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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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有蘇忿生、史佚，而畢、榮皆不甚顯；畢公雖見於《逸周書》，而與衛叔、毛叔同舉，何所見十人之必為畢、榮而無他人者？既無明文，不如缺之為是。
【附錄】“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長王國。
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書立政》） 【補】“有攸不為臣，東征。
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
”（《孟子》） △“東征”非伐纣 按：此文雲“有攸不為臣”，則非伐纣之事明矣；纣安能為周之臣哉！《僞武成篇》采此文於武王伐纣之時而又患其不合，乃删其首句及末句“臣”字以求合於其事。
若然，則《孟子》何故增此數字，使其文理不通乎？至引《泰誓》之文，特以證“取殘”之意，原不必即為此事；況《泰誓》既亡，安知當日之非追述往事邪？自武王即位至伐纣凡十一年，其間豈能絕無征伐，故《史記》有觀兵之文，而金仁山以戡黎為武王之事。
此或即《書》之“戡黎”，或即《史》之“觀兵”，均未可知；要之當在伐纣之前。
故次之於此。
【備覽】“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
”（《史記周本紀》） 【備覽】“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
’乃還師歸。
”（同上） 此與“東征”未知為一事，為兩事；姑附次於此。
△觀兵與伐纣之年 《僞孔傳》以伐纣為十三年，而《序》之“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為觀兵於孟津。
《蔡傳》駁之雲：“十一年者，十三年之誤也，《序》本依仿《經》文，無所發明；偶‘三’誤而為‘一’，漢孔氏遂以為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纣。
武王觀兵，是以臣脅君也。
張子曰：‘此事間不容發：一日而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而命絕，則為獨夫。
’豈有觀兵二年而後始伐之哉！司馬遷作《周本紀》，因亦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纣。
訛謬相承，展轉左驗，遂使武王蒙數千百年脅君之惡。
一字之誤，其流害乃至於此哉！”餘按：《僞孔傳》以一事而誤分兩年，故以《序》之十一年伐殷為觀兵。
《蔡傳》駁之，當矣；然謂武王未嘗觀兵，謂《史記》承孔氏之訛謬亦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纣，則猶未免於考之未詳而論之未審也。
《史記》雲：“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於盟津。
”是觀兵自在九年，不在十一年，非以伐殷而觀兵也。
《史記》雲：“居二年，聞纣昏亂暴虐滋甚，乃東伐纣。
”是伐殷元在十一年，不在十三年，非以《序》之十一年伐殷為觀兵也。
以伐纣為在十三年者，乃《漢志》所載劉歆《三統曆》之說；撰《僞泰誓經傳》者因之，故以《序》之“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為觀兵，其說與《史記》正相悖。
蔡氏不詳閱《史記》本文，乃謂《史記》亦言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纣，疏矣！不知《僞泰誓》之十三年乃襲《三統》之誤，而反謂《史記》之觀兵為襲《僞孔傳》之誤，抑又慎矣！孟子曰：“有攸不為臣，東征。
”而說者亦或謂戡黎為武王事。
然則武王未伐纣前十年之中不無用兵之事，或河、洛間有諸侯無道者，武王伐之，因而會於孟津，此固理之所有；不得遂以觀兵為伐纣也，不得因武王之先二年未嘗伐纣遂謂武王先二年亦不應觀兵也。
猶是商與周也，猶是纣與武王也，苟先二年觀兵即為脅君，則後二年伐纣安在遂得為無過乎！況《史記》言“諸侯皆曰‘纣可伐’，武王曰‘未可’”，則是此舉乃武王不伐纣之明證，正得聖人之心，而何謬之有哉！故今删節其文而仍存之，以見武王不忍伐商之至德。
十一年之非誤，《三統》謂在十三年之謬，說并見後《伐殷訪範條》下。
當日命絕之非是，詳見後《甲子條》下。
△辨白魚赤烏之說 《尚書大傳》雲：“太子發升于舟；中流，白魚入于舟中；跪取，出以燎。
群公鹹曰：‘休哉！休哉！’有火流於王屋，化為赤烏三足。
武王喜，諸大夫皆喜。
周公曰：‘茂哉！茂哉！’”《史記周本紀》雲：“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
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
既渡，有火自土複于下，至於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雲。
