚先生補之，後漢人續之矣。
劉向之《列女傳》，後漢人續之矣。
許慎之《說文》，徐铉更定之矣。
況於秦火以前，安能必其為當日之原本！猶不敢必為孔子之書，況欲笃信其為周公之書乎！惟是此書周密詳備，學者藉是可以考經傳之遺文，可以識三代之聲名文物，而聖人之大經大法亦於是焉可以得之，如是而已。
儒者必欲執為周公之制，遂使世之人疑古禮之斷不可複行於後世，而是今非古者接踵而起；儒者亦不得不分其咎也。
故今十七篇之作不載於《周公》之篇，而附論之如此。
△《周官》作於戰國之世 西漢末，《周官》一書出，向、歆之徒皆崇尚之；然猶以為記，未以為經也。
迄東漢末，鄭康成注之，名曰《周禮》，與《禮經》、《戴記》并行，於是世之學者鹹以《周官》為經，且以為周公所作；雖有宋諸大儒，莫不信之不疑。
餘按：此書條理詳備，誠有可觀，然遂以為周公所作，周一代之制，則非也。
九州之内，約方三千餘裡；外盡四海，不過五千裡。
故孟子曰：“海内之地，方千裡者九。
”《記》曰：“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裡。
”《書》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鹹建五長。
”今《周官》封國之制，諸公方五百裡，侯方四百裡，伯三百裡，子二百裡，男百裡；天子邦畿之外，分九畿，畿每面五百裡：通計為方萬裡。
四海之内，安所得如許地而封之，而畿之！今自洛陽東際海，西逾積石而西，亦不過五千馀裡，經傳之文較然可征，《周官》之誣亦已明矣。
國家之建，必本大而末小。
天子於諸侯，君臣也；公、侯、伯、子、男，伯仲也。
故天子之地百諸侯，公侯倍伯，伯倍子男，本末之别也。
今《周官》天子之地僅四諸公，而諸公之地乃二十五倍於男邦，正賈誼所謂“胫大如腰，指大如股”者，豈先王“辨上下，定民志”之大法乎！且春秋時列國吞并之馀，宋、魯猶不過二三百裡，鄭、許猶不過一二百裡，其故墟具在而可按也。
故孟子曰：“今魯，方百裡者五。
”當封國之初必小於是，不大於是，明矣。
魯即今曲阜，若果方四百裡，則曹、邾、滕、薛皆在境内，何容複有此四國乎！《春秋》宣十五年，“初稅畝”。
《公羊傳》曰：“古者什一而藉。
”又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
”孟子曰：“夏後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是三代取民之制未有過於十一者也。
今《周官》乃雲“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其非周公之法明矣。
孟子曰：“廛無夫裡之布，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為之氓矣。
”是三代正賦之外未有絲毫課於民也。
今《周官》乃雲“宅不毛者有裡布；民無職事者出夫家之征”，其非周公之法又明矣。
後儒乃曲為之解，謂“戰國時宅雖毛，亦有裡布；民雖有職事，亦有夫家之征。
孟子所謂‘無夫裡之布’者，謂宅毛及民有職事者耳，非謂一概無之也。
”夫不毛無職事而使出夫裡之布，是有夫裡之布乎？是無夫裡之布乎？孟子謂“無夫裡之布”而儒者謂“有夫裡之布”，吾未見其可信也！蓋此書撰於戰國之時，彼固見當時有此法而遂以為其初固然耳，不必強取孟子之言以曲就之也。
《書》雲：“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記》雲：“郊特牲而社稷太牢。
”又雲：“帝牛不吉，以為稷牛。
”又雲：“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
”是古者止有一郊，祭天乃於郊，而祭地則於社也。
今《周官》乃雲“冬至祭天於南郊，夏至祭地於北郊。
”果爾，則周公於洛何以止一郊？即兼祭天地，亦不當同日而郊。
況如此巨典，記禮者尤不應竟無一人知之也。
《春秋》中書“郊”者凡九，皆但書郊，未有書南北郊者。
果有兩郊，不應混而同之。
則其說之出於後人所臆度明矣。
統言之，則曰“朝”；切指之，則曰“觐”。
故《書》曰“群後四朝”；詩曰“君子來朝”；《春秋》曰“公朝於王所”。
觐，猶“見”也。
故書曰“乃日觐四嶽群牧”；《詩》曰“以其介圭，入觐于王”；《春秋傳》曰“王觐為可”；又曰“受策以出，出入三觐”。
朝之外别無所謂觐也。
“遇”者，不期而值之謂，故《春秋》曰“公及宋公遇于清”。
諸侯修歲事於天子，不可謂之遇也。
《書》曰“江漢朝宗于海”，朝即朝廷之朝，宗即宗子之宗；《記》所謂宗人莫之宗”、《史記》所謂“學者宗之”是也。
朝者，君臣之事；宗者，族姓之事。
以人喻水，故謂之“朝宗”；非諸侯于天子又有所謂“宗”者也。
今《周官》之文乃以為“春朝，夏宗，秋觐，冬遇”：經傳有此事乎！有此文乎！蓋撰此書者亦當夫籍去之後，故不得其實而妄以意度之也。
若夫土圭之法，景朝景夕之言，尤為乖謬，蓋景但有長短之殊，并無朝夕之異。
今東去數百裡則日出入先一刻，西去數百裡則日出入後一刻；無論何地，置表待晝漏之半，日莫不在正南：安得有所謂景朝景夕者！此必不通曆法，不遊四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