”餘按：孟津，河津，河南河北皆可謂之孟津（今孟津縣在河南岸）；武王既自孟津還師，必不渡河而北，複渡河而南也。
白魚赤烏，其事荒誕不經，君子之所不道。
蓋漢人尚谶緯，是以其言如是；《大傳》、《本紀》不知其謬而誤采之耳。
且伐商之役，武王即位久矣，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武王安得變而稱“太子發”也哉！果稱“太子”，《牧誓篇》中何以又稱為“王曰”也？故今并不錄。
【附論】“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論語泰伯篇》） △“至德”不專屬文王 《注》采範氏言雲：“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
”餘按：孔子但言“周之德”，未嘗言文王之德也。
“周”也者，文、武之統稱，何由而知其專屬文王？況上文所記者武王之言，則以為論武而兼文也可；若以為論文而删武，則上下之文不相屬矣。
範氏之意，但以武王嘗伐商，故改而屬之文王，以曲入武王之罪耳。
不知武王牧野以前，其不忍伐商而服事之心初與文王不異；而孔子之言亦非謂纣之終不可伐也，但謂其勢足以代商而不革命，必待纣惡既盈，萬不得已，然後伐之為“至德”耳。
奈何反以伐商罪周也哉！嗟夫，孔子斥臧文仲不仁不知，而宋儒曰“數其事而責之，其所善者多也”；孔子稱子産有君子之道，而宋儒曰“數其事而稱之，猶有所未至也”；孔子稱周德至，而宋儒曰“以至德稱周者，以伐商罪周也”；凡孔于之所褒務貶之，所貶務褒之，以此為尊信聖人，吾不信也！故今以“服事”之文系之文王伐崇作豐以後，“至德”之論系之武王觀兵還師之時，以見自作豐至此，無時非不忍伐商之心，庶不至歧文、武而兩視之也。
說并詳後《甲子條》下。
△“三分”以下不可斷為一章 朱子《集注》此章末雲：“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别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一章。
”餘按：此章本通論周事：上節論周之才，此節論周之德，皆兼文、武言之。
《書》雲：“武王維茲四人，尚迪有祿。
”則武王之臣大半皆文王所遺，十人至武王時始備耳。
其章首記武王言者，但為後文“九人而已”張本；因有“唐、虞之際”一語，故并記舜五臣；正如《左傳》記宋攻蕩氏事，先稱“二華，戴族；司城，莊族；六官，桓族”，不過為後魚府“是無桓氏”一語張本耳。
其實孔子自專論周事，非泛論古今人才，故曰“於斯為盛”，不曰“於周為盛”；不得因章首記舜武王之臣，遂割上節屬之，而此又别為一章也，亦不得謂上節自論武王而此自論文王也。
【補】“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
”（《逸書武成》） △辨使人候殷之說 《呂氏春秋》雲：“武王使人候殷；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讒慝勝良。
’武王曰：‘尚未也。
’又複往；反報曰：‘賢者出走
【附錄】“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長王國。
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書立政》） 【補】“有攸不為臣，東征。
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
”（《孟子》） △“東征”非伐纣 按：此文雲“有攸不為臣”，則非伐纣之事明矣；纣安能為周之臣哉！《僞武成篇》采此文於武王伐纣之時而又患其不合，乃删其首句及末句“臣”字以求合於其事。
若然，則《孟子》何故增此數字，使其文理不通乎？至引《泰誓》之文，特以證“取殘”之意，原不必即為此事；況《泰誓》既亡，安知當日之非追述往事邪？自武王即位至伐纣凡十一年，其間豈能絕無征伐，故《史記》有觀兵之文，而金仁山以戡黎為武王之事。
此或即《書》之“戡黎”，或即《史》之“觀兵”，均未可知；要之當在伐纣之前。
故次之於此。
【備覽】“九年，武王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
”（《史記周本紀》） 【備覽】“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
’乃還師歸。
”（同上） 此與“東征”未知為一事，為兩事；姑附次於此。
△觀兵與伐纣之年 《僞孔傳》以伐纣為十三年，而《序》之“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為觀兵於孟津。
《蔡傳》駁之雲：“十一年者，十三年之誤也，《序》本依仿《經》文，無所發明；偶‘三’誤而為‘一’，漢孔氏遂以為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纣。
武王觀兵，是以臣脅君也。
張子曰：‘此事間不容發：一日而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而命絕，則為獨夫。
’豈有觀兵二年而後始伐之哉！司馬遷作《周本紀》，因亦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纣。
訛謬相承，展轉左驗，遂使武王蒙數千百年脅君之惡。
一字之誤，其流害乃至於此哉！”餘按：《僞孔傳》以一事而誤分兩年，故以《序》之十一年伐殷為觀兵。
《蔡傳》駁之，當矣；然謂武王未嘗觀兵，謂《史記》承孔氏之訛謬亦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纣，則猶未免於考之未詳而論之未審也。
《史記》雲：“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於盟津。
”是觀兵自在九年，不在十一年，非以伐殷而觀兵也。
《史記》雲：“居二年，聞纣昏亂暴虐滋甚，乃東伐纣。
”是伐殷元在十一年，不在十三年，非以《序》之十一年伐殷為觀兵也。
以伐纣為在十三年者，乃《漢志》所載劉歆《三統曆》之說；撰《僞泰誓經傳》者因之，故以《序》之“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為觀兵，其說與《史記》正相悖。
蔡氏不詳閱《史記》本文，乃謂《史記》亦言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纣，疏矣！不知《僞泰誓》之十三年乃襲《三統》之誤，而反謂《史記》之觀兵為襲《僞孔傳》之誤，抑又慎矣！孟子曰：“有攸不為臣，東征。
”而說者亦或謂戡黎為武王事。
然則武王未伐纣前十年之中不無用兵之事，或河、洛間有諸侯無道者，武王伐之，因而會於孟津，此固理之所有；不得遂以觀兵為伐纣也，不得因武王之先二年未嘗伐纣遂謂武王先二年亦不應觀兵也。
猶是商與周也，猶是纣與武王也，苟先二年觀兵即為脅君，則後二年伐纣安在遂得為無過乎！況《史記》言“諸侯皆曰‘纣可伐’，武王曰‘未可’”，則是此舉乃武王不伐纣之明證，正得聖人之心，而何謬之有哉！故今删節其文而仍存之，以見武王不忍伐商之至德。
十一年之非誤，《三統》謂在十三年之謬，說并見後《伐殷訪範條》下。
當日命絕之非是，詳見後《甲子條》下。
△辨白魚赤烏之說 《尚書大傳》雲：“太子發升于舟；中流，白魚入于舟中；跪取，出以燎。
群公鹹曰：‘休哉！休哉！’有火流於王屋，化為赤烏三足。
武王喜，諸大夫皆喜。
周公曰：‘茂哉！茂哉！’”《史記周本紀》雲：“為文王木主，載以車，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
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
既渡，有火自土複于下，至於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雲。
”餘按：孟津，河津，河南河北皆可謂之孟津（今孟津縣在河南岸）；武王既自孟津還師，必不渡河而北，複渡河而南也。
白魚赤烏，其事荒誕不經，君子之所不道。
蓋漢人尚谶緯，是以其言如是；《大傳》、《本紀》不知其謬而誤采之耳。
且伐商之役，武王即位久矣，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武王安得變而稱“太子發”也哉！果稱“太子”，《牧誓篇》中何以又稱為“王曰”也？故今并不錄。
【附論】“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論語泰伯篇》） △“至德”不專屬文王 《注》采範氏言雲：“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與泰伯皆以‘至德’稱之，其旨微矣。
”餘按：孔子但言“周之德”，未嘗言文王之德也。
“周”也者，文、武之統稱，何由而知其專屬文王？況上文所記者武王之言，則以為論武而兼文也可；若以為論文而删武，則上下之文不相屬矣。
範氏之意，但以武王嘗伐商，故改而屬之文王，以曲入武王之罪耳。
不知武王牧野以前，其不忍伐商而服事之心初與文王不異；而孔子之言亦非謂纣之終不可伐也，但謂其勢足以代商而不革命，必待纣惡既盈，萬不得已，然後伐之為“至德”耳。
奈何反以伐商罪周也哉！嗟夫，孔子斥臧文仲不仁不知，而宋儒曰“數其事而責之，其所善者多也”；孔子稱子産有君子之道，而宋儒曰“數其事而稱之，猶有所未至也”；孔子稱周德至，而宋儒曰“以至德稱周者，以伐商罪周也”；凡孔于之所褒務貶之，所貶務褒之，以此為尊信聖人，吾不信也！故今以“服事”之文系之文王伐崇作豐以後，“至德”之論系之武王觀兵還師之時，以見自作豐至此，無時非不忍伐商之心，庶不至歧文、武而兩視之也。
說并詳後《甲子條》下。
△“三分”以下不可斷為一章 朱子《集注》此章末雲：“或曰，宜斷‘三分’以下，别以‘孔子曰’起之，而自為一章。
”餘按：此章本通論周事：上節論周之才，此節論周之德，皆兼文、武言之。
《書》雲：“武王維茲四人，尚迪有祿。
”則武王之臣大半皆文王所遺，十人至武王時始備耳。
其章首記武王言者，但為後文“九人而已”張本；因有“唐、虞之際”一語，故并記舜五臣；正如《左傳》記宋攻蕩氏事，先稱“二華，戴族；司城，莊族；六官，桓族”，不過為後魚府“是無桓氏”一語張本耳。
其實孔子自專論周事，非泛論古今人才，故曰“於斯為盛”，不曰“於周為盛”；不得因章首記舜武王之臣，遂割上節屬之，而此又别為一章也，亦不得謂上節自論武王而此自論文王也。
【補】“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
”（《逸書武成》） △辨使人候殷之說 《呂氏春秋》雲：“武王使人候殷；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讒慝勝良。
’武王曰：‘尚未也。
’又複往；反報曰：‘賢者出走